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權威 在當代的挑戰與對策
我國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我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具有權威地位的，它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八個民主黨派，這八個民主黨派各自聯繫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他們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地位，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他們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而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及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共產黨又領導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各族人民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推進了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這些成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在新的歷史時期，由於受國際、國內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受到了一系列挑戰，但我們一定要，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進一步維護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一、中國共產黨權威地位的形成及演變
中國共產黨誕生時，只有五十幾個人，九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爲在中國執政六十多年，擁有八千多萬黨員的大黨，他的權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威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九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大致經歷了形成與確立，曲折發展，全面提升三個階段。
（一）中國共產黨權威的形成與確立階段
我們偉大的祖國曾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可是到了近代，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成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空前深重。從鴉片戰爭開始，經過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些鬥爭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一次一次地失敗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
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期待着新的社會力量尋找先進理論，以開創救國救民的道路。
正在這時，1917年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先進理論。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工人階級作爲先進的社會力量嶄露頭角，同時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爲新思想、新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道路。1921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了。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歷史地落到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革命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也開始了樹立自身權威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尋找自己的奮鬥目標，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勞動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這是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一個重大進步。
二大以後，作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工人運動，先後發動了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在這次罷工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擴大了在全國的影響，進一步密切了同工人階級的聯繫，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在這次工人運動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要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共同鬥爭，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要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必須要採取革命的武裝鬥爭手段。正是帶着這樣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與國民黨的合作。1923年中國共產黨“三大”通過決議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爲民主革命的聯盟，共產黨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正式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改組了國民黨。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後，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空前大發展，建立了革命武裝，並開始了北伐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指導作用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北伐戰爭中發揮先鋒作用，廣大國民革命軍將士也英勇戰爭，廣大人民羣衆積極配合北伐軍作戰。因此在國共兩黨共同合作下，北伐戰爭取得了勝利，但是在北伐戰爭後期，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汪精衛叛變了革命，分別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直接導致了國共合作破裂， 大革命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武裝鬥爭對於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建立了井岡山等一系列革命根據地，逐步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同時也確立了毛澤東爲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打響了抗日戰爭的序幕。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除配合正面戰場抗擊日寇外，中國共產黨還積極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建立了一系列抗日革命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國民黨丟棄的大片領土，殲滅了大量的日僞軍，在爭取抗日戰爭勝利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逐漸樹立了崇高的威望。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也日益成熟，已比較完整地掌握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
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認爲中國革命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綱領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綱領是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並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文化綱領是廢除封建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提出使全黨對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有了一個明確而完整的認識。這一理論成爲引導中國人民自覺地在複雜的環境中不斷前進的旗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起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指導作用。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堅持獨裁統治，發動內戰。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斷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摧毀了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宣告結束。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國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中國歷史開始進入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
在二十八年的新民民主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樹立自己的權威地位，成爲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也被公認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這近八十年的時間，由於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先進的革命政黨的領導，那些鬥爭都失敗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爲中國人民指明瞭鬥爭的目標，在長期鬥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並且把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了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英勇鬥爭，終於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對中國共產黨權威地位的真實寫照，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得到的科學結論，是他們基於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七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又領導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實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逐漸恢復了國民經濟。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隨着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黨逐步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這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威地位得了確立和初步鞏固。
（二）中國共產黨權威的曲折發展
1956年“八大”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在路線、方針、政策上犯了一些錯誤，這些錯誤給中國人民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造成了許多不該有的損失，傷害了人民羣衆對黨的感情，影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形成的權威受到了損害。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爲了加強黨的建設，以適應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整風，這次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整風運動展開後，廣大羣衆和愛國人士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向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但是也出現了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所謂“大鳴大放”，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於是中共中央又決定開展反右派鬥爭。對各種反對黨的領導的言論給予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嚴重損害了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損害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造成了國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同時，黨中央錯誤的判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個判斷使黨和國家長期陷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誤區，嚴重干擾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錯過了不少寶貴的發展時機，影響了國家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使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規律缺乏認識，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思想準備不足，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又錯誤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這場運動的特點是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在工農業上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斷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農業提出以糧爲綱，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達到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工業提出“以鋼爲綱”的口號，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提前實現原定的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目標，實際上“大躍進”運動不但沒有加速發展我國的生產力，相反卻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其直接的後果就是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
在“大躍進”運動的同時，農村則興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實際是一場生產關係的“大躍進”，由於它本質上脫離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災難。本來毛澤東和黨中央已經察覺到並開始糾正這場錯誤，但是在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等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從而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右傾”錯誤的進程，掀起了繼續“躍進”的**，這場鬥爭把階級鬥爭引入黨內，嚴重損害了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使黨內的“左”傾錯誤進一步擴大了。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爲指導，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這場運動由文化領域批判開始進而席捲各個領域。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打着最“革命”的旗號，煽動對毛澤東的崇拜的狂熱，把“左”傾錯誤推到極端。他們指使和放縱一批投機分子、冒險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煽動羣衆進“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形成了全國範圍內長達十年的大動亂，這場長期動亂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
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幹部和羣衆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十年間國民收入損失約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遭到嚴重摧殘，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歷史文化遺產遭到巨大損壞。黨和人民的優良傳統和道德風尚在相當程度上被譭棄。“**”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場內亂使黨在人民心目的地位受到極大挑戰，黨的權威一度失落。粉碎“四人幫”，結束“**”後，雖然各項工作有所前進，但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始終堅持“兩個凡是”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從而在黨內外羣衆中引起了新的混亂，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受到嚴重阻撓，正如同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一樣，黨的權威也在徘徊中前進着。
（三）中國共產黨權威的全面提升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逐漸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創了正確道路，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黨的權威獲得了全面提升，得到了人民羣衆的真心支持與擁護。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討論了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各項重大問題，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在全國實行改革開放。會議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紀，嚴肅黨紀。這次會議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解決了近20年從來沒有解決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從而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制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着手恢復和調整國民經濟。同時全面平反冤假錯案進一步調整了社會政治關係。1979年召開了十二屆六中全會，對建國32年來的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作了正確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寫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定的一條適合新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次會議對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維護全黨的全國人民的團結，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撥亂反正和調整國家經濟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逐步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擴大基層單位的自主權，加大對外開放力度，設立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經濟特區。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決定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在各條戰線蓬勃發展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二大，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制定了系統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揭開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篇章。
爲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大，做出了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了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十三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加快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步伐。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重要談話，從政治上澄清了、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定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指導地位，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又前進了一個新階段。
1997年，在國際風雲變幻、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五大，這次會議全面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進一步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做出全面部署，確定了跨世紀的宏偉藍圖。
黨的十六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明確提出了黨在新世紀的二十年的奮鬥目標和推進各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深刻回答了關係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黨的建設等各項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一定能夠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
在經受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在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召開了黨的十八大，這次大會提出了“中國夢”。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最後強調，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提高黨的權威的有利保證，而“中國夢”的實現也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在經受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在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召開了黨的十八大，這次大會提出了“中國夢”。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最後強調，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提高黨的權威的有利保證，而“中國夢”的實現也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從1921年成立至今，中國共產黨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九十多年裡，中國共產黨的權威經歷了形成與確立、曲折發展、全面提升等階級。九十多年的歷史表明要想贏得和鞏固權威地位，獲得人民羣衆的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的理論爲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須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羣衆，誠心誠意爲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羣衆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必須始終自覺地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永葆黨的生機和活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