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到三輪後不久，我正式加入了一個小組，小組的工作區域在土橋地鐵站以南的頤瑞東里一帶，我負責其中的高樓金、新城樂居兩個小區，還有旁邊的環球影視城工地。這個封閉工地的面積非常大，我從網上查到有四平方公里，全部被圍牆圍了起來，設有二十多個出入大門，我只負責羣芳南街南側、新城樂居對面的三號大門。
三號大門的快件不多，平均下來每天就十幾個，但很不容易送出。因爲我不能進入工地，只能在門外等候，這裡又沒有快遞櫃，門衛也不代收，工地裡分許多標段，不同標段有不同的施工單位，門衛和他們不屬一個系統。很多收件人沒有車，走路出來取件要二十多分鐘，而且他們經常拖拖拉拉——起碼在我看來他們相當拖拉。也有的人確實在忙，沒法撂下手裡的活兒。比如有個開塔吊的，經常在網上購物，我給他打電話時，他就抱歉地說，他正在高空作業，現在出不去，快件明天再送來吧。可是明天他還是在高空作業，於是又改爲後天。像這樣的快件得去幾次才能送出。儘管如此，也沒有澆滅他的購物熱情。到了夏天，我把三輪停在三號大門外，片刻鐵皮就曬得燙手了，等打完十幾個電話，我往往已經汗流浹背。我一般每天去兩趟，經常得等大半個小時。有的人遲遲不出來，我就反覆打電話催。他們說快了快了，其實只是緩兵之計，並不是真的快了。有時我都走了一個多小時，他們纔回我電話：“我已經出來了呀，怎麼沒看見你？”
高樓金是我每天的第一站，早上我從站點出發，到高樓金大約要花二十分鐘。這是個回遷安置小區，住戶裡有一半是回遷的本地農民。進了小區大門後，右前方有一塊五米寬、三米高的大屏幕，每天早上我開着三輪進去時，屏幕上正好在播放早間新聞，這大概是繼承了從前農村放露天電影的習俗。碰到村裡有人去世時，家屬會在小區外搭一個臨時的靈堂供親友弔唁。靈堂是彩色的，而不是像我認爲的那樣是黑白的；用可拆裝鐵架支撐，覆上防水帆布，整體有三四十米長，三米左右高，四米左右寬，出入的一邊還有檐柱牌樓——當然也都是可拆裝式的。第一次看見這種靈堂時，我還以爲是哪個家電品牌在做促銷活動。
高樓金總共有16棟樓，其中1號樓到7號樓住的是回遷村民，8號樓到16號樓是外來的租客。回遷樓的快件都很好送，他們是本地人，白天有老人在家，即便碰到外出買菜，快件也可以放在門邊或水電井裡。因爲村民們彼此熟識，鄰里間會互相關照，連貼小廣告的都不敢上去，怕被樓裡的老人逮住。相對地，租客住的幾棟樓就魚龍混雜，他們大多是北漂的年輕人，有的還是合租戶，白天都去上班後，屋裡就沒有人了。住戶之間彼此不認識，樓裡進出的陌生人也多，快件很容易丟失。我剛到高樓金的時候，同組的一個同事就讓我送8號樓到16號樓，他自己送1號樓到7號樓。於是我每天送半個高樓金、一個新城樂居，加影視城工地，三個分開的地方來回跑，經常疲於奔命、氣急敗壞。
漸漸地，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裡。我發現小區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剛來的時候，誰都是從最爛的小區送起，有的人因此走了，有的人沒走。沒走的人可能會換到好一點兒的小區，最後得到好送的小區的人會長久留下來，剩下不好送的小區就讓新人去送。新人剛來時一般都不會太計較，但逐漸地就會察覺到其中的不公平。這種心態的轉變一般只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短。假如遲遲沒有改變的機會，新人就會離開。於是小組裡總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動，另一半的人卻換個不停。
我不想和搭檔鬧翻，不想難看地和他爭執、討價還價。但我也不喜歡和佔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別人晚、掙錢比別人少，我就會煩躁和不滿，然後變得不太在乎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魚都是瞎子、沙漠裡的動物都很耐渴一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處的環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謂本性決定的。其實在當時我就已經察覺到，工作中的處境正在一點點地改變我，令我變得更急躁、易怒，更沒有責任心，總之做不到原本我對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這些改變有時會讓我覺得痛快，我痛快的時候就不太能感覺到煩躁和不滿。比如有次我罵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我很少罵人，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平常我們在小區裡送貨，一般離開三輪時都不會拔下鑰匙，因爲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鑰匙很浪費時間，也沒有實際意義，小區裡沒人會偷快遞車。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樓，纔剛走到二樓，無意中朝樓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把她三歲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駕駛座上玩耍。娃娃的雙手扶在了車把上，模仿在開車的樣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輕輕一擰，車就真的會往前衝出去——我嚇得趕緊撂下快件往樓下跑。當時我組裡的一個同事，因爲上樓時忘拉手剎，三輪車被大風颳跑了，蹭到了旁邊的一輛小轎車，最後賠了1600塊。我不敢想象一個小娃娃啓動了我的三輪會造成什麼破壞和傷害——他可能會撞到停在前面的轎車，那是我賠不起的，也可能會剮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從車座上摔下來，被車輪碾過……想到這裡我幾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氣地罵了那個婦女，她只訕訕地看着我，我還記得我說她：“小孩子不懂事，難道大人也不懂事嗎？！”——這其實是我在葛優主演的一部電影裡聽來的臺詞。
說到賠錢，對快遞員來說，賠錢是家常便飯。大多數時候是由於丟件，但也有別的情況。當時高樓金有個韻達小哥，在小區裡三輪開得太快，避讓一個孕婦時，車子側翻摔倒，前擋風罩脫落碎裂。孕婦雖然沒被撞到，但受了驚嚇。他修車加賠償人家花了近2000塊，當即就決定辭職不幹了。我還記得事後他瞪大眼和我說“我已經不幹了”時心有餘悸的表情，他受到的驚嚇可能不比那個孕婦小。我聽說過的金額最大也最離奇的賠償，發生在臨河裡路的方恆東景小區。一個快遞員在把快件塞進消防栓時，水管或接頭被他弄壞了，水噴出來灌進電梯井裡，導致電機損壞，最後賠了三萬塊錢。
我在S公司的半年裡運氣還算好，既沒有丟過件，也沒有賠過錢。只有一次，我在高樓金送一箱常溫水果快件，敲門的時候，屋裡有一個女聲，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外。這種情況是常見的，有些人屋裡養了寵物，開門前要把寵物抱開。還有一些是單身的女住戶，出於安全的考慮，不敢給陌生人開門，她們會等我走了之後再開門取快件。這我當然能理解，雖然我不太相信在高樓金，會有壞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這種方式作案。我放下快件就走了，不料過了一會兒，這個女人打來電話，說要拒收這個快件。我告訴她，當她讓我把快件放在門口時，就意味着她已經簽收了，我在系統裡做了反饋，這個操作是不可逆的——已經簽收過的快件不可以再拒收。她說怎麼可能這麼不人性化，才過了兩分鐘，怎麼就不能改呢。我說：“別說過了兩分鐘，就是一秒鐘也不能改，你要拒收就得當即驗貨，你讓我把快件留下，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拆開調包？”而且，後面這句我沒說出來：那根本就不是兩分鐘，都已經過去二十分鐘了。
聽到我這麼說，她開始耍賴了，說她還沒有親自檢查過快件，我怎麼能代替她簽收，等等。當時我很生氣，覺得這個女人素質太低，蠻不講理，出爾反爾。因爲這個緣故，我心裡突然極其鄙視她，不屑跟這種水平的人爭辯。於是我自己掏了幾十塊錢——具體數目我已忘了，但那箱水果有五斤以上——幫她把快件寄回給發件人。我回去取水果的時候，她還是把箱子放在門外，不過看得出來，箱子是打開過再封上的。從頭到尾我都沒見到她，卻被她訛了幾十塊錢，而她還覺得門外都是壞人，要想方設法保護自己。對於這種人，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
還有一次，我讓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在路邊等了將近三個小時。事後我震驚地發現，自己心裡甚至沒有絲毫內疚。
很多人出於各種原因，不喜歡在快遞單上留下完整的地址，這給我的工作增添了麻煩。有次我送一個高樓金的快件，地址裡沒寫樓號和門號。我在路上提前五分鐘打去電話，收件人說他並不住在高樓金，只是每天要到高樓金菜場買菜。他又說自己馬上出門，半小時內能趕到，讓我在路邊等他。但我滿滿一車的快件，這會兒一個都還沒送出去，所以別說半小時，五分鐘我都不能等。我讓他到了再給我打電話。然後我就進小區了，轉頭就忘了這茬。
那個收件人一直沒給我打電話，直到我把早上的快件都送完，出來準備接次班貨的時候，一個老人在高樓金菜市場外的路邊叫住我。我看見他滿頭白髮，戴一副眼鏡，起碼有七十歲了。他問我：“小夥子，你是S公司的嗎？”我連忙說是。這時我已經猜到他是誰了。我趕緊從車裡把快件找出來交給他。他接過之後有點兒生氣地說：“我在這兒等你一上午了，你早上怎麼不等我呢？”我吃了一驚，他竟然等了我近三個小時。我問他：“你怎麼不給我打電話？”他說：“你的電話打不通啊。”確實，我的電話不容易打通，因爲在高樓金的所有電梯裡，以及在大部分樓道里，我的聯通卡都沒有信號。早上我給他打電話時，因爲正在馬路上開着三輪，繁亂的交通和焦急的心情可能導致我的語氣不大友好。加上我向來反感地址不寫全的人——我覺得他們既然那麼重視隱私，就不該使用快遞服務。不過，我並不知道這個收件人年紀這麼大。我跟他解釋，我每天要送很多快件，必須馬不停蹄地奔走，確實不能停下來等。也不知道他聽清楚我的話沒有，他接着批評我：“你這樣幹活兒真不像話，顧客就是上帝，難道你不懂嗎？”我愣了一下，本能地爲自己辯解道：“可是上帝應該只有一個，我每天卻要伺候很多個啊。”他聽到後笑了，原來他並沒有生氣，只是假裝生氣逗我玩而已。老人家也挺幽默的，只見他搖搖手裡的快遞盒，壓低聲音對我說：“我愛人不讓我買，所以纔不讓你送到家裡去。”
在S公司還會經常碰到電視購物的快件：有些客戶訂購了衣服，收貨時要先試穿，試完又拒收，這種情況我們一分錢提成都沒有，白白在門外等半天，完後還要把產品疊好、打包好。我還送過一隻電熱茶壺，客戶拆開來看後拒收了，十幾個小配件我要一一嵌回到結構精巧的緩震材料裡，我研究了半個小時才把它裝好。因爲這些緣故，我們都對電視購物深惡痛絕。
有次我在高樓金送一個電視購物的快件，收件人是個老阿姨，對我很親切。她買的是一個學英語的機器人，是送給孫子的禮物。她想打開來試一下，但不懂操作，於是我邊看說明書邊教她用，雖然這不是我的分內事。我發現那個機器人從包裝、說明書到產品本身都很粗糙，感覺像華強北的山寨產品，頂多能賣三四百塊錢，但這票訂單的應付金額卻是兩千多。老阿姨對機器人也不太滿意，但她主要是覺得機器人太小，和電視裡看到的不一樣。雖然我認爲這產品不值它的價格，但我只是個送貨的，所以我告訴她：“這些科技產品並不是體積越大就越好，有時候小巧的反而更貴。”老阿姨顯然還在猶豫，她讓我先等等，然後拿出手機，撥通了銷售客服的電話。對方沒有接聽，不過在她掛斷之後，有人立刻撥了回來。我站在老阿姨的身邊，看見她的手機屏幕上，撥入的電話號碼被自動標註了“推銷詐騙”。然後，我聽見一個客服的聲音，在電話裡一味地哄她付錢，說使用後假如有問題，可以再打來電話諮詢，不滿意的話還可以退貨。
掛了電話之後，她顯然沒有感到釋然，但看到我滿頭大汗的樣子，或許覺得過意不去，就對我說：“那我先給你拿錢吧，有問題我再找客服。”突然間我覺得很難過，我也說不清爲什麼。她的經濟條件顯然比我好，但這不完全是錢的問題，雖說錢的問題我一般也很在乎。我鼓起勇氣對她說：“你付了錢之後，客服就不會對你那麼耐心了。”老阿姨吃驚地看着我，大概在琢磨我的用意。我接着解釋：“我覺得這機器人不值兩千多。”老阿姨說：“我也覺得不值，但我不想讓你白跑一趟。”我說：“沒關係的，我只負責送貨，你買了這錢也不是我掙的。”假如她買下的話，我會有千分之二的提成，但我不想很多年後還爲這件事耿耿於懷。
對於物流快遞來說，一般到入秋換季前都是淡季。按照Z主管的說法，淡季我們要練好兵，旺季才能打勝仗。他是個退伍軍人，所謂的練兵其實就是聽他訓話。他好像很喜歡訓話（但不喜歡一對一的交談），儘管他的口齒有點兒含糊，我站在隊列後面經常聽不清他說了什麼。
每天早上我們卸好貨後，雖然心裡都急着裝車去送貨，但在出發前還是得先聽Z主管訓話。他訓話的時候，表情很威嚴，語氣很嚴肅，但是他說的內容不多，每天只是在重複又重複，比如以下這些——“所有我說的你們都要做到！”“你們想幹就好好幹，不想幹就快滾蛋！”“S公司缺誰都行，你離開S公司寸步難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S公司平臺給你機會！”“你們自己去拉過客嗎？都是平臺給你們派單而已！”“別以爲沒你不行，換誰來幹都一樣！”——以及諸如此類含義相近的話。總之，他是要我們明白，因爲公司非常成功，所以功勞歸於公司，我們只是零部件，隨時可以被替換掉。很明顯，他把他在部隊的那套話術搬了過來，只不過把效忠的對象換成了S公司而已。
不過光是開早會，還不能滿足他強烈的進取心，所以我們每週還要開兩到三次晚會。晚會是等所有快遞員都忙完，攬收回來的快件全部打好包、裝好車運走之後，再搞完站點的衛生，然後纔開始，而這時往往都過九點半了。晚會的時間要比早會長得多，一般等晚會開完，已經是十一點之後了。
開始的兩個月，我每次都去參加晚會。雖然我覺得這實在沒意義，佔用我的休息時間不說，聽訓話又沒報酬可拿。我們小時工是計件提成的，沒有任何補貼和福利，站點沒道理強迫我們開這種會。但是Z主管顯然不這麼想，他每次都在微信羣裡反覆提醒，害得我不敢不去。我發現晚會的內容就是抓紀律，把犯了錯的人拉出來當衆羞辱。
我記得有一次開晚會，我因爲下班早，先回家吃了個飯，待我趕回站點時，發現晚會已經開始了。我看見Z主管正對着大家破口大罵，他把幾個同事揪出來罰做俯臥撐。其中一個同事受不了這種管理方式，跟他吵了起來，幾乎就要動手。我知道這個同事不久前剛丟了個快件，賠了3000塊錢，所以心情不好。我本身就遲到了，看見裡面這種情形，更加不敢進去，幸好裡面的人還沒有發現我。不過我的三輪只要一倒車就會自己喊“倒車，請注意”，連關都關不掉。爲了不暴露行跡，我躡手躡腳地把車倒着推出了站點的院子。回到家後我還心有餘悸。
那個和Z主管起衝突的同事第二天就被調走了，據說去了鄰近的站點，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那次之後我就不去參加晚會了，但幸運地從沒被發現。我想我可以被解僱，但不能被羞辱。不過在客觀上，通過這種方式，S公司確實淘汰掉了部分服從性差、自由散漫的人。這些人都是自己走的，S公司不用補償一分錢。留下的人則大多比較馴順，性情和善，或最起碼能屈能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