法家思想批評
○梁啓超
政治習慣不養成，政治道德不確立，雖有冠冕世界之良憲法，猶廢紙也。此非所謂“法不能獨立”, “有良法而亂”者耶。
法家之論治也，頗有似今日軍閥官僚反對民治主義者之所云，今語軍閥官僚以民治，彼輩輒曰“國民程度不足”，蓋法家之言亦曰：“民智之不可用也，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韓非子·顯學篇》）
此其言易嘗不含一面真理。雖然，民果皆嬰兒乎？果常嬰兒乎？使民果皆嬰兒也，須知人類不甚相遠，同時代同環境之人尤不能相遠。民既嬰兒，則爲民立法之人亦嬰兒，何以見彼嬰兒之智必有以愈於此嬰兒，彼立法而此不容議也。使民果常嬰兒也，則政治之用，可謂全虛。彼宗立喻，謂嬰兒“不知犯苦以致利”，故有賴其母，母之所以“利”此子者，豈不曰致之於成人乎哉。使永爲嬰兒，亦奚貴乎有母，彼宗抑曾思械嬰兒之足勿使學步者，此兒雖成人亦將不能行；鉗嬰兒之口勿使出話者，此兒雖成人亦將不能語也。要而論之，彼宗以治者與被治者爲畫然不同類之兩階級，謂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從性惡立論而並不貫徹）殊不知良政治之實現，乃在全人類各個人格之交感共動互發而駢進。故治者同時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時即治者。而慈母嬰兒，實非確喻也。此中消息，
惟儒家能窺見，而法家則失之遠矣。
法家之以權衡尺寸喻法而以被量度之物喻被治之人也，彼忘卻被量度之物不能自動而被治之人能自動也。使吾儕方以尺量布，而其布忽能自伸自縮，則吾尺將無所施，夫人正猶是也。
故儒家難之曰：“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同懸）者，所以爲平也。……乘是而後險，……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君道篇》）又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董仲舒傳》）
此將彼宗之“機械主義”辭而闢之，可謂一語破的。法家等人於機械，故謂以“械數”的法馭之，則如物之無遁形，曾不思人固與物異其情也。束縛而馳驟之，則驅之於“免而無恥”而已。故荀子又曰：“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君道篇》）又曰：“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篇》）
此正以人治之矛，陷法治之盾也。而吾儕則以其說爲至當而不可易也。如曰不然，試看有約法之中華民國，其政象何如？借曰約法不良。則試揣度制定最良之憲法後，其政象又何如？政治習慣不養成，政治道德不確立，雖有冠冕世界之良憲法，猶廢紙也。此非所謂“法不能獨立”, “有良法而亂”者耶。故
吾儕若作極端究竟談，仍歸結於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勉爲中庸之說，則亦不過如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彼宗所謂“以法治國則舉而措之而已”者，稍有常識，當知其不然矣。
不特此也，就令人人不作弊於法之中，人人能奉法爲神聖以相檢制，而其去治道也猶遠。蓋法治最高成績，不外“齊一其民”，不外“壹同天下之義”。其結果則如陶之治埴，千器萬器，同肖一型，個人之個性，爲國家吞滅淨盡。如謂國家爲死物也，則更何說。若承認國家爲一生機體，而謂組成機體之分子可以剝奪其個性而無損於機體生存之活力，吾未之前聞。法家言最大之流毒，實在此一點，儒家惟有見於此，故其政治目的，在“能盡人之性”。（《中庸》）在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在使：“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
吾願更取儒家最精深博大之語反覆樂道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若以應用於政治，則吾亦曰：“人能製法非法制人”而已矣。
要而論之，儒家以活的動的生機的唯心的人生觀爲立腳點，其政治論當然歸宿於仁治主義——即人治主義。法家以道家之死的靜的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爲立腳點，其政治論當然歸宿於法治主義——即物治主義。兩家孰優孰劣，以吾儕觀之，蓋不煩言而決也。
（選自《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