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個人崇拜，佈置學習著作
在成爲黨的主要領袖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反對過分頌揚個人，反對個人崇拜的。1943年4月22日，致信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針對黨內同志要給他做壽，並提出宣傳思想的事情，指示說：生日決心不做，做生日太多，會生出不良影響。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1945年4月，在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一再表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爲黨。”在七大上，還說道：我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學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新中國成立之初，1950年5月20日，瀋陽市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銅像。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同年9月20日，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要修理故居。去信說：“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爲至要。”同年10月27日，北京市要在前鑄造銅像，也立即批示：“不要這樣。”
1956年4月，針對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認爲，中國黨內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建立健全羣衆路線、集體領導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個人、個人崇拜的現象在中國黨內出現。同年9月，八大修改黨章，沒有再提“思想”，這是自己作出的決定。
但是，在1956年和1957年經濟工作中冒進與反冒進的過程中，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堅持從經濟規律出發，大力壓縮基本建設指標。爲了遏制冒進，在不在北京期間，中央曾召開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以中央集體決定的形式通過經濟建設反冒進方針。對此，堅持“躍進”的很有意見，認爲黨內的一些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敢於向他提異議，反對他的“躍進”主張，就是因爲反對個人崇拜而損害了他的個人權威。
或許，彭德懷提出的關於唱《東方紅》問題的建議，也使產生了某些想法。原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前來我國訪問時，在歡迎會上演出節目，總是先唱“斯大林頌”，接着再唱《東方紅》，再唱來訪國家的有關領袖頌歌。赫魯曉夫上臺後，1956年大批斯大林個人崇拜，爲了照顧中蘇關係，不再唱“斯大林頌”，彭德懷考慮到《東方紅》歌詞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與《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有矛盾，所以在主持的會議上和主持的會議上，建議在歡迎兄弟國家來訪演出中，各國領袖的頌歌都不唱了，乾脆連《東方紅》也不唱了。這樣，不但維護了我黨對斯大林的估價，也表示了謙虛樸素作風，與不送禮、不做壽、不以人名做地名，有同樣的意義。
1958年3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有各省和中央有關各部負責人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批評反冒進的同時，也談了個人崇拜問題。說：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爲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爲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很顯然，這時的已經放棄反對個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賞起個人崇拜了。
1961年，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進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強調反對個人崇拜。這使擔心中國會出現赫魯曉夫，擔心中國會重演蘇共二十大的事變。1963年6月，主持制定《關於國際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闡述道：近幾年以來，有些人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羣衆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
1964年秋，赫魯曉夫遭遇“克里姆林宮政變”，被迫下臺，老友、美國記者斯諾曾經問：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回答斯諾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爲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
從這裡可以看出，開始欣賞個人崇拜和主張搞一些個人崇拜。《語錄》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在的推動下，編輯出版和風行全國的。
1959年廬山會議後，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以後，首先在全軍掀起了學習著作的運動。
廬山會議之後不久，1959年9月份，剛剛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在全軍高級幹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學習著作的“捷徑論”。講道：“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那麼多，裡面有許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讀同志的著作。”1960年3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有許多警句你們要把它背下來……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下來，腦子裡就是要記住那麼幾條……1961年1月，在關於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實用主義的學習著作的方法。他說：學習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學習思想，一定要立竿見影，就是要用思想之‘矢’，來射部隊實際之‘的’”。在的倡導下，從部隊開始，全國逐漸掀起了“活學活用”思想的熱潮。
在軍隊大權在握，頻繁地對《解放軍報》發出指示，利用軍報爲個人崇拜大造輿論。1961年4月，在北京部隊某部視察時指示：爲了使戰士學得更好，要從著作中選擇一些適合戰士學習的文章印成選本，讓戰士們學習。爲了使戰士在各個時期、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思想指導，《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有關語錄。
在的大力推動下，《語錄》已經呼之欲出了。
二、《語錄》應運而生
有了的明確指示，從1961年5月1日起，《解放軍報》在報眼位置開始天天刊登從公開出版的著作中摘編的“語錄”。
在全軍學習著作的熱潮中，“語錄”的刊發，受到部隊幹部戰士的熱烈歡迎。當時軍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直接學習的原著很困難。《解放軍報》摘編刊登的語錄，都是一條一條的，戰士們一看就懂，一講就明白，即容易背誦，也容易引用，免去了學習長篇大論原著之苦。
對《解放軍報》的語錄登報做法很滿意。1961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說：“《解放軍報》上天天有的語錄，編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導員難解決問題，不過不要多，而要好。”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講：《解放軍報》經常按照當時的需要，把的語言摘出一部分登出來，底下也表示歡迎。
在的鼓勵下，《解放軍報》在爲報紙選登語錄的基礎上，又時常結合有關任務，彙編的有關論述，大篇幅地在報紙上集中發表。如1961年的《論調查研究》、《論政策》和《同志論理論聯繫實際》等的專題語錄彙編，後來又發表了《同志論領導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當時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解放軍報》語錄宣傳小結上曾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
在這種情況下，1963年12月20日，在總政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解放軍報》向總政治部提出編輯一本《語錄》下發全軍學習的建議。這個建議立即得到批准，並要求《解放軍報》立即將《語錄》編出，作爲會議文件下發，在會議結束前徵求各位代表對《語錄》的意見。
《解放軍報》接受任務後，立即組織力量，爭分奪秒，夜以繼日地苦幹。編輯人員住在報社裡，採取編一個專題，發排一個專題，排一個專題，校一個專題的辦法，爭時間，搶速度。最後，編輯人員乾脆搬到印刷廠裡辦公，一邊編，一邊排，一邊校，一邊印。
經過編輯人員和印刷人員的緊張搶編搶印，1964年1月5日，《語錄》徵求意見本出版，及時發到了正在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代表手中。
這個《語錄》，16開本，23個專題，選編語錄200條，題名爲“語錄200條”。
經過討論，與會代表們除了提出增補意見外，還建議迅速印發部隊。
隨即，《解放軍報》社根據代表們的意見，花了5天時間對《語錄200條》進行了增補題名改爲“語錄”，仍爲16開本，設25個專題，收語錄267條。1月10日，增補後的《語錄》重新印發給與會代表，並同時下發給部隊學習著作先進分子和先進單位徵求意見。不久，經過修訂，增加到30個專題。
當時，全黨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解放軍報》的《語錄》編輯組認爲沒有一個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是學不好的，因此，決定《語錄》再版時增設一個“學習”專題。同時，編輯組採納鄧穎超同志提出設“婦女”專題的意見，增設了“婦女”專題。另外，根據《選集》第四卷有關內容，增加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專題。這樣，準備再版的《語錄》，由30個專題增加到33個專題，所收語錄也由原來的355條增到433條。
1965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開會，集體討論審議《語錄》再版本。經討論，會議對“前言”和全書的33個專題的設立一致通過，內容僅刪去了6條語錄，定爲427條，共8800字。
之後，總政領導決定將這本修改後的《語錄》在部隊內部發行，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軍報爲此還發了消息。
同時，爲了部隊指戰員攜帶方便，還決定將《語錄》改爲52開本，這也是最早的小開本《語錄》。
三、的“題詞”和的“前言”
1964年版《語錄》出版前，編輯組建議請主持軍委工作的爲《語錄》題詞，並且提出最好寫雷鋒自勉用的幾句話：“讀的書，聽的話，照的指示辦事，做的好戰士。”
軍報領導接受了建議，並把這四句話抄轉給。很快寫好，轉了下來。但當編輯組拿到題詞後，發現只寫了前三句，最後一句“做的好戰士”沒寫。編輯組當即找到軍報辦公室秘書，請他給林辦打電話詢問。電話是葉羣接的，葉羣回答說：“林總寫的時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沒吭氣，想必他有他的考慮，不必再問他了，就用三句話好了。”
於是，編輯組就把這少了一句話的題詞發送工廠製版。
題詞除了少寫了一句話外，“”字還多了一點兒，寫成了“口斥”。《語錄》發到部隊以後，羣衆多次來信提意見，在1965年《語錄》再版時才作了技術處理，把那個點去掉了。
按出版慣例，《語錄》還應該有個前言。前言由編輯組起草，經過報社領導審定，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1964年下半年，《語錄》決定再版後，爲了進一步改進《語錄》選編內容，切合部隊的需要，編輯組下部隊徵求意見。
在徵求意見中，有的部隊基層幹部提出：《語錄》是宣傳思想的，“前言”應該有對思想的論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段論述加進去。
於是，經報社領導同意，再版前言把軍委擴大會議決議中的有關思想的論述加在了“前言”的開頭：
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同志不但規定了我軍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規定了我軍建設唯一正確的路線。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的經驗，我們黨的理論，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思想裡。……
這個“前言”經過總政和羅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語錄》的“前言”。署名仍是“總政治部”。
“**”開始以後，《語錄》編輯組又陸續收到許多不同意見，認爲對和思想的提法應該根據1966年8月1日—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提法重新改寫。
爲此，在語錄內容不動的情況下，依據當時文件和報刊上反覆宣揚的關於“學習著作，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言論及提法，對“前言”進行了修改，並由羅瑞卿召集報社領導集體修改定稿，經上報總政和軍委同意，修改後的前言署名由原來的“總政治部”改爲署名“”。
1966年12月16日，署名“”的《語錄》再版前言，刊登在全國各個報紙上。
四、全國變成“紅海洋”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語錄》印成52開本下發部隊，開始發放範圍是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但很快下面反映上來，強烈要求發到每一個戰士。
1964年12月29日，明確指示：“語錄本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着看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發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有了這個明確指示，軍內大批印製《語錄》，很快達到了全軍人手一冊。
《語錄》下發部隊以後，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各地、各部門紛紛通過電話、電報、書信來要，有的來人聯繫購買，最後乾脆要求代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