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社會主義法治
○陶希晉
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法治，排除“人治”思想的干擾，應當說是我們司法工作者首先要遵守的準則。
關於要“人治”還是要“法治”的問題，是法學界談論已久的一個問題。還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曾提出和爭論過，但是那時在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氾濫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解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法學界又提出了這個問題。許多同志是主張實行法治的，但也有些同志追溯到古代，論證先秦春秋戰國時代，就有所謂“禮治”、“德治”、“法治”、“無爲而治”等說法，大體上說的是既有“人治”，又有“法治”，或者二者相結合。我認爲與其把它作爲一個從歷史探討的理論性問題來談，不如把它作爲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實際問題來談，更有現實意義。
一
對此問題，古代有各種不同的學說，但究竟古代歷史上有沒有我們所講的“法治”？
法是隨着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有了國家就有了法，它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他們的統治，也就是所謂用以“治國平天下”的。因此，就這個意義來說，所謂法治，也可以說自有國家以後就有了的。可是問題在於古代歷史上所有各代的國家，都是剝削階級佔統治地位的國家，都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國家，儘管統治者也制定一些法律，但它絕不是代表廣大人民意志，而只是代表少數統治者意志的。統治者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爲所欲爲的。列寧在談到羅馬法典的時候就指出：“法律只保護奴隸主，惟有他們纔是有充分權利的公民。不論當時所建立的是君主國還是共和國，都不過是奴隸佔有制君主國或共和國。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卻是一種物品，對他不僅可以隨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殺死，也不算犯罪。”（《列寧全集》第29卷第436頁）由此可見，在古代的國家中，哪有什麼真正的法治？在這點上，封建主義的統治，同奴隸主的統治，情況基本一樣，可能在某種情況下，講什麼“變法”、“法治”，也可能有的人開明一些，講什麼“執法唯平”，但本質上他們仍然是代表一小撮封建主說話，目的仍是爲着鞏固他們剝削階級的皇權統治。而且任何所謂“賢臣”變法，都必須符合宮廷的“聖意”，否則不僅法行不通，而且要犯滔天大罪。所以歸根到底只有“人治”，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在這個問題上，“四人幫”發展了法律虛無主義，發展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張，他們真正是無法無天，踐踏一切法律，並且取消和砸爛所有執法機關。可是滑稽得很，他們又編造歷史上有什麼一貫的所謂“儒法鬥爭”，說歷史上似乎有的王朝也有什麼“法治”。他們把“人治”與“法治”的概念，搞得混亂不堪。因此現在我們談論“人治”與“法治”的問題，首先就應當澄清“四人幫”製造的混亂，肅清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流毒。
二
什麼叫做“人治”？什麼叫做“法治”？
所謂“人治”，按古代的說法，最透闢的就是“朕即國家”, “言出法隨”。現在來說，就是憑主觀辦事，有法不依，以言代法。有這種思想的人，口
頭上也要法，但他自己卻置身於法之外，凌駕於法之上。他可以隨心所欲地修改法律規定或者另做解釋，隨時可以以權壓法，不以法爲準繩，而以權爲準繩，以言爲準繩。“四人幫”在這方面的表現最猖獗。
所謂法治，簡單地說，就是依法辦事，以法治國。1956年，爲了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提出兩句話，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肯定了這兩句話，又增加了兩句，叫做“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把這四句話連起來，我認爲就是黨中央強調的要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含義。
“人治”與“法治”是完全對立的，這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它們可以相互結合或者相互並存。事實上，講“人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又說，“光有法不行，還必須要有剛直不阿、不惜犧牲自己的執法者，既然有人的作用，那不就是包含了‘人治’嗎？”我們認爲不能這樣說，因爲幹什麼事情都是有人的作用，不能說執法要靠人就是“人治”；同時，那些剛直不阿、不惜犧牲自己的執法者，正是堅持依法辦事，體現着社會主義法治的精神，實行的正是法治，而根本不是什麼“人治”；而且，恰恰是這樣一些人，不被那些有“人治”思想、習慣於以言代法的人所喜歡，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與“人治”、“法治”問題密切相聯繫的是民主問題。能否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民主，這纔是問題的本質。我們的法，是由國家權力機關集中了人民羣衆的意志，並按照國家法定程序制定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立法的基礎，也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而社會主義法治又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保證。要“人治”不要法治，實質上就是不要民主。歷史的經驗教訓已經說明，像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繼續擴大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使民主真正做到制度化、法律化，那麼，就會留給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人以可鑽的空子，而社會主義法治也就有可能成爲空談。
總之，“人治”與“法治”顯然是對立的。我們不要“人治”，要社會主義法治。“人治”與“法治”二者的分野，就在於前者不要民主，而後者密切聯繫着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不可分割的。
三
我國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們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大家知道，爲要促進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就必須有人民羣衆正常的工作秩序、生產秩序、生活秩序，有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在經濟戰線上，必須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按照逐漸完備的各種經濟規範和合同制度等，來調整國家、集體、個人之間以及他們各自相互間的所有經濟關係；在一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關係中，都必須依法辦事。凡此一切，說明法律規範的作用今後越來越廣泛，以法治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要建設一個高度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不切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我們還不能低估重“人治”輕“法治”的現象及其思想影響的存在。華國鋒同志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應該承認，我國封建主義的歷史很長，經濟文化比
較落後，加上我們過去對民主的正確宣傳和正確實行不夠，制度上也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家長作風以及無政府主義很容易滋長。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我們的國家才被林彪、‘四人幫’一類陰謀家鑽了空子。”在這裡他已經把那種重“人治”輕“法治”的現象和根源講得很清楚，實際上也把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性講清楚了。
要清除那種重“人治”輕“法治”的現象和思想影響，不是那麼容易的。大家都知道，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把法律看成是束縛手腳的可遵守可不遵守的東西，以及憑權勢隨便干涉法律、不執行法律等現象，雖經中央三令五申，可是在有些方面，仍然是嚴重存在的。特別是有些經濟部門，對一些因瞎指揮、有意違反經濟規律和操作規程等造成的生產事故，甚至對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的，簡直不當做犯法，往往是做個什麼“檢討”，說句什麼“交學費”就算了。試問，這樣做還有什麼法紀可言！這種現象的存在，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條，恐怕還是“人治”思想在作怪。
四
怎樣克服重“人治”輕“法治”的思想影響，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法治呢？
看來，首要的還是要繼續擴大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現在民主不是多了，而是發揚得還很不夠，有些民主措施還只是從形式上注意的多，而民主實質的內容則注意不夠。因此，還必須要真正做到“正確宣傳和正確實行民主”，通過切實的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羣衆爲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而奮鬥的積極性。其次，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健全法律制度。現在我們的法律還不完備，特別是經濟工作方面，還有不少是無法可依，必須組織力量加緊進行立法工作和法規整理工作。已經宣佈實行的刑法和刑訴法等，可能有的地方準備工作還不充分，有的設施一時還難以辦到。但是我們認爲，有關法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例如審判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辯護制度以及依法定罪和按量刑幅度判刑等，法律既有明文規定，就必須切實執行，不能含糊。黨中央早已明確地指出，刑法、刑事訴訟法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誌。因此堅持社會主義法治，排除“人治”思想的干擾，應當說是我們司法工作者首先要遵守的準則。
這裡，我們還必須注意一點，就是要把我們社會主義的法治同資產階級的法治嚴格區別開來。資產階級的法治，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有過進步意義的，但是，應當看到資產階級的法仍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他們的所謂法治，也不過是用以統治勞動人民的一種巧妙的手段。正因爲如此，資產階級把所謂的法律說成是“萬能”的，奉爲神聖的，說“法律至上”。這些都是騙人的。我們社會主義的法治與資產階級的法治在根本性質上是不同的。我們的法，是廣大人民羣衆集中起來的意志的表現；我們的社會主義法治，是爲社會主義服務的，爲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服務的。我們實行的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概括起來，就是不要什麼“人治”，而要社會主義法治。
（選自《新中國法制建設》，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