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中國政治改進（節選）
○吳恩裕
所謂中國缺乏法治乃是說：中國雖然有法律，但是這些法律並沒有普遍及徹底實行，反過來說就是：中國雖然有法律，但是它們並沒有被全體中國人民普遍及徹底地遵行。
在西洋和中國政治學說的歷史中，都有關於法治的討論；而且這種討論，又常常是和人治的問題拉在一起的。柏拉圖的哲學王的政治，當然是極端的人治主義；可是他晚年卻又相信：這種政治雖然是理想上至善的政治，在事實上卻是不可得到的了。所以，他晚年仍然倡導法治，而他的《法律篇》一書，卻集此說之大成。至於亞理士多德，則更是主張法治的了。柏、亞以後，西洋的政治學說，大體上是以法治的主張爲主要的潮流。雖然偶爾也有人治的主張，但那顯然是暫時的反動，不能改變上述主流的方向。
中國討論法治主義和人治問題最惹人注意的是法家。他們的見解大致與西洋的學者相似。並且，他們的論證，以視西洋學者，亦了無愧色。他們徹底懂得人治的缺點何在，法治的長處何在。例如《商君書》、《管子》、《韓非子》諸書中所包含的理論，都可以證實我們的說法。但是法家學說對於中國實際政治的影響，幾乎和短命的秦國壽命相始終。秦亡以後，影響中國實際政治的，是道家，是儒家，而不是法家的學說了。對於法治事實最有重大阻礙的，是荀子的學說。他的主張可以說亦相當重視法治。但是他卻認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認爲“有治人，無治法”。這樣一來，無論立了什麼樣的好法，只要這“人”不存在了，這“法”也就沒有方法推行了。荀子本來的意思，也未嘗沒有道理，因爲在我看來，用現在的名詞術語說，他注意的似乎是：個人道德操守對於政治的影響。這種影響，其實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關於此點，我們在此暫不多說，留待另文討論。我們在這裡要注意的是：中國的思想家受了荀子學說的影響，便都主張人治了，便大都認爲：如果想把政治弄好，便可以忽視法律，而僅以賢明的治者促成了。
這影響是很壞的，而且必然要壞的，因爲在理論上：
（一）人治只是以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來治理國事，而法律的治理卻包括着許多人的智慧。關於人治是一個人的聰明一點，不必多加解釋，這是很顯明的。關於法治是衆人的聰明一點，我們須知：無論是立法者所立之法，或是風俗習慣累積成功的法律，它們卻都是衆人的經驗、智慧、意志所造成的。因此，法律的治理自然要比個人的治理高明得多。也就是說：法治更易促政治步入正軌，更易使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而人治則剛剛與此相反。
（二）個人永遠不能脫離感情的支配，一有感情，則自然就會產生偏私，偏私不公乃是政治混亂的主要原因。所以，人治的一個大問題即是：無法擺脫足以造成不公正現象的感情作用。法律裡面，既然沒有感情，自然就不會產生不公正的現象。西洋學生讚譽法律爲“不具感情的智慧”就是這種意思。這一點關係非常重大，因爲政治的良窳幾乎就全視是否有不公正，有偏私而定。所以，就此觀點言，人治也不如法治。
除
了以上兩種主要的理由外，中國法家所列舉的理由，也有值得提及的。他們把法律看成一種尺度或繩墨。有了這個尺度或繩墨，即使是個愚人，也不難治理國事，而中人則可以大有治績了。至於聰明的治者，若再有法治這個尺度或準繩的幫助，則政治之良好，指日可待。但假如沒有這個尺度或準繩，則即使是個絕頂聰明賢德的治者，也是很難望有治績的。至於中材及下愚之人，若無法律這個準繩，則必把政治弄得昏天黑地，民不堪命無疑。中國法家這個理由，嚴格地說，也應附屬於上述第（一）項中。不過上述第（一）項中的理由是談知識範圍大小及程度深淺的，而法家的主張則是說知識的性質的。
有了這些理由，我們深信：中國政治思想家接受荀子這種主張，而提倡人治，輕視法治，對於中國的實際政治的影響，是非常壞的。
這結果就造成了中國幾千年來缺乏“法治”的事實。所謂中國缺乏法治，並不是說：中國根本沒有法律。中國顯然是有法律的，並且某些朝代的法律（如隋唐），還很爲近代法律學者所稱道。所謂中國缺乏法治乃是說：中國雖然有法律，但是這些法律並沒有普遍及徹底實行，反過來說就是：中國雖然有法律，但是它們並沒有被全體中國人民普遍及徹底地遵行。
先就治者說。中國各朝代最高的治者，儘可以爲所欲爲，他們的行爲是不受人間法律約束的。我們逐一翻閱各朝代的歷史，就可以證明這句話是對的。這一點就是與法治國家的條件違背。因爲在一個法治的國家中，所有的人都要守法律。遵守法律的要求既然是普遍的，那麼，治者當然也就不能例外了。並且他們既不守法，就無責任可言。他們治理國事是不負任何責任的。治理得好，固然無話可講；治理得不好，也無話可說。在此種情形之下，如何會有良好的政治出現？
中國的一般人民，也缺乏守法的觀念。有的人用種種技巧，來避免法律的約束，又有的人憑藉特殊的勢力，而強不守法。總而言之，中國人民不但不認爲不守法爲可恥，反而以不守法爲榮。這種心理是普遍的，這種習慣也是根深蒂固了的。在中國文化中，似乎沒有承認守法是美德的；固然遵守道德律是中國先哲一致的訓誨，但以守法爲美德爲光榮，似乎是西洋文明的產物。我們窮原竟委，推求這種不守法的原因，大概無論其不守法的方式如何，心理如何，其自覺或不自覺的動機是自私自利。例如：逃避當兵、納稅，固然是自私自利；而上公共汽車不循秩序地爭先，又何嘗不是自私自利？從前羅素在他所著的《中國之問題》一書中，有一篇的題目叫做《中國人的性格》，其中就指明中國人的自私自利。好多人還認爲他說的不對，或者太不客氣了。其實中國人不能不說是相當自私的。既然自私自利，而又缺乏“羣”的觀念，自然的結果便是：不會甘心情願地守法了。而這種不守法的習慣，對於政治的改進，是非常有阻礙的。中國之非法治國家，就是這種情形造成的。
一個國家，由政治觀點講，只有治者與人民兩種人。在中國這兩種人偏偏都沒有守法的習慣。試問欲求中國爲一法治國家，如何會可能？而這種缺乏守法的習慣，我們認爲和中國文
化傳統的學說很有關係。因爲在傳統學說中那種專持個人智德無須法律的主張，對於一般人民的行爲，影響甚大。
然而，不幸這種缺乏法治精神的習慣，將永遠爲中國政治改進途中的阻力。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就兩方面言之。就一般政治措施言，這種精神或習慣的缺乏，會影響政治的進步。就實行民主言，有些法治的精神或習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以下分別述之。
（一）就一般政治措施言，我們須知：凡是有益於社會人羣的政令，其徹底的推行，必須人己皆有守法的精神，始能收效。否則任何政令，即使是能造福於人羣，也徒爲紙上文章，並無實際的效果。在中國，這種事例，更不難覓。中國政治上的當軸，未嘗無增進人民福利的政令，但是每到實施，便有許多意外的困難發生。官僚不認真推行它們，固然是違反法令；人民不認真實行或設種種方法逃避，又或與官吏相通使某種法令名存實亡，這也都是違反法令。譬如逃避納稅，便是人民的不守法令。但假如督察的官吏來徹查時，因爲受逃稅者的賄賂，而對他並不檢舉，這便是官吏也違法了。這種情形，真是舉不勝舉。所以，就一般的施政言，若一國家的人民無論是治者或平民，沒有守法的精神或習慣，則這個國家的政治，是不會良好的。因爲好的政治不只要有好的政令，而且是要能切實施行好的政令。
（二）就民主政治言，則它更需要法治爲基礎了。第一，在治者方面，民主政治中的治者，不過是被當作執行公務的人，他們就是公僕。他們既然是在執行公務，所以他們並不是享受一種法律上的特權，而不受法律約束，他們也是要受法律的限制的，他不能違反法律，無視法律。不但他們不能有軌外的行動，而且當他們公務執行不好的時候，他們還負有相當的責任。他們應該或必需退職，或者受到更嚴重的懲罰。凡此種種，自然都需要法治的精神與習慣。如果沒有這種法治的精神與習慣，則執政者可以玩弄國柄，濫用權力，而且即使自己的公務沒有執行得圓滿，反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自固，則此種政治乃是專制政治，而非民主了。所以就執政者言，在民主政治下的執政者，必須守法勿私方可。
其次，民主政治不能沒有政黨的鬥爭，從事這種政治的鬥爭，尤其需要守法的精神與習慣。固然，每個政黨都要取得政權，但是取得政權的方式，卻是要合法的，舉凡宣傳、競選等等步驟，都必須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無論宣傳和競選如何激烈，但都不能逾越一定的軌道。如果不能守法律，任意所之，則宣傳可以任意謾罵，互相攻訐，而選舉亦不免於利誘威脅，有違民意。假如造成此種形勢，尚有何民主政治之可言。所以，從政黨的鬥爭觀點講，民主政治亦必有法治的精神爲基礎，而缺乏此種精神或習慣，則確是民主政治進行的阻礙。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以證明缺乏法治的精神或習慣，將永遠是改進中國政治的阻礙。假如要實行民主政治，則更亟須奠定法治的基礎，亦即培養法治的精神或習慣了。
（選自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5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