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人少懷大志的主要原因，是使他們每天忙於致富的努力過於激烈，而不是他們的財力微薄。他們竭盡全力把精力都用在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這就迅速地束縛了他們的能力，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他們也許會變窮，但奮進之心不會減弱。
民主國家少數的富裕公民，也還是會符合這個規律。一個得到權勢並一步一步累積起財產的人，在長期辛苦中會養成自知節制和辦事謹慎的習慣，以後也不會丟掉這個良好的習慣。人們像擴建房屋那樣隨心所欲地依次擴大自己的胸懷。
也可以對這樣人的兒子這樣說。不錯，做兒子的生來就是家境富裕的，但是他們的父母也曾經歷過貧苦日子。他們打小就在父母的感情和思想的影響下長大，以後也很難擺脫這種影響。所以，我認爲他們在繼承父母的財產的同時，也繼承了父母的習慣和思想。
與之相反，顯赫一時的貴族子孫變得貧困之後，倒可能表現出很大的雄心壯志，因爲貴族階級的共同精神及其傳統觀念只能使他們可以暫時地忍受現實的處境。
令民主時代的人很難立大志去完成宏偉事業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他們有完成這項事業的能力之前天年已盡。帕斯卡爾曾說過：“出身名門的一大好處，是一個人在18歲或20歲時就能達到另一個人在50歲時達到的地步，這使他便宜了30年。”而民主國家的人一般沒有這樣的30年來實現他們的宏圖偉業。平等讓每個人將自己的能力用於取得所有平凡的東西，妨礙了他們迅速地壯大自己。就像在其他制度的社會裡一樣，在民主社會裡也只有少數人可以達到鉅富；升官和致富的大門均衡地向所有的公民敞開着，但全體公民的平均前進速度一定是緩慢的。因爲看來有志參加這樣的競賽的人都是一樣的，很難從中選定某些人且又不違反平等原則（民主社會奉之爲最高法律）。因此首先想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讓所有的人同步前進，且全體通過考試。
隨着人與人越來越沒有差別，平等原則日益穩步地深入到整個民情和制度，升級的方法規定得越來越死，而升級的速度也越來越慢；迅速升到某一顯赫的地位會變得更難。
因爲大家都憎恨特權，不願意參加競選，所以所有人不管能力如何，都得在同一個篩子上被篩選，全部都要經過許多預備性的小小訓練或實習，導致浪費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想象力也消失了。因此，他們對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們有望得到的好處而就不抱希望了，等到他們終於有能力做出一番大事業時，也就早已失去了興致。
說到中國，身份不但是很平等的，並且這種平等有着悠久的歷史；經過科舉考試，一個人就可以由一個官職升遷至另一個官職。這樣的考試與官位的晉級是息息相關的，關於這種考試的思想，則早已深深植根在中國的民情之中。我記得我讀過一本中國小說，其中的男主人公雖然歷經多次失敗，但終於因金榜題名觸動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這樣的氛圍中，人們幾乎不可能不懷有巨大的野心。
在這裡我就政治問題所說的一切，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問題。不管在何處平等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管理或規定官職晉升的國家，實行考試製度也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所以，在組織得很好的一個民主社會裡，大而快的晉升是很少見的。這樣的晉升只能是常規中的例外。它的這個特點甚至讓人忘記了它是罕見的現象。
這一切民主時代的人終於漸漸瞭解了。時間長了之後，他們發現立法者給他們規定了一個不會受到限制的活動範圍，他們可以在這個範圍內輕易地向前邁步，但沒有誰能奢望快速晉升。他們能夠看到，在他們和他們的最終的遠大目標之間，有很多小小的、必須一個一個地、慢慢地加以克服的障礙。這個前景時常使他們望而生畏，從而挫敗他們的志氣。因此，他們放棄了這種渺茫而遙遠的希望，轉而尋找離他們比較近的享受，這個享受雖然不太高但是容易得到。法律並未限制他們的前途，是他們自己縮小了目標。
我曾說過，胸懷大志的，在貴族時代遠遠多於在民主時代。我還要再補充一點：在民主時代，即使有不顧這些障礙而懷有大志的人，其表現也會有所不同。
在貴族時代，志向的前程常常是遠大的，但是它的範圍是早就規定好了的。在民主國家裡，志向的範圍往往比較狹小，但是卻可以突破，而且一旦突破，可以說就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因爲民主國家的人民力量比較薄弱、經常變動和各自爲政，而且在民主國家，法律容易改變，先例的作用也不大，所以對於新鮮事物的抵制力量是很小的，而社會本身既無堅強的組織又無強大的權力。因此，當一些野心人控制了一切權力時，他們就敢於爲所欲爲；而當他們失去權力之後，他們便會想方設法把國家搞亂，以便重新掌權。
因此，在民主社會，人們在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往往具有革命和暴力的性質，而在貴族社會卻很少出現這種情形。
在民主國家裡，一個人最初通常有很多十分合理的小志向，然後從此衍生出一種強大的但是欠缺明智的。遠大而有節制的與自己的條件相適應的志向，民主國家的人幾乎都沒有。
我曾在本書中的一個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種隱秘的力量使只顧眼前的熱情和追求物質享受的激情控制了人心。這種熱情和激情混入了希望上進的情感，也可以說希望上進的情感染上了它們的色彩。
在我看來，民主社會懷有奮進之心的人，還不如其他社會的人對未來的規劃和利益的關心，因爲他們只顧現實，現實耗盡了他們的所有精力。他們寧可迅速地完成非常之多的小事情，也不願意去做少數幾項能夠名垂後世的宏偉事業。他們愛榮譽少於愛成功。他們向人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服從，他們最喜歡的則是統治。而他們的行爲舉止，幾乎總是表現得沒有他們的社會地位應該表現出的那般高雅。在擁有鉅額財富的時候，他們往往表現出極其低級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權力的時候好像只是爲了方便享受粗鄙的、小小的樂趣。
我以爲，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潔化、調節和引導人們的奮進之心；而污化和過分抑制人們的奮進之心，則是非常危險的。應該努力預先爲它規定不得逾越的極限，也要防止太過限制它在允許的範圍內發展。
我要承認我對民主社會的擔憂，主要是它的平凡，而不是人們的過大。所以，我覺得最可怕的是：人們在一直忙於瑣碎的私人生活的小事當中，讓奮進之心失去了它的崇高目標和推動作用；人們的激情沒有昂揚也沒有低落，結果卻是使社會一天天走向看來很安寧卻缺乏大志的狀態。
因此我認爲，想使公民們躺在非常平靜、單調的幸福上睡大覺的現代社會領袖們的想法將是錯誤的；他們應該讓公民們經常做一些艱難的事業，以便爲他們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激發他們的奮進之心。
道德家們常常埋怨，驕傲是現代人的主要惡習。
在某種意義上，這樣說是對的，因爲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認爲自己比別人差，沒有一個人願意服從他的上司；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來說，這麼說又是極其錯誤的，因爲同一個人可能既不願意享受平等的地位，又不願意忍受從屬的地位，但他可能會自卑，認爲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樂趣。他不敢涉足高大的事業，甚至連想也不想，自願止步於平凡的欲求。
正因爲如此，我不覺得應該讓與我們同時代的人學習謙遜，而是希望他們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他人。我認爲對他們來說，謙遜是無益的，最缺少的應是驕傲。
我寧可讓出我們若干小小的美德，來換取這個惡習。第二十章 關於某些民主國家裡的求官謀祿問題在美國，一個公民有了一些財源和一些知識之後，就會去經營工商業來致富，或買下一塊有林木的荒地來開墾。他對於政府的要求，只是不干擾他的辛勤勞動，以保證他能夠獲得成果。
在大部分歐洲國家裡，當一個人開始感到自己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當官。對於同一個原因產生的這兩個不同的結果，值得我們在這裡稍停片刻進行研究。
當公職的位數不多、經常變動且待遇不高，而經營工商業門路很多且可以賺錢時，平等的思想就每天都在製造急於求成的新的，會使人不去政府當官，而全去經營工商業。
但是，如果等級已經平等，人們有羞臊心理或知識尚不完備，而已發展到盡頭的工商業只能向人提供緩慢而困難的生財之道時，公民們就要蜂擁到政府首長那裡去求助，而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改善處境。在他們看來，儘管用國庫的錢來讓自己的生活變得舒適不是唯一的辦法，至少也是使他們擺脫非常不稱心的處境的最可靠和最容易的辦法。於是，求官謀祿便成了最常用的歪門邪道。
實行中央集權的大君主國家，情況尤其如此。因爲領取薪俸的官員在這樣的國家裡人數很多，他們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以至於人人都想得到一個官職，並想猶如享有父母的遺產那樣安安穩穩地一直當官。
不需要我言明，這種過分和普遍的求官熱是社會的一大弊端，它使行賄與鑽營在全國成風並且也在腐蝕公民的獨立精神，它還在毀壞光明正大的美德；更不需要我指出，這樣的歪門邪道只會產生有害的結果，擾亂國家而無所裨益，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也要指出，政府鼓勵這種傾向會使自己的安定遭遇危險，甚至自己的生存都可能遭到厄運。
我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人民往昔的那種尊敬和愛戴國家政權的感情正在消失，當權者卻可能認爲必須從本身的利益出發對每個人加緊控制，並且覺得利用人們的激情使他們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是最方便的辦法；但是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很久，而且可能會在一定的時期內出現的力量源泉，時間長久之後肯定會變成助長衰弱和動亂的主要力量。
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在民主國家中公職人員的數量最終總有一個限度，但是追求官職的人數卻沒有止境，而是會有增無減地隨着身份的日益平等而逐漸增加。只有在沒有人的時候，它纔會有止境。
因此，當希望拋頭露面的門徑只有公職時，政府最後必然會遭到長期的反對，因爲用有限的手段去滿足無限增加的需求，是政府沒辦法做到的。應當承認全世界中最難駕馭和控制的人就是待業求職的人。不管官員怎樣努力，也無法滿足這些人的要求。所以，必須時常留意這些人，他們只是爲了讓官位能有空缺，最後也要弄亂政府的組織，甚至改變國家的面貌。
綜上所述，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我相信，全神貫注於由平等激發的各種新並滿足它的現代統治者們，最後必然會因爲採用這種辦法而感到後悔。總有一天他們會發現，把自己的權力用在這樣的需求上是輕率的，教育他們的每一個被統治者學會自力更生的技術，纔是最穩妥可靠的辦法。第二十一章 爲什麼大規模的革命越來越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等級制度或階級制度下的人民想要形成民主的社會形態，必須經過一系列長期的艱辛程度不等的改革，藉助暴力，在財產、觀點和權力等方面相繼出現多次劇變後才能實現。
在這場大規模的革命結束之後，在它期間產生的革命習慣還將長期存在，而且會伴隨着一些嚴重的動亂。
因爲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在身份逐漸趨於平等期間，所以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間存在着一種隱藏的關係和一種不外露的聯繫，以致兩者是互相依存的。
在這一點上，推理看來是與經驗相符合的。
一個國家的等級在逐漸接近平等時，就沒有一種使人與人結合起來和使他們固定於所在的地位的形諸於外的聯繫。沒有一個人有永享的權利、發號施令的權力和受人支配的境遇。但是，所有人都會發現，只要憑藉些許的文化和財產，就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並同其他人分開而獨自前進。
這一導致公民們各自獨立的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們產生新的急於實現的，並在不斷鞭策他們。
因此，人們好像就能理所當然地認爲：在民主社會，思想、人和物必將持續地改變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時代就是急劇地和不停地變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