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9 執行追捕計劃
我們坐在角落裡一張小桌旁，凱爾·丘特斯基坐在我對面，這是醫院一層的咖啡店。儘管我不覺得他會離開醫院，但他颳了鬍子，穿着件看着挺乾淨的衣服。他帶着種好笑的表情看着我，嘴角揚起，眼睛周圍浮現出笑紋，可是眼睛並沒有笑，依然冷漠而機警。
“可笑，”他說，“你想讓我幫你入侵飯店的登記系統，布利克斯酒店？”他短笑一下，“你爲什麼覺得我會幫你？”
這是個挺正當的問題。從他做過或說過的事兒來看，我其實不確定他會幫我，但以我對他有限的瞭解，我知道他是政府秘密組織的一員，這些人爲各種以字母爲代號的部門工作，跟聯邦政府有着或鬆或緊的關係，彼此之間也盤根錯節。所以，我相當肯定他有辦法查出韋斯的入住登記信息。
但有點兒禮儀上的小問題，就是我不該打聽、他也不該承認他的身份。爲了過這關，我得跟他說這件事情有多麼緊急，以此來打動他。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這事兒危及大俠德克斯特的安危，可我不指望丘特斯基能認同我的自我定位。他或許更買那些蠢東西的賬，諸如國家安全、世界和平、他自己的生命以及肢體健全。
但我想到他相當在乎我妹妹，這讓我有機可乘。於是我擺出一副很男人的直率表情說道：“凱爾，就是這傢伙捅了德博拉。”在很多表現陽剛之氣的電視劇裡，我都見過這幕情景。可顯然丘特斯基不怎麼看電視劇。他只是揚起一條眉毛說：“所以？”
“所以，”我稍微遲疑了一下，回憶着電視劇中的具體情節，“他就在那裡，而且，想逃出昇天。啊，他可能再來一次。”
這回他的兩條眉毛都揚起來了。“你說他可能會再捅德博拉一回？”他說。
這可不太順利，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我本來以爲會有哥們兒義氣的表示，然後我只要提出要求，表達急切，丘特斯基就會跳起來以同樣的急切投入行動。可是，丘特斯基只是看着我，好像我剛剛建議他去灌腸一樣。
“你怎麼會不想抓住這傢伙？”我說，讓聲音裡表現出一點兒絕望。
“因爲這不是我的職責，”他說，“這也不是你的職責，德克斯特。要是你覺得這傢伙要入住，那就報告警察。他們有足夠多的人手去抓他。你只有一個人，夥計——別誤會，這可比你想象的要難一點兒。”
“警察會問我怎麼知道的。”我說完就後悔了。
丘特斯基飛快地接過話題。“好吧，你怎麼知道的？”他說。
即便是狡詐的德克斯特也有玩兒不轉的時候，這會兒就是如此。所以，我把一直以來的剋制扔到一邊，說：“他在跟蹤我。”
丘特斯基眨眨眼。“什麼意思？”他說。
“意思是，他要殺了我。”我說，“他已經試過兩次了。”
“你覺得他要再試一次？在布利克斯酒店？”
“是的。”
“那你幹嗎不乾脆待在家裡呢？”他說。
丘特斯基很明顯在引導談話，德克斯特慢了好幾拍，笨手笨腳，還打了滿腳的泡。我已經瞭解到丘特斯基是個兩手都硬的傢伙，儘管如今一隻手已經變成了鐵鉤，但卻不是個兩肋插刀二話不說就跳起來幫忙打架的人，尤其是涉及傷害他的心上人的人的時候，他就更謹慎了。顯然，我打錯了算盤。
不過這也讓我心生疑惑：這傢伙到底是幹什麼的？我怎麼才能讓他幫我？我得多狡猾才能讓他按照我的意思來？或者我得跟他交代一些我並不想交代的真相？想到這個我就哆嗦不止，這可跟我一直以來奉行的準則背道而馳。可除此之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我得儘量誠實。
“如果我在家，”我說，“他會幹出更可怕的事兒。對我，或者對孩子們。”
丘特斯基看着我，搖搖頭。“你要是說想復仇我還更容易理解。”他說，“如果你在家，他在飯店，他怎麼傷害你？”
有時候你得使出撒手鐗，就像這會兒。帶着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對自己的厭惡，我拿出了那本從韋斯車裡弄來的筆記本，翻到全綵那頁，上面是德克斯特佇立在布利克斯飯店前面。
“像這樣，”我說，“假如他不能殺了我，他就會讓我作爲殺人犯被逮捕。”
丘特斯基看了那幅畫很久，然後輕輕吹了聲口哨。“天哪，”他說，“地上這堆東西是……”
“死屍，”我說，“裝飾過的，跟德博拉被刺之前調查的案子一樣。”
“他幹嗎要這麼做？”他說。
“是一種藝術，”我說，“他這麼覺得。”
“嗯，可是夥計，爲什麼他要對你這麼幹？”
“德博拉被刺後，扎她的傢伙被抓起來了，”我說，“而且我朝他頭上踢了一腳，他曾是這個畫畫兒的傢伙的男朋友。”
“曾？”丘特斯基說，“他現在在哪兒？”
我這會兒很想咬斷自己的舌頭，如果能收回剛纔那個“曾”字的話。不過，話已出口，我無路可退，所以我用曾經聰明的腦子想了想，抓到了一根稻草。“他被保釋，失蹤了。”我說。
“他男朋友失蹤了，這傢伙怪你？”
“我想是吧。”我說。
丘特斯基看着我，又看看畫。
“聽着，夥計，”他說，“你認得這人，我也知道你相信直覺。直覺一直對我挺管用，十有九中。但這次我說不好。”他聳聳肩，“你不覺得有點兒太牽強了嗎？”他點點畫面，“不過，你有一件事兒對了，如果他真這麼幹，你肯定需要我的幫助，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你什麼意思？”我禮貌地問。
丘特斯基拍了一下畫。“這個酒店，”他說，“不是布利克斯，而是奈西農酒店，在哈瓦那。”看着德克斯特的嘴巴張得大大的，他繼續說，“你知道吧，哈瓦那，古巴那個。”
“可是那怎麼可能？”我說，“我去過這兒啊，這是布利克斯酒店。”
他朝我笑着，那種有點兒惱火、居高臨下的微笑我也很想試試。“你不怎麼讀歷史，是吧？”他說。
“我不記得學過這章，你到底想說什麼？”
“奈西農酒店和布利克斯酒店用的是同一幅圖紙，爲的是節省設計費。”他說，“它們一模一樣。”
“那你怎麼肯定這不是布利克斯？”
“看，”丘特斯基說，“過時的汽車，純粹是古巴造。再看那帶篷的小高爾夫球車，那是隻在哈瓦那纔有的東西。看左手的那些植被，你在布利克斯看不到這些。絕對只有在哈瓦那才能看到。”他扔下筆記本，身子向後靠去，“所以，我跟你說，問題已經解決了。”
“你怎麼這麼說？”我有點兒惱火，一是因爲他的態度，二是因爲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丘特斯基笑笑。“對美國人來說，去那兒太困難了。”他說，“我可不覺得他能成行。”
一枚小硬幣掉下來，濺起一星小火花。“他是加拿大人。”我說。
“好吧，”他執拗地說，“他可以成行，”他聳聳肩，“可是，你也許不知道那邊形勢蠻緊張的，我是說，他不可能帶着這些東西——”他拿手背拍一下畫，“警察會蜂擁而上，就跟——”丘特斯基皺起眉，舉起他那亮閃閃的銀色鐵鉤朝自己臉上比畫了一下，他在鉤子戳到眼睛前及時住了手，“除非……”
“什麼？”我問。
他輕輕搖搖頭：“這傢伙挺聰明，是不是？”
“哦，”我恨恨地說，“他自己這麼認爲。”
“所以他應該知道，那麼就是說……”丘特斯基沒說下去。他摸出他那大鍵盤大屏幕的手機，把手機擺在桌子上他的鉤子旁邊，開始飛快地用手指按鍵，嘟囔着些“媽的，好了，啊哈”和其他響亮的音節。我看見他的屏幕出現了谷歌搜索，但隔着桌子看不清別的內容。“找到了。”他最後說。
“什麼？”
他笑着，好似很爲自己的聰明得意。“他們在那邊搞這些節日慶典，”他說，“來證明他們多麼會生活，多麼自由。”他把手機推過來給我看。“跟這個一樣。”他說。
我拿過手機，讀着屏幕上的內容。“國際多媒體藝術節。”我念道，繼續往下看。
“三天後開始，”丘特斯基說，“不管這傢伙是做什麼的，幻燈片或錄像剪輯之類的，警察會奉命不插手，讓他們幹下去。因爲過節。”
“媒體會去那兒，”我說，“全世界的媒體。太棒了。”的確，這將爲韋斯開綠燈，讓他展示那討厭的作品。然後他打着節日的幌子，獲取他所渴望的全部注意。這對我可不那麼棒，尤其是他知道我沒法兒去古巴阻止他。
“好吧，”丘特斯基說，“大概會是這麼回事兒。但爲什麼你這麼肯定他會去那兒？”
這是個正當的問題。我想了想。首先我真的確定嗎？我可不想再引起丘特斯基的警覺，我裝作隨意地靜靜地向黑夜行者發出問題。“我們確定嗎？”我問。
哦，是的，他說道，齜着小尖牙笑了。很確定。
好吧。問題解決了。韋斯要去古巴曝光德克斯特。但我需要些比默然更有說服力的證據，畫作之外的，法庭認可的。那些畫倒真是有趣，比如那六個乳房的女人，已經牢牢地鐫刻在我的腦海裡了。
我想起畫的同時，還聽見“叮噹”一聲，非常像大鋼鏰兒掉在地上的聲音。
有張紙夾在那裡。
上面列着從哈瓦那去往墨西哥的航班。
你可以想象到，假如你剛在人家作爲地標的五星級飯店前面扔了些死屍，你肯定急於離開這個地方。
我摸出筆記本，找到那張時刻表，放在桌上。“他會去那兒。”我說。
丘特斯基拿起紙攤開。“古巴航空。”他念道。
“從哈瓦那到墨西哥，”我說，“他幹完之後準備逃走。”
“也許，”他說，“啊哈，有可能。”他擡頭看看我，歪了一下頭，“你的直覺怎麼說？”
“他會去的。”我說。
丘特斯基皺起眉，又低頭看看畫。然後他開始點頭，先是慢慢地，然後重重地。“啊哈。”他說道，然後擡起頭，將時刻表扔給我，站了起來。“去跟德博拉談談。”他說。
德博拉躺在牀上，這在意料之中。她正看着窗戶，儘管從病牀這裡看不到什麼，儘管電視里正播放着喜悅歡快的畫面，可德博拉好似不爲喜氣洋洋的音樂和主持人的歡快語調所動。如果你仔細看她臉上的表情，你可能會說她這輩子就沒有開心過，也永遠不會開心。我們進來時她仍然一臉漠然，只是看了我們一眼，認出是誰，然後就掉轉頭去看窗戶。
“她心情不太好，”丘特斯基小聲地跟我說，“被襲擊後有時會這樣。”從丘特斯基臉上的傷疤來看，我猜他是過來人。我點點頭，走到德博拉身邊。“嘿，老妹。”我說着，裝出一副高興的腔調，我知道在探病時得這樣。
她轉過頭看着我，死一般的臉上是一雙空洞的藍眼睛，我能看見她爸爸哈里的樣子。我以前從哈里的眼睛中看到過這種神情，記憶的潮水從藍眼睛深處席捲而來，將我包裹。
哈里躺在那裡快死了。這個時刻對我們大家來說都很彆扭，好似看着超人在氪星球誕生。他一直以來都凌駕於這些肉體弱點之上，直到一年半前他越來越虛弱，現在他快熬到頭了。他躺在病牀上，護士一直在偷偷給他添加止痛藥到足以致死的劑量，並默默欣賞他日漸萎縮的過程。他發現並告訴了我。太好了，哈里終於准許我把這個護士當成我的第一個活人玩偶，於是我把她帶到了黑暗遊樂場。
第一個護士變成了我的第一滴血，被收藏到我全新的玻璃盒子裡。在一場幾個小時的遊戲、探險和高潮之後，護士變成了一堆肉。第二天我去醫院向哈里報告時，那感覺仍然讓我無比享受。
我輕手輕腳地走進哈里的房間，哈里睜開眼望着我的眼睛，他看到我已經脫胎換骨變成了他一直想打造的我，這時，死亡的影子也爬進了他的眼睛。
我焦急地坐在他身邊，想着他現在是真的不行了。“你沒事兒吧？”我說，“要叫醫生嗎？”
他閉上眼，慢慢地、虛弱地搖搖頭。
“怎麼了？”我還在問，我覺得自己前所未有地愉快，全世界的人都該愉快。
“沒怎麼。”他用他那低沉的、謹慎的、奄奄一息的聲音說道。他又睜開眼睛，看着我，空洞的藍眼睛中仍然是那種目光。“你幹了？”
我點點頭。我的臉幾乎紅了，談論這事兒挺讓人難爲情。
“然後呢？”他說。
“都清理好了，”我說，“我非常小心。”
“沒問題嗎？”他說。
“沒問題，”我告訴他，然後又衝出一句，“太棒了。”我看見他臉上的痛楚，想着我或許能讓他好過一點兒，於是又補充一句，“謝謝你，爸爸。”
哈里再次閉上眼睛，轉過頭。他喘了六七口氣，一動不動地躺着，然後非常輕聲地說：“我這是做了什麼，哦，天哪，我做了什麼……”“爸爸？”我說。我從來沒見過他這麼說話，那麼悲痛和茫然失措，這讓我不安，讓我把高興忘得一乾二淨。他只是搖着頭，閉着眼睛，再說不出別的話。
“爸爸？”我又叫了一聲。
他還是不說話，只是痛苦地搖頭，然後靜靜地躺在那裡，過了在我看來無比漫長的一會兒，最後他睜開眼睛看着我，就是那副樣子，死寂的藍眼睛裡是極致的絕望。“你是，”他說，“被我打造成這樣的。”
“是的。”我說道，想再一次表示感謝，但他繼續往下說了。
“這不是你的錯，”他說，“是我的錯。”我沒明白他的意思，儘管多年以後，我覺得我開始明白了，可我仍希望自己當時能說點兒什麼或做點兒什麼，一些小小的表示，讓哈里能比較開心地滑落到終極黑暗裡，說一些精心斟酌的話語驅趕他的自我懷疑，讓陽光再在那空虛的藍眼睛中閃耀。
但是早過了這麼多年，我知道，沒有這樣的話語，沒有這種語言。德克斯特註定要成爲德克斯特。死亡會讓人變得虛弱，讓人產生痛苦的念頭，這些念頭未必是真理——人在真正面臨死亡的那一刻，都希望看到終極真理。相信我，在瞭解瀕死的人的心理方面我是專家。如果我把這些經我的手跨越生死門檻的瀕死者奇怪的心理活動和他們跟我說過的話分門別類地記錄下來，那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
我爲哈里感到難過。但作爲一個年輕的魔鬼，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來讓他好受一點兒。
多年之後，我從德博拉的眼中看到了同樣的神情，我感到的是同樣的不快和無助。我只能傻傻地看着她，直到她再次轉過頭去注視着窗戶。
“老天爺，”她看都不看我說，“別瞪着我了。”
丘特斯基坐進牀另一邊的椅子裡。“她最近脾氣不好。”他說。
“操。”她說了一句，沒帶任何感情，轉過頭看一眼丘特斯基，又望向窗戶。
“聽着，德博拉，”他說，“德克斯特知道是誰傷害你的。”她仍然沒有看我們，只是眨眨眼。“他覺得他和我能去逮住這傢伙。我們想跟你談談這事兒。”丘特斯基說，“看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怎麼樣，”她用平板而苦澀的語氣說道，然後轉過臉，眼中滿是痛苦，連我都感覺到了，“你真想知道我的感覺嗎？”
“嘿，沒事兒。”丘特斯基說。
“他們告訴我說，在手術檯上我已經死了，”她說，“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活過來。我不再知道我是誰，爲什麼，怎麼會是這樣，我只是……”眼淚從她的臉頰滑落，這同樣讓人不安。“我覺得他把我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切斷了，”她說，“我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回來。”她又看向窗戶，“我總是想哭，這不是我。我從來不哭，你知道的，德克斯特。我不哭。”她輕聲重複着，又一顆淚珠順着上次的淚痕滑落。
“沒事兒。”丘特斯基又說了一遍，儘管他很清楚事實不是他說的那樣。
“我覺得我以前的所有觀點都是錯的，”她繼續說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繼續這麼想的話，我還能不能回去做警察。”
“你會好起來的，”丘特斯基說，“只是需要時間。”
“去抓他，”她說，然後看着我，我熟悉的那種怒氣回來了一點兒，“去抓他，德克斯特，”她說，“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她迎着我的目光跟我對望了片刻，然後又望向窗戶。
“爸爸是對的。”她說。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邁阿密國際機場跑道旁的小樓裡，手裡拿着一本護照，上面的名字是大衛·馬西。我身穿一件綠色的休閒衫，配以同款鮮黃色的皮帶和皮鞋。我身邊站着我的浸信會佈列瑟倫國際教會的副住持，坎貝爾·弗里尼神父，他穿着同樣雷人的服裝，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那笑容似乎能掩蓋一些他臉上的傷疤。
我不是一個喜歡打扮的人，但對服飾有起碼的品位
。我們身上的衣服讓品位不忍直視。我當然抗議過，但弗里尼神父說必須這樣。“得穿得像自家人，哥們兒，”他說着在他身上那件紅色運動外套上擦擦手，“這是浸信會傳教士的服裝。”
“咱們扮成長老會的不好嗎？”我試探着問，可他搖搖頭。
“我只熟悉這套，”他說，“所以咱就得扮這個。除非你會說匈牙利語。”
“伊娃·嘉寶？”我說，但他搖搖頭。
“不要總談論耶穌，他們不這樣的，”他說，“多笑笑，待人友善，你就沒事兒了。”他又遞給我一張紙，“這個別丟了，財政部的批准函，允許你去古巴旅行傳教。”
在決定帶我去哈瓦那和清晨抵達機場之間的幾個小時之內，他灌輸給了我一大堆信息，包括囑咐我不能喝水，我覺得這近乎荒唐。
我僅僅來得及告訴麗塔這幾句話——我得去辦件急事兒，別爲我擔心，穿制服的警察會在前門守着直到我回來。雖然她頗爲疑惑一個法醫能有什麼緊急事兒，但她看到的確有警車停在門前後就沒有多問。丘特斯基也盡了力，他拍拍麗塔的肩膀說：“別擔心，我們會爲你把事情辦好的。”當然這話讓她更疑惑了。不過總之，她覺得重要的涉及安全的事情既然已經有了安排，別的事情也會很快處理妥當的，所以她擁抱了我一下，掉了少許眼淚，丘特斯基就帶着我出發了。
現在，我們一起站在機場的小樓裡等待着飛往哈瓦那的航班，被略微檢查之後，我們出了門朝跑道走去，手裡攥着假身份證明和真機票，被擠擠攘攘的旅客簇擁着爬上飛機。
飛機是老舊的噴氣式客機。座位已經磨破而且不大幹淨。丘特斯基，我是說，弗里尼神父坐在靠過道的座位上，但他體積龐大，所以把我擠到了窗邊。去哈瓦那的一路都會這麼擠，我盼着他去廁所的時候能抽空呼吸幾下。我屏住呼吸，幾分鐘後，飛機顛簸着從跑道飛向空中，我們上路了。
好在路程不太長，我不至於被缺氧折磨太久。丘特斯基擠進走道跟空姐聊了很長時間。半小時後我們在古巴那一片碧綠的郊區跑道上顛簸着停下，這跑道鋪得跟邁阿密機場有一拼，用的肯定是同一個承包商。好在輪子沒給顛下來，我們被送上了一個美麗的現代機場終端，又跟它擦肩而過，最終來到一個挨着一棟陳舊的看起來像監獄前的車站似的出口前。
我們順着自動扶梯下了飛機，進入那座矮矮的灰色建築，裡面比外面沒有好多少。幾個很嚴肅的穿着制服、留着小鬍子的傢伙站在裡面，手握自動式衝鋒槍瞪着每一個人。與此形成古怪對比的是，幾臺懸掛在天花板下的電視播着似乎是古巴情景喜劇的節目，歇斯底里的爆笑聲令美國的同類節目相形見絀。每隔幾分鐘，就會有個演員喊上幾句我沒法兒解讀的話，然後一陣音樂就會響起，蓋住笑聲。
我們站在隊伍裡，慢慢向櫃檯移動。從遠處完全看不到那邊在幹什麼，只知道他們要把我們分揀一下，然後送上牛車運到古拉格集中營去。丘特斯基好像不以爲意，我也不好再抱怨什麼，那樣會顯得很沒風度。
隊伍一寸一寸地移動，然後輪到了我們。丘特斯基沒跟我說一句話，就大步走到窗口，把護照從窗口下端的小洞裡塞進去。過了一小會兒，他收拾好文件，從櫃檯另一頭消失了，現在輪到我了。
厚厚的玻璃窗後面的男人看着像旁邊持槍士兵的孿生兄弟。他一言不發地接過我的護照，打開看看，又看看我，然後合上護照推給我。我還等着被審問，以爲他會站起來罵我是資本主義走狗或美帝國主義紙老虎之類的，所以我被他的沉默驚呆了，站在那兒沒動，直到那男人朝我晃頭示意我走開。我走開了，轉過屋角，朝着丘特斯基消失的方向走進領取行李的地方。
“嘿，夥計，”我走過去時，丘特斯基站在靜止不動的行李傳送帶旁邊說，“你沒給嚇着吧？”
“我以爲會有點兒麻煩，”我說，“我是說，他們不是討厭我們嗎？”
丘特斯基大笑起來。“我想你會發現他們其實喜歡你，”他說，“他們只是受不了你的政府。”
我搖搖頭。“他們分得清？”
“當然，”他說，“用古巴邏輯很容易分清。”
古巴人不喜歡美國，但喜歡美國人，這邏輯跟我每天看到和聽到的不一樣。不過此時傳來了咔嗒咔嗒的傳送帶的聲音，行李出來了。我們沒帶什麼，只不過每人一個小包，裡面是換洗襪子和十幾本《聖經》。我們拽着行李從一個女海關官員面前經過，她跟身邊的警衛聊得起勁兒，對搜查我們似乎沒什麼興趣。她只看了一眼行李就讓我們過去了，嘴裡一直沒停下聊天。於是我們自由了，我們難以置信地來到了門外的陽光下。丘特斯基叫了一輛出租車，是輛灰色的梅賽德斯，一個穿灰色制服戴同色帽子的人走出來接過行李。丘特斯基對司機說：“奈西農酒店。”司機把行李扔進後備廂，我們上了車。
去往哈瓦那的高速公路坑坑窪窪，如同被廢棄了的公路。我們只看到幾輛出租車、一兩輛摩托車和一些軍用卡車在慢慢駛過，進城的一路上都是這樣。然後街道突然熱鬧起來，汽車、自行車、成羣結隊的人熙熙攘攘，還有外觀非常怪異的被柴油卡車拖着的汽車。這些汽車是美國汽車的兩倍長，看着像字母M，兩端高高的，中間部分向下傾斜，在矮了一頭的中央平頂車廂相交。車上擠滿了人，看起來完全不可能再多擠下一個，可我眼睜睜地看着一輛車停下，一大羣人又擠了上去。
“駱駝。”丘特斯基說。我好奇地看着他。
“什麼？”我說。
他朝那奇怪的汽車擺擺頭。“他們管那叫駱駝，”他說，“他們會告訴你是因爲汽車的形狀才被叫駱駝的，但我猜是因爲高峰時段車裡的氣味。”他搖搖頭，“裡面塞着四百個下班回家的人，沒空調，窗戶也不開，真難以想象。”
我們的車在車流中拐向一條寬闊的坐落在水邊的大街。海灣另一邊是個懸崖，我能看見古老的燈塔和作爲防禦攻勢的城垛，城垛上還冒着黑煙。在我們的車和水之間是一片寬闊的側道和一堵防海牆。波浪拍打在牆上，濺起很高的水霧。似乎人們都不在乎身上被打溼，各種年齡的人在那裡活動，他們或坐或站或走，或釣魚，或在牆頭俯臥親吻。我們經過了一些奇形怪狀的雕塑，又經過一段顛簸的路面，左轉拐上一座矮矮的山丘。奈西農酒店就在那裡，它的正面很快將現出德克斯特傻笑的臉孔，除非我們能在韋斯之前下手。
司機在富麗堂皇的大理石臺階前停下，穿得像意大利海軍上將似的看門人走出來，拍拍手，一個穿制服的門童飛奔而來，接過我們的行李。
“到了。”丘特斯基有些多餘地說。海軍上將拉開車門，丘特斯基下了車。我只得自己開門，因爲我坐的這側離大理石臺階更遠。我下了車，迎接我的是一張張友善的笑臉。丘特斯基付了錢給司機，我們跟着門童走上臺階，進了酒店。
大堂看着好像是用跟臺階同一批的大理石刻出來的，有點兒狹窄，從前臺一直伸向看不見盡頭的遠方。門童帶我們經過一排絲絨沙發和絨繩徑直來到前臺，那兒的接待員好似非常高興見到我們。
“弗里尼先生，”他說着快樂地點點頭，“再次見到您真高興。”他揚起一條眉毛，“我說嘛，您怎麼會不來這個藝術節呢？”他的口音比我在邁阿密聽到的要輕多了，丘特斯基好像也很高興見到他。
丘特斯基繞過櫃檯去跟他握手。“你好嗎，羅傑利奧？”他說，“見到你很高興。我給你帶了個新傢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向前推了推，好像我是個正被逼着去親奶奶的臉的孩子。“這位叫大衛·馬西，是我們傑出的新人，”他說，“他特別會佈道。”
羅傑利奧握了握我的手：“見到您很高興，馬西先生。”
“謝謝，”我說，“你們酒店真不錯。”
他又微鞠一躬，然後開始在鍵盤上敲擊。“希望您入住愉快，”他說，“要是弗里尼先生不反對，我把兩位安排到行政樓層吧，那裡離早餐的餐廳近。”
“聽上去不錯。”我說。
“一個還是兩個房間？”他說。
“這次要一個吧，羅傑利奧，”丘特斯基說，“得節約點兒。”
“當然。”羅傑利奧說。他又飛快地敲了幾下，然後將兩把鑰匙放進信封，從櫃檯後遞過來。“給您鑰匙。”他說。
丘特斯基將手按在鑰匙上，身體前傾。“還有一件事兒，羅傑利奧，”他放低聲音，“我們有個朋友從加拿大來，”他說，“他叫布蘭登·韋斯。”他將鑰匙拉過來，原來的地方留下了一張二十美元的紙幣，“我們想給他個驚喜，”他說，“慶祝他的生日。”
羅傑利奧伸出手，那張紙幣跟被蜥蜴的舌頭粘走似的消失了。“當然，”他說，“我馬上通知您。”
“謝謝，羅傑利奧。”丘特斯基說完轉身示意我跟上。我跟着他，隨着給我們拿行李的門童朝大廳另一端的電梯走去。一羣穿着漂亮度假服裝的人在等電梯，大概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但我覺得他們看到我們的傳教士服裝時都嚇了一跳，不過也沒辦法，所以我朝他們笑笑，忍着沒說些宗教箴言，比如《創世記》那章。
電梯門開了，人們擁進電梯。門童朝我們笑着說：“請吧，先生們，我兩分鐘後到。”於是弗里尼先生和我進了電梯。
門關上了。我感到有人好奇地瞟着我的皮鞋，但沒人說什麼，我也就沒說什麼。但我不太明白爲什麼我倆要用同一個房間。
門開了，我們走了出來。我跟着丘特斯基向左走，又來到一個接待處，一位侍者站在一輛玻璃小推車旁。他朝我們鞠躬之後，給我們一人一隻高腳杯。
“這是什麼？”我問。
“古巴版‘佳得樂’，”丘特斯基說，“幹！”他喝乾了杯子裡的東西，將空杯子放回車上，我也有樣學樣。這飲料挺溫和，甜的，有點兒薄荷味兒，我發現的確好似在三伏天喝了“佳得樂”的感覺。我將空杯子放在丘特斯基的杯子旁邊。他又拿起一杯，我也跟着來。“乾杯。”他說。我倆碰了一下杯，我一飲而盡。真好喝，從早上趕飛機到現在都水米未進，所以我任由自己享受一下。
我們背後的電梯門又打開了，我們的門童拉着行李出現了。“嘿，你來了，”丘特斯基說，“帶我們看看房間吧。”他喝乾飲料，我們跟着門童沿着走廊走去。
走到一半時，我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兒，我的腿突然變得跟木頭似的沉重。“‘佳得樂’裡有什麼？”我問丘特斯基。
“朗姆酒。”他說，“怎麼，你從來沒喝過莫吉托？”
“沒喝過。”我回答道。
他咕噥一下，好似忍着笑。“習慣習慣吧，”他說，“你現在是在哈瓦那。”
我跟他沿着突然變長變亮的走廊繼續走。我覺得自己有點兒喝高了，不過還是掙扎着走到房間進了門。門童將行李放在一個架子上，拉開窗簾，向我們展示這間超級棒的房間：古典風格裝飾；兩張牀，中間被牀頭櫃隔開；浴室在房間左側。
“真不錯。”丘特斯基說，門童微笑着向他半鞠一躬。“謝謝，”丘特斯基說着遞過去一張十美元的紙幣，“十分感謝。”
門童笑着接過錢，邊點頭邊應承如果有事兒，只需一個電話，他就會移山倒海完成我們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然後他消失了。我一頭扎進靠窗的那張牀上。我挑這張牀是因爲它離我最近，但陽光從窗戶直射進來，強烈得眩目，我閉上眼睛。房間並沒有旋轉，我也沒有突然失去意識，但這麼閉着眼躺在這裡感覺真不錯。
“十美元，”丘特斯基說，“這是這裡絕大多數人一個月的工資。嘩啦一下，他五分鐘就賺到了。他大概是天體物理學博士畢業。”他停了一會兒，等我反應，然後又說，他的聲音越來越遠了，“嘿，你還好吧？”
“從來沒這麼好過，”我說，我的聲音聽起來也很遙遠，“不過我得睡一分鐘。”
我醒過來的時候，屋裡很安靜，很暗。我的嘴脣很乾。我摸了一陣兒，摸到了牀頭櫃，接着摸到了檯燈。我扭亮檯燈，在光線下，我看見丘特斯基把窗簾拉上了，他卻不知道去了哪兒。檯燈旁有一瓶水，我抓過來擰開蓋子，如獲甘霖般一口氣灌下半瓶。
我站起來。因爲一直趴着睡，身體有些僵硬，不過除此之外感覺非常好，而且胃口大開。我走到窗邊拉開窗簾，還是大白天，但太陽已經西斜，陽光沒那麼強烈了。我眺望着寬闊的便道旁的港口、防海牆和城垛，那裡仍然擠滿了人。每個人都很悠閒，他們沒在走路而是在溜達，三五成羣地扎堆兒聊天、唱歌，還有的像是在開導失戀的人。
海港遠處一個男人套在一個巨大的救生圈中，把它當悠悠球轉。再遠一點兒，三艘大船噴着氣駛過，不知是貨船還是客輪。鳥在波濤上飛過，太陽照耀着水面。這是一幅美麗的畫面，不過再美也不能當飯吃，所以我從牀邊的桌子上找到房間鑰匙向樓下大堂走去。
前臺對面的電梯旁有個非常大而且正式的餐廳。還有間酒吧。餐廳和酒吧都不錯，可不是我需要的。酒吧侍者用純正的英語告訴我地下有個快餐廳，就在大堂另一邊順着樓梯下去的地方。我也用純正的英語謝了他，然後下了樓。
快餐廳裝飾得像個電影院，我費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菜單，發現他們除了爆米花還賣別的。我點了古巴三明治，當然還點了古巴“鐵”啤酒。我坐着，心中略微苦澀地思忖着閃光、攝像機以及接下來的行動。
我吃完東西走上樓梯，一時興起，順着大理石臺階走出飯店到了正門外面，一隊出租車正在待命。我漫無目的地走過去，走上長長的便道，經過一排老式雪佛蘭和別克汽車，居然還有一輛哈德遜——我從車前臉認出的。幾個人靠在車旁，很高興的樣子。他們都很想載我，不過我微笑着朝遠處的大門走去。前面是一堆看着像高爾夫球車的車，帶着色彩鮮豔的塑料外殼。這些車的司機都比較年輕，車也不像哈德遜汽車那麼講究，但同樣地都想阻止我運用自己雙腿的權力。我還是設法擺脫了他們，繼續往前走。
在大門口，我停住腳四處打量。前面是一條彎曲的街道，迎面不知是酒吧還是夜總會。右手邊是下山的路，延伸到城垛，左手邊也是下山的路，能看見街角有個電影院似的建築，還有一排店鋪。我正沉思着不知往哪兒走，一輛出租車停在我身邊，車窗搖下，丘特斯基着急地從車裡叫我。“進來，”他說，“來來，哥們兒。上車，快點兒。”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着急的，但還是進了車，我們又回到了飯店前面，右轉進了翼樓前的停車場。
“你不能在正門口這麼閒逛，”丘特斯基說，“要讓那傢伙看見你，就沒得玩兒了。”
“哦。”我說，覺得自己有點兒蠢。他當然說得對，德克斯特對白天跟蹤一類的事兒毫無經驗，所以我完全沒想到。
“來。”他說着爬出了車，手裡提着一隻新皮箱。他給了司機車錢，我跟着他從側門進去，經過幾個商店，右轉到了電梯。我們徑直進了房間之後纔開始說話。丘特斯基將皮箱扔到牀上，自己跌坐到椅子裡說：“好吧，我們得打發掉一些時間，最好就在房間裡。”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看弱智兒童，末了又補充道：“那傢伙不知道我們在這兒。”他看了我一會兒，確定我聽懂之後，拿出一本皺巴巴的小冊子和一支鉛筆，翻開書填起了九宮格。
“你皮箱裡是什麼？”我有些沒好氣地問。
丘特斯基笑笑，用鐵鉤子把皮箱鉤過來並打開。滿滿一箱子的便宜打擊樂演奏用品，上面大都刻着“古巴”。
“這是幹嗎？”我問他。
他仍然笑着。“誰知道會出什麼事兒。”他說，然後接着填那有趣的九宮格。我沒辦法，只得抓過另一把椅子，坐在電視機前，打開電視，開始看古巴情景喜劇。
我們安靜地坐着，直到黃昏來臨。丘特斯基看了一眼時鐘後說：“好啦，夥計，咱們走吧。”
“去哪兒？”我說。
他衝我擠擠眼。“見個朋友。”他說完後一直沒再開口。他拎起新皮箱，走出門。儘管我被他擠眼的動作弄得有些不舒服，可也沒辦法，只好跟着他出了房間，又從側門上了一輛出租車。
哈瓦那的街道這時更繁忙了。我搖下窗戶看着、聽着、聞着這座城市。這座城市給我的是千變萬化經久不息的音樂，從我們經過的每一扇門後、每一扇窗裡飄出。還有街頭三五成羣的音樂家們，他們的音樂此起彼伏，到我們進了市區後才變得稀少，可又餘音繞樑，好像一直在我耳邊齊唱《甘塔那美拉》。
出租車在一羣羣唱歌的、賣東西的甚至怪怪地在打籃球的人羣中開過了一段顛簸的路。我很快就沒了方向感，等出租車在路中央一個巨大的金屬球前停下來時，我已經找不着北了。我跟着丘特斯基走上便道，穿過一個廣場，來到路口，這是個酒店模樣的地方。餘暉下散發着耀眼的橙粉色，丘特斯基帶我進了酒店，走過一間鋼琴酒吧和一排排桌子，桌上散放着海明威的
畫像，畫筆粗糙，像是小學生畫的。
大堂盡頭是部老式電梯，我們走過去，丘特斯基按了鈴。等電梯的時候我看了看周圍，一側是一排架子，上面都是些菸灰缸、帶柄的大圓杯和其他幾樣東西，全都帶着歐內斯特·海明威的頭像，這回的水平比學生的要稍高一些。
電梯來了，我走了過去。一個巨大的灰色鐵門打開了，露出了電梯，裡邊是個陰沉着臉的開電梯的老頭兒。丘特斯基和我走進電梯。還有幾個人也在大鐵門關上、手柄被扳到“啓動”前擠了進來。電梯晃了一下，我們開始緩慢地向上升去，直到五層。電梯司機扳動手柄，我們猛地晃了一下，停了下來。“海明威書房。”他說。他把門拉開，其他人下了電梯。我瞥了一眼丘特斯基，他搖搖頭朝上方示意一下，於是我也不動，等鐵門關上，我們又上了兩層。司機拉開門，我們忙不迭地道謝，走出電梯，走進一個小房間，它比電梯大不了多少，是通往頂樓的小過道。我聽見附近不知哪裡傳來音樂聲，丘特斯基揮了下手，帶我朝音樂飄來的方向走去。
我們走過一個小亭，看見三人樂隊在演奏《綠眼睛》，三個男人穿着白褲子和古巴襯衫。後邊靠牆是一間酒吧，左右兩邊是一大片沐浴在夕陽中的哈瓦那風景。
丘特斯基帶着我走到一張矮桌旁，周圍是幾把隨意放着的椅子。他把皮箱塞到桌下，我們坐了下來。“風景不錯啊。”他說。
“非常漂亮，”我說，“我們來這兒看風景？”
“不，我跟你說過了，”他說，“我們要會一個朋友。”
也不知是不是開玩笑，他想告訴我的就是這些。好在侍者適時出現。“兩杯莫吉托雞尾酒。”丘特斯基說。
“呃，我就來啤酒吧。”我說。我想起早些時候莫吉托讓我睡了一覺。
丘特斯基聳聳肩。“隨意，”他說，“試試水晶啤酒，很不錯。”
我衝侍者點點頭。我信得過丘特斯基對啤酒的品位。侍者也衝我點點頭，回去酒吧準備我們的飲料，三人樂隊拉起了另一首曲子《甘塔那美拉》。
我們剛喝了一口飲料，一個男人就來到我們的桌旁。他個子很矮，下面穿着棕色的寬鬆褲，上身是一件檸檬綠的古巴襯衫。他手裡提了一個跟丘特斯基的箱子幾乎一樣的箱子。
丘特斯基跳起來伸出手去。“矮棒！”他喊道。我過了半晌才確定丘特斯基沒犯病，他只是在用古巴口音叫着來人的名字“伊凡”。“矮棒”也伸出手，跟丘特斯基握手擁抱。
“卡姆貝耶！”“矮棒”說道，我又過了半晌纔想起丘特斯基現在叫坎貝爾·弗里尼神父。寒暄過後，伊凡轉過頭看着我，一條眉毛揚起。“哦，對，”丘特斯基說，“這是大衛·馬西。大衛，這位是伊凡·愛徹利維亞。”
“你好。”伊凡說着握握我的手。
“見到你很高興。”我用英語說，因爲我不確定“大衛”是不是會說西班牙語。
“好了，都坐吧。”丘特斯基說着又朝侍者招招手。侍者過來拿了伊凡的單子去調莫吉托。酒來了後，丘特斯基和伊凡開始用歡快的語調說起古巴西班牙語。如果仔細聽，我大概能聽懂，不過他們似乎只是在回憶愉快的過去。其實即便他們在談比回憶更嚴肅的事情，我也會同樣理解成那樣。因爲夜幕降臨，房檐上空是一輪巨大的橙紅色的月亮，膨脹着嗜血的蠢蠢欲動的月亮。我一看到它，每一寸皮膚就都興奮得起了雞皮疙瘩，渾身汗毛倒豎，在德克斯特城堡的每一個角落裡奔跑雀躍，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不過現在不是出擊的時候。很不幸，今夜需要自控。我只能喝着迅速變溫的啤酒，假裝很喜歡聽那三人演奏，一晚上都要衝“矮棒”客氣地微笑，巴望着時間快點兒過去，我才能恢復真我，做個快樂的劊子手。這是個忍耐之夜，祈禱我很快就能一手拿刀，一手將韋斯擒獲。
可此時，我只能深吸一口氣，喝一口啤酒，假裝欣賞景色和音樂，練練露齒而笑的技巧，德克斯特。能露幾顆牙？很好。現在練練不露牙齒地笑，只移動嘴脣。要把嘴角掀起多高才不會讓人看出你實際正忍受着巨大的內心煎熬？
“嘿，你還好吧，夥計？”丘特斯基喊道。顯然我剛纔把臉部肌肉扯得過了頭。
“我挺好，”我跟他說，“還行，真的。”
“啊哈。”他說，儘管仍然將信將疑，“好吧，要不我們還是把你送回酒店吧。”他喝乾酒站了起來，伊凡也跟着站起來。他倆握手，然後伊凡坐了回去，丘特斯基拿起他的箱子，我們朝電梯走去。我回頭看看，伊凡又點了一份飲料，我朝丘特斯基揚揚眉毛。
“哦，”他說，“我們不想一起離開，你知道，不想同時離開。”
我們抵達底層到了街上。我們穿過馬路去叫出租車時經過一匹馬，我本該留神躲開，因爲動物都不喜歡我，這匹馬後蹄直立起來，它的仰天長嘯把我和馬伕都嚇了一跳。我趕緊鑽進出租車，躲過了那匹馬的鐵蹄。
回飯店的路上我們一言不發。丘特斯基將箱子放在大腿上，看向窗外，我儘量不去聽天上那輪月亮的吼叫，不過不太管用。它在美麗如畫的哈瓦那夜晚上空無所不在地閃耀着光芒，那麼明亮又嫵媚，朝我發送着一個個奇思妙想，我卻無法行動。我不能行動。我只能微笑着看回去，說着要不了多久了，很快的。
只要我能找到韋斯。
我們無驚無險地回到了房間，一路上基本沒怎麼交談。“我把這東西放回屋裡，”他提着皮箱說道，“然後咱們去吃飯。”至理名言。既然不能在這美妙的夜晚出去享受月光，那好好吃頓晚餐也不錯。
我們坐電梯上樓，穿過走廊朝房間走去。進了屋，丘特斯基小心地將皮箱放在牀上，自己坐在一旁。我發現他去樓頂酒吧時就一直隨身攜帶着這隻皮箱，我沒看出有什麼必要，尤其是他這麼小心翼翼地對待一隻皮箱。而好奇是我唯一的缺點，我決定開口問個究竟。
“那裡面有什麼寶貝？”我問他。
他笑笑。“沒什麼。”他說，“沒什麼值錢的。”
“那你幹嗎帶着它們穿行整個哈瓦那？”
他用鐵鉤將皮箱勾過來，用手打開。“因爲，”他說，“它們可不是普通玩意兒。”他將手伸進皮箱，拿出一把陰森森的自動手槍。“變！”他說。
我想起丘特斯基一路上帶着皮箱穿過城市會晤“矮棒”。“矮棒”則帶了個一模一樣的皮箱——我們坐在那兒聽《甘塔那美拉》的時候，兩隻皮箱就在桌子下面。
“你和你朋友調包了。”我說。
“說對了！”
這不算是我說過的聰明話之一，不過我還是挺驚訝：“這是要幹嗎？”
丘特斯基衝我笑了一下，顯得很有耐心脾氣很好的樣子，讓我很想拿槍對着他扣動扳機。“這是把手槍，夥計，”他說，“你說它是幹嗎的？”
“呃，自衛？”我說。
“你還記得我們來這兒幹嗎嗎？”他說。
“找到布蘭登·韋斯。”我說。
“找到？”丘特斯基問，“你就是這麼對自己說的？我們要找到他？”他搖搖頭，“我們是要殺死他，夥計。你得想清楚這個。我們不能只是找到他，我們得把他幹掉。我們得殺了他。不然你說我們怎麼着？把他帶回家送給動物園？”
“我以爲在這地方殺人不行，”我說，“我是說，這兒不是邁阿密，你知道。”
“也不是迪士尼樂園。”他說。廢話，我心想。“這不是郊遊野餐，夥計。我們得殺了他，你最好儘快明白這個。”
“嗯，我知道，可是——”
“沒有可是，”他說，“我們得殺了他。我知道你可能幹不來。”
“我完全沒問題。”我說道。
他顯然沒聽見我說的話，大概對我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印象，一時半會兒扭轉不了。“你不能一見血就怕，”他繼續說，“血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兒，雖然我們從小在‘殺人是錯的’的教育中長大。”
這得看誰是教育者了，我想，但我什麼也沒說。
“可是規定是利用規定的人制訂的。而且殺人並不總是錯的，夥計。”他怪模怪樣地擠擠眼睛，“有時候它是你必須要做的事兒。有時是對方罪有應得。你要是不做，會有很多人死，或者他會先殺了你。在我們這件事兒上，它兩樣都佔了，是不？”
雖然此刻坐在哈瓦那的酒店房間裡，聽着我的畢生信條從我妹妹的男朋友嘴裡說出來是件挺怪異的事情，但我這會兒發自內心地再次感謝哈里，他真是個超越時代的先行者，而且他講述這個道理時的方式讓我不覺得自己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可我對用槍不感興趣。這方式看上去不對頭，就好比在教堂前洗禮用的聖水池裡洗襪子。
可丘特斯基顯然很開心。“華爾沙，九毫米。真棒。”他點點頭，又把手伸進皮箱，拿出第二把手槍。“咱倆一人一把，”他說着將一把槍扔了過來，我條件反射地接住，“你能扣動扳機嗎？”
不管丘特斯基怎麼瞧不起我，我當然知道要握着手槍的哪一頭。畢竟我成長於警察家庭，我天天都跟警察打交道。可我不喜歡槍——太冷冰冰，也缺乏真正的優雅。可他扔過來的彷彿不是槍，而是挑戰，我不能就此認輸。我一氣呵成地將子彈上膛，並照哈里教我的那樣做出瞄準的姿勢。“真不賴，”我說，“你想讓我朝電視射擊嗎？”
“留着打壞蛋吧，”丘特斯基說，“假如你行的話。”
我將槍往牀上一丟。“你真打算這樣？”我問他，“我們等韋斯入住後就跟他攤牌？是在大堂還是在早餐廳？”
丘特斯基難過地搖搖頭，好像他剛纔在教我係鞋帶可我就是學不會一樣。“夥計，咱們不知道這傢伙什麼時候出現，也不知道他會幹什麼。他甚至可能會先發現我們。”他揚起兩條眉毛看着我，好像在說：“哈，沒想到吧，你？”
“所以我們一看到他就把他斃了？”
“我的意思是，你得隨時準備好，任何情況都會出現。”他說，“最理想的情況是，我們把他弄到什麼僻靜的地方下手。不過我們得先準備好。”他用鐵鉤拍拍皮箱，“伊凡還給咱們帶來了其他幾樣東西以備不時之需。”
“比如地雷？”我說，“還是火焰投射器？”
“是些電子玩意兒，”他說，“最尖端的監視設備。咱們跟蹤他，監聽他——有這玩意兒咱們可以在一英里以外聽見他的動靜。”
我很想領略這些玩意兒的妙處，但這些妙處很難對韋斯的胃口，而且對於丘特斯基的追捕計劃來說，我希望這也不是至關重要的。反正他這套詹姆斯·邦德式的做法讓我不大舒服。也許是我不對，但我真心感激自己前幾十年的人生有多麼幸運。我只需小心經營幾次尖峰時刻和我自己心裡的飢渴慾望，不必對付這些尖端科技，也無須編織花哨模糊的情節，不必擠在這異國他鄉的酒店房間，玩味這些不確定性還有火焰噴射器。我只需開開心心地殺人。儘管跟這些高科技裝備比起來，我的把戲顯得原始草率，但它卻不玩兒花樣兒、童叟無欺。不用像這樣等得肝腸寸斷。丘特斯基把整件事兒弄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了。
可是，是我請他幫忙的，現在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沒辦法，我只能儘量裝出很愉快的樣子來。“真棒，”我一邊說一邊興致勃勃地笑着，可那笑容連我自己都騙不過，“咱們什麼時候動手？”
丘特斯基從鼻子裡哼了一下，將槍放回皮箱，然後用鉤子把箱子推給我。“等他來了，”他說道，“現在先放到壁櫥裡。”
我接過箱子，準備把它放在櫃子裡。我剛要開櫃門，忽然感到遠處有翅膀扇動的聲音，我僵住了。什麼？我無意地問。除了微弱無聲的一記推拽，一個提示，什麼都沒有。
我伸手探進皮箱，摸到那把荒唐的手槍，然後一手提槍，一手去摸壁櫥門。我打開壁櫥門，下一刻呆呆地看着那個昏暗的空間，等着被黑色的羽翼庇護。這不可能，這很超現實，這是夢中才會有的情景——可是我盯着看了半晌，不得不告訴自己這是真的。
是羅傑利奧，丘特斯基那個在前臺工作的朋友，他本該告訴我們韋斯何時登記入住的。但顯然他不再能告訴我們什麼了。從緊緊勒住他脖子的皮帶以及他的舌頭和眼睛鼓出來的樣子判斷，他顯然已經死了。
“怎麼了，夥計？”丘特斯基說。
“我估計韋斯已經登記入住了。”我說。
丘特斯基從牀邊連滾帶爬地趕到壁櫥前。他看了一眼後說：“操。”他伸手過去號脈，我覺得真沒必要，可這也許是必行的程序吧。他當然沒摸到什麼脈搏，咕噥道：“真操蛋。”他摸出一些常見的零碎物品，鑰匙、手絹、梳子、一點兒紙幣。他仔細看了看紙幣。“二十塊加拿大元，”他說，“好像誰付了他點兒小費吧？”
“你說韋斯？”我說。
他聳聳肩。“你還認識別的殺人的加拿大人？”
這問題問得挺好。既然全國曲棍球比賽的賽季已經結束了好幾個月，我只能想到一個人——韋斯。
丘特斯基從羅傑利奧的外套口袋裡拿出一個信封。“是了，”他說，“865房間，韋斯先生。”他將信封遞給我，“我猜這是個飲料券。打開吧。”
我從信封裡拿出兩張橢圓形的卡片。沒錯，那是兩張酒店贈送的飲料券，這個酒店附屬的著名酒吧。“你是怎麼知道的？”我說。
丘特斯基停下翻檢的動作，站起身來。“怪我，”他說，“我告訴羅傑利奧說，韋斯的生日到了，羅傑利奧估計想代酒店表示一下殷勤，賺點兒小費。”他舉起那張二十加元紙幣。“爲了一個月的工資，”他說，“這不怪他。”他聳聳肩。“是我的錯，現在他死了，我們的麻煩大了。”
儘管他沒把話說透，我已經明白了。韋斯知道我們在這裡，我們卻不知道他的蹤跡，也不知道他的目的，而且現在我們的壁櫥裡還多了具屍首。
“好吧。”我說，有些慶幸能借助他的見識，“那咱們現在怎麼辦？”
丘特斯基皺着眉。“首先，我們得去查查他的房間。他估計已經跑了，可是還得查查，萬一我們漏過什麼就太蠢了。”他朝我手裡的信封點點頭，“我們知道他的房間號了，而他未必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他要是還在這裡，那我們就得幹掉他。”
“如果他已經不在了呢？”我說。我也有種感覺，羅傑利奧是韋斯留給我們的臨別贈禮，韋斯自己已經一溜煙跑了。
“要是他不在房間裡，”丘特斯基說，“或者即便他在自己房間裡，我們把他弄了出來，不管哪種情況，我都得遺憾地宣佈，夥計，咱們的假期已經結束了。”他衝羅傑利奧的屍體點點頭，“他們遲早會發現這個，那麻煩就大了。我們得趕緊走。”
“那韋斯怎麼辦？”我說，“他要是已經跑了呢？”
丘特斯基搖搖頭。“他也得跑路，”他說，“他知道我們跟着他，等他們發現了羅傑利奧的屍體，會有人想起他們曾經一起——我認爲他已經走了。爲以防萬一，我們還是得查查他的房間，然後趕緊離開古巴，越快越好。”
顯然快馬加鞭趕回家執行第二計劃是目前最好的選擇。“好吧，”我說，“咱們走。”
丘特斯基點點頭。“好樣兒的，”他說，“拿好槍。”
我拿出那把冰冷的笨傢伙，塞進我的褲子皮帶，又將那件難看的綠外套拉下來蓋住它。丘特斯基關上壁櫥門，我們朝走廊走去。
“把‘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門上。”他說。這主意好，證明我沒小瞧他的經驗。這會兒要是有女侍進來清洗衣架可真讓我們難爲情。我將提示牌掛好，然後我們一起走向樓梯。
在燈火通明的樓頂追蹤某人真是種非常非常陌生的感覺，沒有月亮將銀輝傾灑在我的肩頭，沒有飢渴的閃亮刀鋒，沒有後座傳來的黑夜行者那愉快的嘶叫，什麼都沒有，除了丘特斯基那沉重的腳步聲，一隻是真腳，一隻是金屬替代物，還有我們的呼吸聲。我們找到消防門，順樓梯走上八樓，到了865房間。房間正如我想象的那樣，能看到飯店前方，非常適合架起相機。我們靜靜地站在門外，丘特斯基用鉤子舉起手槍，另一隻手摸出羅傑利奧的萬能房卡。他將房卡遞給我，朝門點點頭，小聲數道：“一、二、三。”我將房卡插進去，轉動門把手，退後一步，丘特斯基猛地衝進去，手裡高舉着槍。我跟着他，也舉起了槍。
我斷後，丘特斯基踢開浴室門，接着是壁櫥，然後他垂下手，將手槍塞回褲子口袋。“在那兒。”他看着窗旁的桌子說。一隻大果籃放在桌上，我覺得有點兒巧合，讓我想到韋斯曾經拿這些水果乾的事情。我走了過去，真好，沒有看到內臟或手指。只是幾個杧果、木瓜之類，還有一張寫着“節日快樂。奈西農酒店敬上”的卡片，沒什麼異常，但足以讓羅傑利奧被殺了。
我們看看抽屜和牀下，什麼都沒有。除了那隻果籃，房間空蕩蕩的，跟德克斯特的內心一樣。
韋斯走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