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共產黨權威在當代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新世紀之初，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新的形勢，新的任務使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權威面臨一系列挑戰。
（一）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的思想文化滲透
多年來，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一直把社會主義國家視爲他們的眼中釘，遏制共產主義一直是他們外交工作中的首要目標。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上蓬勃開展起來，西方敵對勢力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武裝干涉侵略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這些戰爭失敗後，他們越來越多地用和平手段，着眼於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包括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和心理戰，施加廣泛持久的西方思想文化滲透。從內部尋找和扶植“民主主義者”等反動派，以“人權外交”爲名進行外交干涉和經濟制裁，竭力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生變化，最終加入西方所謂“民主國家之側”。在“和平演變”策略的實施下，蘇聯解體了，東歐也發生了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終結了，於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加緊了對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西化”、“分化”步伐。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政府一方面做出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政策調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另一方面又繼續把臺灣看作是“一個國家”，通過所謂國內立法的手段保持同臺灣的關係，美國不斷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向臺灣大量出售武器，助長了臺獨勢力的氣焰。堅持要求中國政府承諾只使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從而對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設置障礙。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美國公然支持西藏達賴集團的分裂中國的活動，他們公開指責中國的宗教政策，打着“和平、民主”的旗幟對西藏和其他地區進行滲透。在新疆問題上，在西方的支持下，近些年來，新疆境內民族分裂組織和反動團伙不斷出現，民族分裂分子採取書寫反動標誌、張貼反動傳單、進行串聯等手段，竭力煽動民族仇恨，攻擊黨的方針政策，鼓吹“新疆獨立”，不斷組織爆炸、暗殺、恐怖暴力活動，僞造歷史，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地位。在人權問題上
，捏造事實，顛倒黑白，以維護人權爲藉口進行惡意攻擊，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在經濟上，當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快。由於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於主導地位，勢必使全球化進程首先朝着有利於自己的利益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適度把握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採取的策略。知識經濟的興起要求我們採取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建立正確的政治組織結構。日趨激烈的科技經濟競爭，要求我們擁有大量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以在知識經濟時代立於不敗之地。當前，國際金融日益活躍，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金融風險也隨之加大。全球化在促進世界經濟合作的同時，使世界經濟的衆多環節變得複雜化和難以駕馭。這向我們黨提出了要進一步提高執政能力的艱鉅任務。
（二）改革攻堅階段的新問題
從國內的情況看，目前我國的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能否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黨的權威。第一，改革面臨着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不高、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特別是國有企業活力不足；金融監管不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較混亂，存在許多隱患；由於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而出現的大批職工下崗分流，使黨和政府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黨風、政風，社會風氣和社會治安狀況人民羣衆還不滿意，貪污腐化，奢侈浪費等現象仍在蔓延滋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的問題比較嚴重；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地區發展差距還明顯存在，城鄉部分羣衆生活比較困難；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給資源和環境帶來巨大壓力，改革“攻堅”使黨面臨着一場嚴峻考驗。第二，政治體制改革要求有新的突破。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國民教育的進步，人的素質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人民羣衆的參與意識和民主意識也將不斷增強，擴大民主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加快建立一個精簡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和人民羣衆廣泛參與的民主政治體制已是大勢所趨。政治體制改革是否順利，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這就要求我們在提高駕馭市場經濟能力的同時，也要增強駕馭民主政治的能力。第三，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還相當繁重。改革開放以來，
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明顯效果，對促進改革、發展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社會精神生活領域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一些領域道德失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封建迷信活動和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沉渣泛起；假冒僞劣，欺詐活動成爲社會公害，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衝擊；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東西屢禁不止；第四，黨的建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方式等方面的多樣化還將進一步發展，這必然給我國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帶來深刻影響，給我們黨執政和領導各項事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黨的組織和領導主要通過從上到下組織嚴密的部門和單位來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一些新的經濟組織和社會活動領域。很多人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不少人自謀職業。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民與基層組織的關係也比較鬆散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在就業和生產經營活動方面的流動性比過去大大增強了。在這種情況下，完全依靠過去的方式實施黨的領導顯然是不夠的。黨的領導如何更加切實有效地覆蓋社會和市場發展的廣泛領域，是我們黨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由於勞動性質、就業方式、收入分配等條件的變化，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業、不同方面的羣衆的具體利益又會有這樣那樣的差別。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會羣體的具體利益，如何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也是一個關係到黨的領導能否有效實施的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活躍城鄉經濟、滿足社會多方面需要、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如何加強黨在非公有制領域中的領導，切實把這些領域的羣衆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也是一個新課題。隨着物質利益的多樣化，羣衆也產生了不同的利益要求。這些利益要求，不僅會在羣衆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出來，也會在我們工作的不同領域和部門表現出來。這不僅要求我們黨的方針政策更好地保證和滿足羣衆實現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也要求黨更好地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把全體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爲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