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駐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印有“造反有理”語錄的傳單，東道國提出抗議；我駐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語錄牌，宣稱要讓這裡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思想；去某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語錄標語牌，當局不同意，他們集合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我駐非洲某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裡朗讀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羣衆揮拳辱罵，引起羣衆憤怒。
1967年，我國500多名留學生回國，途經蘇聯，其中留法學生到紅場高聲朗讀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捱了打，造成流血事件。其他留學生義憤填膺，成立了留學生總指揮部，準備組織彙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學生，再次去紅場“血戰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陳毅簽發的特急電報，真要在“蘇修叛徒集團老窩”中心開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學生聽說第一批迴國的留學生在紅場捱了打，立刻帶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隊準備到蘇聯駐法大使館去刷寫標語，走到半路就被法國警察截住拘留。我駐法大使親自連夜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打電話，同時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纔用囚車把被扣留學生押送飛機場，讓他們立刻登機回國。
1966年，一個青年文藝小組赴法國訪問演出，他們在每個節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語錄。觀衆對此很反感，頭兩三個節目，還能忍受。以後每念一次語錄，臺下就發出一片噓聲，越念噓聲越厲害。大使館的同志們看到這種情況，建議他們不必每一節目前都念語錄，但文藝小組領導堅決不肯，說節目前念語錄是宣傳思想的創舉。臺下喝倒彩，說明觀衆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反對正說明我們是正確的。
五、因“紅寶書”獲罪的人們
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並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總參謀長。和當時許多中央領導同志一樣，羅瑞卿對思想和本人的宣傳，對《語錄》的編輯出版發行，做了很多推動工作。但羅瑞卿被打倒，也恰恰是毀在《語錄》的問題上。
羅瑞卿主張宣傳思想，但對提出的“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總覺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電話向的秘書田家英請教：“家英同志，你看那個提法在理論上站不站得住？”田家英當即斬釘截鐵地說：“那個提法是錯誤的！”羅瑞卿問：‘錯在哪裡？’田家英說：“錯就錯在‘頂峰’這兩個字上。因爲馬列主義、思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科學，是真理，而科學的真理是隨着人類社會的不斷前進而不斷髮現，不斷髮展，不斷豐富的。所謂“發展的頂峰”，其含義很明顯，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思想就到了頭了，不再發展了。怎麼能這樣說呢？所以，‘頂峰’的提法，是違反科學的，違反辯證唯物主義的，是站不住腳的！”
羅瑞卿非常讚許田家英的觀點。在對再版的《語錄》送審會議上，羅瑞卿對《語錄》的內容沒有提出什麼意見，但不同意“前言”中引用的“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那句話。他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根據羅瑞卿的提議，正式出版時刪去了這句話。後來，羅瑞卿的指示傳到了那裡，成了用來置羅瑞卿於死地的藉口。
1965年，指使葉羣跑到上海向告羅瑞卿的黑狀，導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開背對背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但在那次會議上，沒能置羅瑞卿於死地，因爲對說：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裡游泳，還是一片好意。
上海會議以後，很快把羅瑞卿的所謂反對、反對思想的材料送到了那兒。3月在北京召開了由及軍委常委參加的會議，就在這個會上，給羅瑞卿的問題定爲反黨反的性質。在羅瑞卿反對、反對思想的“罪狀”中，他反對《語錄》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話算是最重大的一條，儘管後來毛本人也明確指示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但在的陷害下，羅瑞卿沒能因此減罪。
《解放軍報》社的《語錄》編輯人員，千辛萬苦編輯了《語錄》，爲宣傳思想，爲宣傳個人，作出了那樣大的貢獻，應該是勞苦功高吧。但其中一個編輯，在深夜校審“指示”時，不經意地在需要刪去的像上畫了個“×”，竟然連同一起校審的另外一名編輯，都被誣爲“反對偉大領袖”、“現行反革命”，大會小會批鬥，關進牛棚，抓了放，放了抓，三進三出，成爲“牛棚”元老。
另外一些因《語錄》獲罪的，情形更爲荒唐和悲涼。
1968年初秋，北京某大學哲學系主任、有名的康德研究專家，由於席地而坐時，墊在屁股底下的筆記本中夾着一本《語錄》，而被打成反革命。
總政治部直屬單位有位同志，在參加會議時，不經意間把手中的《語錄》插進了蹺起的二郎腿的褲腿中，被“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人看見，當場大喝道：“我們這個會場出現了現行反革命！你們看！他把紅寶書放到哪裡去了！”當事人馬上立起請罪，人們不依不饒，除現場批鬥外，還繼續進行政治審查。他驚恐萬分，會後不久，跳樓而死。
還有個部隊戰士在抄寫語錄時，將“”誤寫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1970年2月，寧夏省會銀川市“破獲了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其中一個叫吳述樟的銀川二中1968年畢業學生，在《語錄》“再版前言”的“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被判處死刑。
六、“紅寶書”時代的終結
“**”10年，全國用於印製著作的紙張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內就用了65萬噸，比1950年－1965年“**”前16年書籍用紙的總量（59.34萬噸）還多5.66萬噸。這僅是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著作的用紙量，“**”期間羣衆組織等私自編印的著作用紙則多得無法統計。
當時，社會上對“紅寶書”多以公費購買、免費分發幹部或作爲獎品禮品、會議文件等形式分發，印數再多也滿足不了需要，造成紙張、塑料等物資及印刷力的極大浪費。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開始厭惡的過度吹捧，個人崇拜和“紅寶書”浪潮開始降溫。
九大以後，對過分的、將爲後人詬病的個人崇拜降溫。他在審閱文件時，多次刪去加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但是，、葉羣等卻把爲個人崇拜降溫的舉措稱爲“偉大的謙虛”，同時把別人跟着爲個人崇拜降溫稱爲反思想。
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在爲個人崇拜降溫的背景下，聯合陳伯達，堅持稱天才，堅持設國家主席，引起的極度反感。於是，寫了一篇批“天才論”的文章《我的一點意見》，隨即開展批陳整風，敲山震虎，知趣地停止了對的大唱讚歌。
曾經提出“大樹特樹偉大統帥的絕對權威”。1970年，在南巡時便說：“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這個“他”就是指。
“九一三事件”之後，繼續保持了領袖權威的地位，但通過批陳伯達、批，那種狂熱的個人崇拜政治氛圍開始降下來，“早請示，晚彙報”、“忠字舞”、“語錄歌”等也逐漸降溫，的著作還是要學，但已經不像時期那樣轟轟烈烈，作爲“紅寶書”的《語錄》，其前述種種功用也大大降低。這種情況，慢慢持續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停止發行〈語錄〉的通知》。該通知稱：“爲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爲了肅清、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
從此，《語錄》在書店的門市部中消失，“紅寶書”時代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