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真是這樣嗎？人們真的會因爲身份的平等而習以爲常地和持續不斷地去進行革命嗎？身份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種動亂的根源真的在妨礙社會安定，迫使公民們不停地去更改他們的法律、觀念和民情嗎？我不認爲是這樣。我希望讀者注意我的評述，因爲這個問題很重要。
凡是改變了國家面貌的革命大都是爲了使不平等神聖化或者爲了破壞不平等而進行的。引發人類社會大動亂的次要原因暫且不論，你幾乎總能看到在這裡搞怪的就是不平等。也就是說，不是窮人想獲得富人的財產，就是富人要約束窮人。因此，如果你能讓一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某些東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別人那裡去索取某些東西，你就對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當然知道，在一個大民主國家裡，總是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公民，也會有另一些十分貧困的公民。但是，民主社會的窮人並不像在貴族社會裡那樣構成民族的絕大多數，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法律也沒有規定他們的祖祖輩輩必須永遠貧困下去。
而富人只是一盤散沙，而且力量不大；他們沒有令人嫉妒的特權，他們的財產只是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甚至是看不到的東西，而不再同土地結合和以土地表示。就像不再有窮人家族一樣，世上也不再有富人世家，在芸芸衆生中每天都有富人產生，而且也不斷有富人變爲芸芸衆生。因此，他們並未形成一個容易確認和識別的階級。另外，由於他們與自己的同胞大衆有不易察覺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人民要是攻擊他們就必然傷害到自己。在民主社會的這兩種極端之間，還有不計其數的差不多各方面都相同的人。
這些人既不非常貧窮，又不非常富有；他們持有的財產數量使人們看到之後不會造反和嫉妒。
對於激烈的變動，這些人自然反對。地位高於和低於他們的人都因他們的保守性而保持着安靜狀態，並確保社會機體處於安定狀態。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人本身對於現有的財產已經感到滿足，對他們有利無害的革命也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們十分迫切地渴望發財，但他們知道這會侵害到某些人的利益，這讓他們感到有些爲難。這些也被使他們不斷產生新的同一社會情況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它雖然增加了人們進行改革的自由，卻減少了人們對改革的興趣。
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不僅從心裡希望不要發生革命，而且從心裡害怕革命。
所有革命都要多多少少地威脅到既得的所有權。在民主國家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擁有財產；他們既享有財產的所有權，而且生活在每個人都十分尊重他們的所有權的環境裡。
如果我們對社會上的每一個階級進行仔細的觀察，便不難發現所有權所帶來的激情在中產階級身上的表現是最爲堅定和執拗的。
窮人往往不在意他們手中擁有的財物，因爲他們覺得與其享有少量的財物，不如索性一無所有。富人除了愛財之外，還有其他許多的激情，這些激情也需要得到滿足，但長期地、辛勞地經營鉅額的財產之後，有時卻感受不到財產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極端富有又不極端貧窮的人卻非常重視自己的財產，因爲他們離貧窮還是很近的，深深瞭解並害怕着貧窮的痛苦。是那不多的家產避免了他們陷入貧困，但這點家產時刻都是他們擔心和希望的唯一寄託。他們無時無刻不希望家產更多一些，所以總是關心着自己的家產；他們的家產的增加是通過日以繼夜的努力得來的，所以更加依戀家產。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把一小部分家產讓給別人，在他們看來這種思想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把失去全部家產看做最大的災難。但是，身份的平等使這些熱衷於保護家產和害怕失去家產的小所有者的人數日益增加。
因此，在民主社會，大多數的公民看不清革命對他們的好處，反而時刻感到革命會從多方面給他們帶來損失。
在本書的一個地方我說過，身份的平等自然要促使人們去經營工商業，並使地產持續增加和土地日益被分化成小塊。我也曾經指出，身份的平等無時無刻不在鼓舞着每個人去持續地、熱烈地追求幸福。這樣的事實比任何東西都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
革命的最終結果可能有利於工商業，但它的最初效果大都是使工商業者傾家蕩產，因爲革命一開始肯定會改變消費的一般狀態，也一定會使生產和需求之間的關係變得不正常。
除此之外，我想沒有任何東西比商業道德更能與革命道德形成對立的了。商業自然與一切狂熱的激情敵對。商業喜歡平和，喜歡讓步，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激怒人。
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求全，只有萬不得已時纔會採取極端手段。商業使人獨立，引起人們對個人價值的重視，使人願意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教會人成功之道。因此，商業使人傾向於自由而遠離革命。
在革命當中，最感到害怕的莫過於動產的所有者，因爲他們的財產既容易被查封，又時刻可能完全喪失。土地所有者就沒有必要如此擔驚受怕了，因爲即使他們的土地收益不在了，在大動亂過去之後至少有可能保住土地本身。因此，當發生革命運動時，前者要比後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動產數量越大、種類越多，就越少發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們從事什麼職業，擁有什麼樣的財產，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那就是任何人對現有的財產都不會完全感到滿足，人人都在不斷努力通過不同的辦法增加財富。對他們中的每個人的任意一段人生進行考察，就會發現每個人都在不斷擬訂某些新計劃，以增進自己的安樂，和他們大談人類的利益和權利，那是徒勞的，因爲那些瑣碎的自家小事佔據了他們當前全部的精力，他們希望你允許他們另找時間考慮公衆共同關心的事情。
這不僅妨礙他們去進行革命，甚至打消了他們革命的想法。狂熱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夠觸動也以同樣的狂熱去追求幸福的人。他們對小事情的過分關注，使他們對大事情的興趣慢慢消失。
當然，在民主社會裡，有時也會出現一些勇於作爲和心有抱負的人，他們的巨大不會以按照常規前進而滿足。這些人熱愛革命，並發動革命；但是，如無特殊的意外機遇的降臨，他們是極難發動起革命的。
在反對時代和國家精神的鬥爭中任何人也不會得到好處。一個人，不管他自認爲有多麼強大，使他同時代的人接受那種他們的整體願望和感情厭惡的情感和思想也是非常難的。因此，不要以爲身份的平等成了永久確立的事實，並給民情打上了有它的特點的烙印，人們就會輕易地跟隨一個魯莽的領袖或一位大膽的革命家走上冒險的道路。
但是，人們同樣不能通過深思熟慮的籌劃，甚至通過預先準備好的反抗計劃，去公開抵制這樣的領袖或革命家。人們不會激烈地反對他們，甚至有時還會恭維他們一下，但卻決不會追隨他們。人們暗地裡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們的狂熱，以自己的保守主義觀抵制他們的革命習性，以自己的日常愛好抵制他們的冒險家熱情，以自己的良知來同他們的聰明絕頂抗衡，以自己的散文同他們的詩篇抗衡。這樣的領袖和革命家也許會歷盡艱辛才使人們響應，但過不了多長時間人們就會離開他們，而他們自己則好像因身體過重而摔倒。他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這些態度冷淡和漫不經心的羣衆喚起，但最終還是覺得自己無能爲力，這不是由於他們自己認輸，而是因爲他們是孤軍奮戰。
我從不認爲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天生就是安靜的，恰恰相反，我認爲在這樣的社會裡，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種永恆的運動，人們在這種運動中永不知停歇；但我相信，人們活動時總有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們每天都在改變、改進或改革次要的東西；而對於主要的東西，他們則小心翼翼，不敢觸動。他們愛改革，但害怕革命。
儘管美國的一些法律不斷被修改或廢除，但美國人很少表現出革命的激情。當公衆的**已成爲威脅的時候，甚至在公衆的激情已經高漲的時候，他們立刻停下腳步並冷靜下來。從他們的這種快速的反應中就不難發現，他們害怕革命，把革命看做最大的災難，每個人都暗下決心，準備不惜一切代價來阻止革命的發生。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同美國人一樣最愛所有權而又怕失去所有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同美國一樣有絕大多數人反對以任何方式威脅或改變所有權制度的學說。
我曾一度指出，具有革命性質的理論，當它只能通過徹底地或突然地改變財產和人的現狀才能實現時，那它在美國就不會像在歐洲的一些大君主國那樣受到普遍的歡迎。即使有人贊同這個理論，羣衆也要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感而反對它。
我敢說，有些在法國被一貫稱爲民主名言的名言，大部分會被美國的民主所取消。原因顯而易見。在歐洲，人們具有的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而在美國，人們具有的卻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
如果有一天在美國發生了大規模的革命，那引起革命的原因也就是美國的土地上住有黑人。換種說法就是不是身份的平等，而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這種革命的。
在身份平等的時候，每個人都只顧自己，不關注他人。如果民主國家的立法者們不去，這個有害的傾向不被糾正甚至加強它，認爲它能消除公民的政治激情，讓人民遠離革命，那他們將會自食惡果，遭受本想避免的災難，而且終有一天，整個社會會因爲某些人的破壞性激情而經歷異常的變故，這種激情正是在大多數人的冒昧的利己主義和膽怯心理的幫助下才發揮作用的。
在民主社會，並沒有希望革命的少數派，但少數人可能會製造革命。
我並不是說民主國家能夠避免革命，而只是說這種國家沒有引發革命的社會情況，或者不如說這種國家的社會情況可以使人們遠離革命。民主國家的人民憑自己的能力處理一切，他們不會輕易參加重大的冒險行動。他們只是在沒有準備時才被捲入革命。他們有時也經歷革命，但這種革命不是他們製造的。我再補充一句：這種國家的人民只要獲得了知識和經驗，就不會縱容革命出現。我深知，這方面可能受國家的各項制度的很大影響。它們對來自社會情況的各種習性，起着或促進或抑制的作用。因此，我再強調一次，我並不認爲一個國家只有依靠實行身份平等才能避免革命；但我確信，不管這種國家實行的制度是怎樣的，它那裡發生的革命中使用的暴力總會比想象的小很多。於是我輕易地揣測出，把這樣的政治情況與平等結合，就會使我們的社會達到西方社會從未有過的安定。
我在上面就事實所論述的一切，有些也適用於思想和觀點。
在美國，有兩件事讓我們感到驚奇：一是人們的大部分活動有很大的流動性；二是某些原則有很強的固定性。人們在不停地流動，但他們的精神卻好像是幾乎靜止的。
一旦一種觀點在美國的土地上傳播開來，並紮根於此，那就可以說這塊土地上的任何力量都無法把它根除。在美國，宗教、哲學、道德，還有政治方面的通用學說從未改變，或者至少可以這樣說，它們只是通過隱秘的而且常常是不易察覺的方法改變的。在人和事物都不穩定的環境中，哪怕一些最粗野的偏見也只能以慢得令人無法想象的速度去消除。
據說，感情和思想時刻不停地變化是民主的本性和習慣。這種情況也許會發生在像古代的那些可以在一個公共場所聚齊全體公民，然後由一位演說家隨意鼓動的小共和國裡。但是，我沒見過這種現象發生在位於我們大洋彼岸的偉大的民主共和國裡。
在美國，使多數放棄它的觀點和它所選定的人是很難的，這使我感到驚奇。書寫文章及發表演說對此都毫無用處。只有親身經歷，甚至要多次親身經歷才能使他們改變初衷。
乍一看來，這很讓人吃驚；但是，深入研究之後，便可以知道它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