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讀書人，一般都有極強的官癮、政治癖，從政、干政、議政的熱情特別高。讀書是進身之階，讀了書就一定要當官，當不了官，或當官退下來，也不能忘情於政治。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雖身在江湖之上，卻心存魏闕之下。這跟中國的讀書人——一般稱“儒”——的起源有關係。
儒家源於術士。《說文》上說：“儒，術士之稱。”《禮記》中注：“術，猶藝也。”《列子·周穆王篇》中說：“魯之君子多術藝。”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儒”就是術士、藝士，也就是嫺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人。
“儒”起源於藝士，既不是受壓迫的農民，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是以“藝能以友教貴胄間者”。這就相當於日本幕府時期的武士，必須依附於某個幕府將軍。“儒”的這種社會地位，就決定了其與王權的合作性質，只有通過與統治者合作，他們才能安身立命，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比如孔子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恰好體現了儒家在其精神實質上是要與王權結合，以建立一個以仁爲精神的“政治理想國”。因此，儒家與王權，基本上是一種彼此依存的關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理想必須通過與王權結合才能實現。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中國的讀書人都跟他們的老師孔老夫子一樣，是天生的政治迷了。但政治這個遊戲可不好玩，“伴君如伴虎”，弄不好就會引火焚身，偷雞不成蝕把米。夫子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了，所以他告誡後世的讀書人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如果沒有職務，先謀其政，任何的命令指示都出師無名，名不正則言不順，結果必適得其反。比如，現實中很多人熱衷於談論政治，關心政治，並試圖從事政治，雖然他們很多人“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但只是留於口頭，沒有去爭取一個合適的職務，沒有或難以付諸實踐，施展自己的才華，最終只能落個老死餘生、空懷壯志。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從側面說明了這個道理，造反不是吟詩作畫，是暴力活動，要推翻反動政權，首先要有軍權，要有軍隊，一個文弱書生，沒有這些武裝，如何完成自己的抱負？這句俗語深刻地闡述了“不在其位，謀其政”的最大弊端——那會讓你掉腦袋的！
所以，不在那個職位上，就不要參與、考慮、過問這個職位上的政事，不要越職侵權。如果不把份內的事處理妥當，就屁顛屁顛地去管別人部門的事情，這不但沒盡責任，還擾亂別人，容易引起人事問題。
所以孟子補充發言道：“位卑而言高，罪也。”職位低的人議論職位高的人主持的政務，就容易獲罪。沒有位子，就不要進入操作狀態，做各種可行性研究。比如你不是校長，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民教師，學校的大事，你就不能管。要關心，你也只能從一個普通教員的角度關心一下；並且更要注意關心的“度”，太熱情了，校長沒準會認爲你想搶他的位子呢！
孔子從二十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心，對治理國家的各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分析，也常發表一些自己的獨門見解，一生主張“仁政”。在有了一套比較完備的治國之策後，孔子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的漫漫人生路，想借此宣傳、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但天不遂人願，孔子累累受到當時統治者的冷落，也經常有人對坐在馬車裡的孔子冷嘲熱諷一番，甚至有人說他就像一條喪家之狗。
倍受打擊的孔子認爲自己的政治主張得到不實現，首先的原因就是自己不在其位。不在位子上，就沒有實權；沒有實權，就沒辦法發號施令、治理天下，展現個人的才幹。現實是殘酷的，光靠“不在其位，謀其政”理想方式，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
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提倡“權責利”分明，企業的經理人首先須得到股東授權，得到管理權限與企業資源，明確義務，分清責任，開展工作，同時根據其權利義務的大小給予相應福利待遇，企業的這些作法是與孔子的思想相吻合的。
大凡職責分明的企業，規模越大，運作起來更有效率，因爲他減少了濫芋充數的人。中國人講究出師有名，有了權限，就可以配製所掌握的資源，可以清除阻礙工作進程的各種勢力，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事盡其美。
反之，如果“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典型的玩忽職守了，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佔着茅坑不拉屎。孟子說：“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地位低下卻議論朝廷大事，這是罪過；身在朝廷做官，卻不能以民爲本，實現自己的報復，這是恥辱。這樣的人，誰都痛恨的！
但說來也奇怪，真要輪到自己蹲到了“茅坑”上，突然之間竟也“便秘”了！說到這裡，我想起了電影《沒完沒了》裡面的阮大偉喝多了躺在牀上的戲，有人問他：想吐嗎？他笑着說：想吐……我也不吐；十三……路易的；八千塊錢一瓶——我捨不得吐。
一個是捨不得拉，一個是捨不得吐，二者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總是很奇怪的動物，同樣的東西，屬於跟不屬於自己，其態度竟有如此之差別。這就像男人對女人的態度，沒得到之前，看得比仙女還珍貴，一雙芊芊玉手、一對楚楚櫻脣，怎麼能在廚房裡幹粗活呢！得到之後，卻說自己被騙了，這根本不是冰清玉潔的仙女，而是燒火做飯、嘮嘮叨叨的婦人！
4.人生的一種境界：花未全開月未圓
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困惑：父母對孩子關愛得無微不至，卻常常招致孩子的反感；親密無間的好朋友，卻常常做出彼此傷害的事情來；有時費盡心機想和領導、同事拉近關係，卻常常適得其反。
爲什麼會這樣？
怎樣的關係纔是恰到好處的呢？
孔子認爲，太過疏遠和太過親密都不是最佳狀態，所謂“過猶不及”。爲什麼兩個人很親密，卻不是相處的最佳狀態呢？
孔子的學生子游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如果你有事沒事總是跟在國君（領導）旁邊，雖然表示親近，但離招致羞辱就不遠了；你有事沒事總是跟在朋友旁邊，雖然看起來親密，但離你們倆疏遠也就不遠了。
心理學當中有一個術語，叫做“刺蝟法則”，就是說這個問題的。
爲了研究刺蝟在寒冷冬天的生活習性，生物學家做了一個實驗：把十幾只刺蝟放到戶外的空地上。這些刺蝟被凍得渾身發抖，爲了取暖，它們只好緊緊地靠在一起；而相互靠攏後，因爲忍受不了彼此身上的長刺，很快就又各自分開了。
可天氣實在太冷了，一會兒，它們又靠在一起取暖。然而，靠在一起時的刺痛使它們不得不再度分開。
挨的太近，身上會被刺痛；離的太遠，又凍得難受。就這樣反反覆覆地分了又聚，聚了又分，不斷地在受凍與受刺之間掙扎。最後，刺蝟們終於找到了一個適中的距離，既可以相互取暖，又不至於被彼此刺傷。
這就是有名的“刺蝟法則”，它強調的就是人際交往中的“心理距離效應”，只有合適的距離才能讓彼此感覺舒服：
距離太遠，缺少必要的交流與信任，對方在彼此心目中只是一個模糊的形象，不瞭解，情就淡漠了，心就隔閡了，也就無法成爲知己；
距離太近，同樣也很危險，沒有距離、沒有秘密，往往讓彼此看到對方身上的缺點，往往會打破那種“看上去很美”的感覺。
人的心理變化是一個很微妙的歷程，酒肉朋友我們都知道，也不會在真有困難的時候想起來。任何兩個人的關係，都需要一定的距離。就像一杯水，太涼了寒心，太熱了燙口，只有適度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親切而不曖昧，淡雅而不冷漠——親而不密，淡而不疏，也許這樣，纔是最好的距離。
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尤其是都市裡，原來的大雜院都拆了，建成了單元樓，串門聊天、吃百家飯已經成爲了歷史。往往是同在一個單元裡邊住了三四年，鄰居都認不全。
正因爲周圍人際關係的冷漠，加重了我們所信賴的幾個朋友身上的負擔。你會覺得：我的好朋友應當對我好一點，我也會自覺地對他好一點；你們家有什麼私事，比如兩口子打架了，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我可以給你們調停啊！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距離過近，必然要傷及他人。那麼，應該怎樣與朋友相處呢？
子貢曾經問過他的老師，孔夫子告訴他說：“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勿自辱焉。”看到朋友做不對的事，你要真心地勸告，善意地引導，如果他實在不聽就算了，別再說了，不要自取其辱。
所以，與好朋友相處也要有個度，不要什麼樣的事都大包大攬，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掌握好親疏的分寸。那麼，對待自己最親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親密無間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間、夫妻之間、戀人之間，也需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嗎？
心理學上說現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種行爲叫做“非愛行爲”。是說以愛的名義對最親近的人進行的非愛性掠奪。這種行爲往往發生在夫妻之間，戀人之間，母子之間，父女之間，也就是世界上最親近的人之間。這種行爲，常常會使愛成爲一種藉口，一種負擔。
夫妻和戀人之間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面：一個對另一個說，你看看，我就爲了愛你，放棄了什麼什麼；我就爲了這個家，才怎麼怎麼樣，所以你必須要對我如何如何。
不少母親也經常會對孩子說：你看看，自從生了你以後，我工作也落後了，人也變老變醜了，我一切都犧牲了，都是爲了你，你爲什麼不好好唸書呢？
這些都是“非愛行爲”，它是一種以愛的名義進行的強制性的控制、掠奪，讓他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是對他人人格和尊嚴的侵犯。
西方的孩子獨立的一般都比中國早，因爲他們認爲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關係。雖然世界上大部分的愛都以聚合爲目的，但父母對孩子的愛，卻是以分離爲目的的。父母真正成功的愛，就是讓孩子儘早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從你的生命中分離出去，這種分離越早，你就越成功。
距離和獨立，是一種對人格的尊重，這種尊重即使在最親近的人中間，也應該保有。無論父子母女之間，還是多年夫妻之間，一旦沒有了這種距離、這種尊重，越過了這個尺度，離疏遠甚至崩潰就不遠了。
這種彼此之間留一點分寸、一點餘地的距離，非常像禪宗所推崇的一個境界——“花未全開月未圓”。這是人間最好的境界，花一旦全開，馬上就要凋謝了；月一旦全圓，馬上就要缺損了。美好的東西一旦得到，到達了頂點之後，這種美好就會漸漸流逝。而未全開，未全圓，仍使你的內心有所期待，有所憧憬。
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如果過於快樂，人就會迷失在其中——樂極生悲；如果事物太美好了，它必定會開始敗壞。這就是自然循環的大道，任何事物都不能違背這個法則。朋友之道，親人之道，亦是如此。稍微留一點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