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生活於三維空間的我們來說，時間似乎永遠是個未解之謎，我們不可能像科幻電影當中那樣“回到未來”。但也正因其不可解，讓我們時時都充滿了對下一刻的期待。
既然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我們也就不必整日尋尋覓覓地去尋找什麼，而安止於當下這一刻。當我們真正接受了這種無時不在的不確定性之後，這本身就會形成一種“確定性”，讓我們隨時隨地都能心安情悅、自得其樂。
並且如果我們的心態是放鬆的、開放的，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往往會表現出一種達觀、超脫的態度，不會糾結於問題本身——這就是幽默。
幽默是人類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一種高級情感活動和審美活動，它往往產生於人類對自身所處困境，對自身弱點、侷限性的反思與自嘲，是無可奈何之後的樂觀與反諷。
任何庸劣的價值取向和因循固陋的思維方式，都與幽默無緣。幽默，是最具“原創性”的，你不可能像人們說的“一輩子就靠一個笑話活着”。當一個段子被說上十幾次之後，它的“幽默係數”也就所剩無幾了。
記得有一年的春晚上，“我唱的不是歌，是寂寞”這句誕生在電影中的流行語被幾個小品、相聲反覆拿來“引用”，真是不得不佩服創作人員腦力的貧乏程度和導演“獨樹一幟”的鑑賞水平。
這就像把別人嚼過的口香糖撿起來放在自己嘴裡，然後還在觀衆面前津津有味地嚼着，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再吹出幾個泡泡來，以博得大家的一片喝彩。其實他們不知道，這種拙劣的搞笑，已經讓觀衆把這輩子喝的第一口奶都吐出來了！
幽默，不單單是逗人一笑而已，其背後，必須有實實在在的思想或情感作支撐。卓別林的電影，除了那些滑稽、誇張的動作，我們能夠體會到的一定還有更深的東西。
《大話西遊》之所以成爲經典，是因爲它裡面有濃得化不開的愛情作依託，有深契人性深處的東西！我們反觀之後的《情癲大聖》和《越光寶盒》，最初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已經讓位於俗爛不堪、空洞無物的肢體動作了。前者就像一位倚欄獨立，貌脫凡塵的女子，一見便讓人魂夢繫之；而後兩者，就只能形容爲千年之後這位女子的屍骨了，讓人不忍再看第二眼。
中國的小品、相聲藝術也是這樣，在馬三立、馬季等前輩們過世之後，這些傳統藝術似乎也走到了窮途末路。最初對人性弱點、社會醜惡現象的挖掘與諷刺，已經變成了純粹對人體感官的刺激。前者就像李安的《色·戒》，後者就像港臺的三級片；雖同樣含有性的成分，一個已經進化到了藝術階段，一個還停留在階段——一個屬於人，一個屬於獸。
在文學作品當中，更是不能少了幽默的，甚至還有一個專門的文學門類：黑色幽默。它跟卡夫卡創立的現代派文學，之後的存在主義哲學、荒誕派戲劇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社會的工業化、人的異化的產物。
黑色幽默，是一種哭笑不得的幽默，它往往用悲劇內容和喜劇形式相“混搭”的形式來表現世界的荒誕、社會對人的異化、理性原則破滅後的惶惑、自我掙扎的徒勞。面對這一切，人們發出玩世不恭的笑聲，用幽默的人生態度拉開與殘酷現實的距離，以維護飽受摧殘的人的尊嚴。
黑色幽默發源於西方，更確切地說是美國。在中國，王小波是一位難得的把黑色幽默運用得爐火純青的現代作家。我們看一些例子就知道了，他這樣形容某些領導開會時的發言：只要這些領導的嘴一張開，就像上大號放鬆了肛門括約肌，根本不能控制自己。
他談到人對痛苦的適應性：假如人生活在一種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倖福。假如你是一隻豬，生活在暗無天日的豬圈裡，就會把在豬圈裡吃豬食看作極大的幸福，因此忘掉早晚要挨一刀。所以豬的記性是被逼成這樣子的，不能說是天生的不好。
他說到人生的目標：唸書就是爲考大學，考大學就是爲讀博士，讀博士就是爲以後主管工程，主管工程就是爲貪污公款。
他說到夢跟現實：夢具有一種荒誕的真實性，而真實有一種真實的荒誕性。
錢鍾書先生也是一位少見的幽默大師，在他的小說《圍城》中，他猶如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運用各種機智的反語、雙關、諧音、對伏、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軼聞，以幽默的筆法諷刺時弊，描摹人物世態，調侃“芸芸衆生”。常以平易的筆觸，在貌似嬉筆中予以淋漓盡致的嘲諷和描寫，令人稱奇。
例如：鴻漸對鮑小姐的好像不經意地說的一句“咱們今天都是一個人睡”產生了念頭，直回到船艙心也靜不下來，他感覺“打消已起的念頭彷彿跟女人懷孕要打胎一樣的難受”；
他諷刺溜鬚拍馬之人：拍馬屁跟戀愛一樣，不容許有第三者冷眼旁觀；
他寫行人雨天在泥濘的路上鞋底上沾的厚厚的泥巴，逗趣說那“抵得貪官刮地皮”；
又如他說“鮑小姐那類女人”是不“傷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軟木塞之於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時候才需要瓶塞”，一個生動的比喻就能使讀者對鮑小姐的生活作風瞭然於胸；
還有方鴻漸在省立中學作報告時大談鴉片、梅毒，令“那記錄的女生漲紅臉停筆不寫，彷彿聽了鴻漸最後的一句，處女的耳朵已經當衆失去貞操”。
看過這些幽默、風趣的句子，我們不得不佩服大師們的“另類”語言智慧。在人際交往當中，幽默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美國一位心理學家說過：“幽默是一種最有趣、最有感染力、最具有普遍意義的傳遞藝術。”
幽默的語言，往往能使社交氣氛輕鬆、融洽，利於交流。有一次，林語堂參加臺北一個學校的畢業典禮，在他說話之前，很多領導發表了長長的講演。輪到林語堂說話時，他看看錶，已經十一點半了，馬上就是飯點了，於是站起來說：“紳士的講演，應當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他的另一個笑話已經傳遍了世界：“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
生活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雙方爭論激烈、劍拔弩張、僵持不下，由於第三者一兩句幽默的話，即可使爭執的雙方啞然失笑、撒手言歡、化干戈爲玉帛。
在一個死氣沉沉、單調乏味的場合，也往住會因爲某個人的幽默談笑，打破了這種沉寂局面，活躍了人們疲憊麻木的神經，從而營造出一種生動活潑、自然輕鬆的氛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幽默是化解人類矛盾的調和劑，是活躍和豐富人類生活的興奮劑，是一種高雅的精神活動和絕美的行爲藝術。
一句得體的幽默，它所帶來的感情衝擊往往能消除人際間的誤會和紛爭，讓人際關係變得更加和諧融洽。如果可以寓教育、批評於幽默之中，就更易使聽者接受。
在飯館裡，一位顧客把米飯裡的砂子吐出來。一粒一粒地堆在桌上，服務員看到了很難爲情，便抱歉地問：“淨是砂子吧？”顧客擺擺頭說：“不，也有米飯。”
一句“也有米飯”，形象地表達了顧客的意見，以及對米飯質量的描述。運用幽默語言進行善意的批評，既很好地達到了批評的目的，又避免出現使對方難堪的場面，可謂是一箭雙鵰。
中國古代也有一個類似的的故事：
艾子有一個孫子，年齡有十多歲，性情懶惰頑劣，不愛讀書。艾子非常討厭他，經常用楸木杖打他，但他老是不改。艾子的兒子只有這麼一個孩子，時常擔心孩子禁不住杖打而死掉，因此，每當父親杖打孩子時，他都在一旁含着淚求情。
艾子看到兒子的可憐相，愈加憤怒，教訓他道：“我替你管教孩子難道不是好意嗎？”邊說邊打得更厲害了，兒子也無可奈何。
一個冬天的早晨，下着鵝毛大雪，孫子在院子裡摶雪球玩。艾子發現了，脫光孫子的衣服，命他跪在雪地上，凍得他渾身發抖，直打寒顫，煞是可憐。兒子也不敢再求情，便脫去衣服跪在其子旁邊。
艾子見了，驚問道：“你兒有過錯，理當受此懲罰；你有何罪，跟他跪在一塊？”
兒子哭着說：“你凍我的兒子，我也凍你的兒子。”
艾子聞言，不由大笑了起來，便饒恕了他們父子。
幽默還有自我解嘲的功用。林語堂說：智慧的價值，就是教人笑自己。在對話、演講等場合，有時會遇到一些尷尬的處境，這時如果用幾句幽默的語言來自我解嘲，就能在輕鬆愉快的笑聲中緩解緊張尷尬的氣氛，從而使自己走出困境。
一次，一位著名的鋼琴家去一個大城市演奏。鋼琴家走上舞臺才發現，全場觀衆坐了不到五成，見此情景他很是失望。但他很快調整了情緒，恢復了自信，走向舞臺的腳燈對聽衆說：“這個城市一定很有錢！我看到你們每個人都買了兩三個座位票。”
音樂廳裡頓時響起一片笑聲，爲數不多的觀衆也立刻對這位鋼琴家產生了好感，聚精會神地開始欣賞他美妙的鋼琴演奏。
要懂得使用幽默的技巧，就需要具有一定的智慧。一個才疏學淺、舉止輕浮、孤陋寡聞的人是很難生出幽默感來的。要學會幽默的藝術，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能力：
要有淵博的知識，寬闊的胸懷，樂觀的性格；要對生活充滿信心與熱情；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要有高尚優雅的風度和鎮定自信、樂觀輕鬆的情緒；要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語言表達能力。
學會幽默，其實也不是特別難，非要達到以上的所有要求。在生活當中，我們每個人都能變得幽默，它並不是天才、高智商、喜劇演員的專利品。只要你學習讓嘴角往上翹，換個新鮮角度欣賞事物，即可學會幽默，走出尷尬。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們懂得幽默的藝術之後，一定不能亂用，否則就容易出亂子。
據說蕭伯納少年時就已經很懂幽默了，但是由於他濫用幽默、出語尖酸，使得人們聽他說一句諷刺挖苦的話，便有體無完膚之感。
有一次，一位朋友在散步時對他說：你現在常常出語幽默，不錯，非常風趣可樂。但是大家常常認爲，如果你不在場，他們會更快樂，因爲他們都感到自己比不上你。有你在，大家便都不敢開口了。你的才幹確實比他們略勝一籌，但這麼一來，朋友將逐漸離開你，這對你又有什麼益處呢？
朋友的話使蕭伯納如夢初醒，從此他改掉了濫用幽默的習慣，而把天才發揮在文學上，終於建立了他在文壇上的極高地位。
幽默是人際交往的潤滑劑，學會恰當地運用幽默，會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加順利，人際關係更加和諧。
幽默是生活的調味料，它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有滋有味。
但是，再好的調味料都不能濫用！就好比用鹽，用一點可以使菜味鮮美，但放得太多，可能就會把人給“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