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僅是中國開放戰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而且是美國試圖改造中國、緩解中國迅速發展對美壓力的需要。美國學者哈里·哈丁指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重新激起了美國人長期以來懷有的一種興趣，即促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按照美國的辦法重新鑄造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人看來是促進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夥伴關係，而美國人則認爲是鼓勵中國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的一種努力。因此，中國復關/入世符合中美雙方各自的利益，從總體上說對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在蘇聯因素消失後，美國想趁機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在中國復關/入世談判中不斷提高價碼，致使談判過程充滿矛盾，從而加劇了中美關係的波動。
一、中國必須全面融入國際社會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被孤立在世界市場經濟體制之外。中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在國際經濟機制中的發言權，而且喪失了許多經濟發展的國際機遇。隨着中國開放戰略逐步實施，中國逐漸認識到了融入既有國際經濟機制的意義，要求加入既有國際經濟機制。因此，1986年正式申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國地位以後，中國不惜付出巨大努力，通過15年艱辛而漫長的談判爭取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中。這是國際國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經濟全球化是人們逐漸將經濟生活由區域拓展到全球，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發展生產、開拓市場的過程。它是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相伴而生的。但是，人類經濟生活真正從區域拓展到全球是地理大發現以後的事情。地理大發現將世界從空間上聯結到了一起。在地理大發現以後，隨着工業革命的發展、世界市場的出現以及殖民擴張的全球化，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各地均被捲入了世界經濟生活，“單獨的個人隨着他們的活動的擴大爲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爲所謂宇宙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到底表現爲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
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在戰爭的殘酷洗禮中，世界各地人民真正開始將自己與世界聯繫起來。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均發生了將社會主義國家排斥於統一的世界經濟生活之外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冷戰政策，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關係格局。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理論。1952年，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指出：“兩個對立陣營存在之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隨後，斯大林關於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論斷得到了蘇共十九大高度評價，成爲蘇聯對外經濟政策的基本理論，從而對世界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在人爲割裂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全球化被遲滯了40多年。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格局正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兩個平行並立的世界市場逐漸徹底消失，意識形態和經濟制度的壁壘被拆除。這爲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創造了條件。轉型國家的現代化追求、完整統一世界市場的出現和全球一體開放心態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資本的再次大規模跨國運動。在國際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的驅使下，跨越國界的大規模人員流動、貨物流動、技術流動、服務流動也迅速發展，經濟全球化成爲全球化的主體。這給各國經濟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在經濟優先的時代大旗下，無論是發達國家和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在積極突破經濟發展本土要素的限制，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謀劃生產、拓展市場，經濟競爭更趨激烈。任何國家要想繁榮和富強，就必須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搶抓發展機遇，規避經濟風險，增強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的能力。作爲一個後發展國家，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搶抓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自己。
2.市場經濟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中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加入了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經濟建設中教條式地接受了蘇聯的經濟理論，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否定商品經濟和商品市場。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認識了商品經濟的意義，匡正了過去徹底消滅商品經濟的錯誤做法，允許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此後，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對市場經濟的再認識逐漸取得突破。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1982年，十二大報告又提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命題，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標誌着中國對商品經濟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對中國開放戰略的深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恢復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締約國地位的問題被提上了對外開放的議事日程。
有商品就必然有市場。1987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比較全面地探索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爲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根本突破打下了基礎。大會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明確幾個基本觀念。第一，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爲在全社會自覺保持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把這種可能變爲現實。第二，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第三，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談話，從根本上打破了對計劃與市場的傳統認識。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徹底廓清了中國人長期在姓“社”與姓“資”、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存在的思想迷霧，爲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江澤民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爲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爲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的確立對中國開放戰略提出了新要求。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說，作爲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脫離於世界市場體系而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需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同時，作爲市場經濟的重要類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區別更有聯繫，兩者完全可以共存於統一的世界市場體系之中。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是和中國復關/入世相互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中國復關/入世，而復關/入世又要求中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3.中國對外開放發展的必然產物
開放戰略實施以後，通過特殊經濟政策與經濟管理制度，中國大力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發展外向型經濟。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日益密切，中國經濟逐漸與世界經濟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繫的有機整體。
從對外貿易看，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2001年成爲世界第六大貿易大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數據，當年世界商品貿易總額超過123107億美元，其中出口60000億美元，進口63107億美元。而中國商品貿易總額5110億美元，其中出口2672億美元，進口2438億美元，分別佔世界貿易總額的4.2％、4.5％和3.9％；世界商業服務貿易總額約29143億美元，其中出口14667億美元，進口14476億美元。而中國商業服務貿易總額約716億美元，其中出口327億美元，進口389億美元，分別佔世界貿易總額的2.5％、2.2％和2.7％。從1990年到2000年，世界商品貿易出口和進口的年均增長率均爲6％，而中國分別爲15％和16％。世界商業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爲7％和6％，而中國分別爲18％和2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表5-2的數據顯示出，從1978年到200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差不多增加了23.7倍，其中出口增加了約26.3倍，進口增長了約21.4倍。在1978年到2001年24年中，除了8年爲一位數或負增長外（進口爲9年），其餘16年基本上爲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而出現負增長的年份集中在1982年、1983年、1990年和1998年這4年。這顯然與中美關係、國際環境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1982年前後，中美雙方圍繞售臺武器問題發生了爭執。1989年以後，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制裁。1998年前後，東南亞發生了金融危機。
表5-2 1978—2001年中國對外貿易情況：總額、進出口額及其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隨着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從國內外研究外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普遍使用的參數——貿易依存度來看，表5-3顯示出，從1978年到2001年，中國商品貿易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總體上呈上升趨勢，並且上升速度比較快
，由14.2％上升到了38.5％。其中，商品和服務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由6.6％增加到22.6％，進口由7.1％增加到20.5％。在中國正式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198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達到24.8％。同時，從表5-2和表5-4可以看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小於對外貿易增幅。從1978年到198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481.8億美元增加到2978.3億美元，增加了100.99％，比同期貿易增長低157個百分點。事實上，從1978年到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商品貿易增長曲線的走勢基本同步，但商品貿易年增長率比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稍高。這說明商品貿易額的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存在比較密切的關係。
表5-3 1978—2001年中國商品貿易、商品和服務出口、商品和服務進口占GDP的比重（％）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9.
此外，國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貿易組織一份報告指出，“維持穩定與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到頂點的堅實的市場改革相結合，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創紀錄的產出和貿易增長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促成這一傑出表現的因素之一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部門從日本和其他亞洲發達經濟體轉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帶動了高水平的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入。”表5-4顯示，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中國經濟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總體上都呈增長態勢。從1983年到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2284.6億美元增加到13248.0億美元，增長了近5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由9.2億美元增加到468.8億美元，增長了近50倍。受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素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增長勢頭在1989、1990、1998、1999年有所減弱甚至出現了負增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也明顯放緩。誠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減速有多方面原因，但與外商投資也不無關係。事實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與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大致呈正相關關係。這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有比較密切的聯繫（見圖5-1）。
表5-4 1978—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及增長率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The Ministry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圖5-1 1978—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商品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
事實上，外資在中國資本形成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對緩解中國現代化建設資金的不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表5-5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迅速增加。從1993年到2002年，中國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兩位數，最高時達到了17.08％。這無疑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表5-5 1991—200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
因此，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密切聯繫，要求中國必須積極融入到既有國際經濟機制中去，以規避於我不利的經濟運行規則，營造穩定、安全的經濟發展環境。事實上，隨着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不斷密切，中國國家利益的範圍也在逐步拓展。爲了維護自身利益，中國不僅僅需要遵守和維護既有國際經濟規則，而且必須參與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完善。只有這樣，中國纔可以真正與其他國家公平享有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機遇，儘可能快地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
二、美國需要中國融入國際社會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席。鄧小平說：“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作爲當今世界的霸權國，爲了維護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國根本不可能忽視中國。因此，將中國納入美國控制的國際政治、經濟機制，成爲美國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重要戰略目標。克里斯托弗說道，美國的目的並不是孤立中國，而是要讓它更徹底地同國際社會和全球經濟結成一體。美國支持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主要出於以下目的：
1.打開中國巨大的市場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開放戰略實施以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們的購買能力逐步提高。作爲新興的大市場，中國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具有無比的商業誘惑力。但是，美國認爲中國的經濟貿易體制不利於美國在中國拓展商業利益。1993年5月，美國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在接受採訪時說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激增，但是嚴重的保護主義使美國產品無法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採取的不平等市場準入原則，確實是令人關注的問題。因此，打開中國的巨大市場是美國支持中國加入國際經濟機制的重要目標。正如巴爾舍夫斯基所言，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中國是美國公司的巨大潛在市場，使美國擁有一次擴大對華貿易的歷史性機遇。無論從全球的戰略角度來看，還是從美國國內角度來看，打開中國市場都與美國利害攸關，美國將爲此竭盡全力。克林頓也認爲，中國接受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責任，將爲美國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大量機會，同時將加速中國國內變革和促進中國接受法治。
中國對美國開放市場具有重大的意義。美國商品流入中國緩解了美國就業的壓力，“向中國和香港的出口爲美國增加了40萬個工作崗位”。中國爲美國資本提供了安全穩定、利潤豐厚的市場。此外，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爲美國居民節省了生活開支，減輕了生活壓力。1998年7月9日，巴爾舍夫斯基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說，不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將使美國消費者每年增加近6億美元開銷。因此，發展對華經濟關係，延長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全球經貿機制，成爲美國上下的普遍共識。1994年5月5日，近800家美國企業給克林頓總統寫信，呼籲繼續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並使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鉤。1999年朱鎔基訪美期間，克林頓政府沒有與中方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引起了美國商業界的強烈不滿。美國國際集團主席格林伯格指責財政部長魯賓，說政府“錯過了火車”。在白宮舉行的貿易協議通報會上，美中商業委員會主席柯白近乎吼叫地對克林頓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斯珀林說，美國政府在一份能夠給美國企業帶來數十億美元的協議面前退縮了。其他商業行政總裁們也憤怒地吼叫。在2000年美國內部圍繞中國正常貿易關係立法的爭論中，以美國商會和商業圓桌爲首的支持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關係的大企業，組織了強大的遊說團，投入了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以來最大的一筆遊說資金1200多萬美元。商業團體的電子郵件和傳真猶如雪片般飛往國會，包括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0多位歷屆總統經濟顧問在內的149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強烈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顯然，這些人強烈支持給予中國永久性經濟待遇、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是基於感情因素，更不是出於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而首先是爲了發展美國的在華經濟利益。正如克林頓所言，我決心在商業上可行條件的基礎上尋求關於中國入世的協議。這不是對中國的恩惠，而是打開和改革中國市場的一個途徑，是使中國遵守全球貿易規則的一個途徑。
2.引導中國的國際行爲
將中國接納入國際機制，以此影響中國的行爲，是美國鼓勵和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考量之一。克林頓指出：“我們致力於將中國帶入全球機制之中，促使中國遵守關於人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犯罪與毒品、移民、環境和貿易等方面的國際規範。”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以後，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這給蘇聯解體後的美國帶來了一定的壓力。根據權力轉移理論，中國的發展必然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特別是作爲一個沒有完全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國家，中國的迅速發展更加引起了美國的擔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在《中國的經濟轉變如何塑造自己的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變得富強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如果這種富強是通過中國融入國際經濟與政治體系實現的話。看着中國變成一個置身於這種體系之外的強國，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在美國國內有些人看來，中國如果遊離於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之外，其行爲就不可能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約束，從而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危險。克林頓說道：“如果我們不把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那麼我們的每一種擔心都會變得更大，問題將會變得更糟。”反之，如果將中國接納入既有的國際機制之中，就可以促使中國接受既有的遊戲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美中之間的矛盾。“合作派現實主義者認爲，中國正處在大國興起的早期，現在還有時間來建造一個由中國參加的安全體制，它能夠最大限度地化解未來美中衝突。”可見，美國內部的基本共識是，鼓勵和支持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以此限制中國發展的方向和進程。
中國是聯合國的重要成員，已經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等全球或地區機制。但是，中國不是全球性貿易機制的正式成員。將中國納入國際機制，主要是讓中國加入國際貿易機制，並在一定程度上將其與核不擴散機制等聯結起來。“中國參與世貿組織是美國長期利益之所在。儘管中國不可能創建一個規則不同的類似體制，以取代世貿組織，但是如果世貿組織沒有了中國，美國也就失去了一個敦促中國遵守世貿體制的重要渠道。”因此，美國鼓勵和支持中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國地位，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關係極端困難時期，美國也聲稱支持中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1994年6月9日，美國貿易代表坎特對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助理龍永圖說：“美將繼續致力於支持中國參加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努力，但中國應像所有國家一樣承擔多邊貿易體制的責任。”
3.改造中國的政治制度
美利堅是一個具有典型傳教士精神的民族。美國人具有強烈的優越感，自詡其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希望將美國的自由民主精神傳遍全球。同時，美國對共產主義制度存有強烈的偏見，認爲共產主義就是極權、專制和擴張的代名詞。美國不僅極力阻止共產主義思想在第三世界的傳播，而且盡力將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拉回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如保羅·肯尼迪說的，美國還鼓勵後來被稱爲“第三世界”的所有國家效法美國人的自助、企業家精神、自由貿易和民主等原則，對中國尤其寄予厚望。
中國實施開放戰略，使美國人看到了希望。美國認爲，對外開放會加強中國內部的經濟和政治自由思想，進而會推動中國政治上的變革。因此，美國積極支持和鼓勵中國對外開放，以此作爲和平演變中國的途徑。1993年，克里斯托弗在提名爲國務卿的國會聽證會上宣稱：“我們的政策是，通過鼓勵那個偉大國家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力量，尋求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到民主制度的和平演變。”東歐劇變曾激起美國人對中國的強烈幻想。美國上下對北京高度關注，並且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妄圖以壓促變。然而，在幻想破滅之後，美國雖然帶頭對中國實施了制裁，但是並沒有中斷與中國的商業關係。在克林頓政府1993年對中國實施制裁期間，白宮官員也宣稱中國商品照樣可以向美國出售。
事實上，美國非常擔心中國退回封閉狀態。因爲中國回到孤立、封閉狀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利於美國實施以貿易促變革的戰略。美國認爲，自由貿易是傳播自由制度的重要途徑之一。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既與美國進行經濟貿易，又能夠堅拒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於國門之外。克林頓指出，“貿易也是保持中國社會變革的力量，它通過傳授方法、增加接觸和傳播觀念來促進自由。”如果中國退回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孤立狀態，那麼中國以市場爲取向的經濟改革就會中斷，中國內部那些傾向於西方的變革力量就會受到打擊。1992年3月2日，布什在否決國會通過的HR2112號議案時明確指出：“附帶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嚴重損害中國傾向西方的、正在現代化的那羣人，削弱香港，增強民主和經濟改革的反對力量。”克林頓也認爲，脫離接觸和對抗政策只會加強中國那些反對更開放、更自由的人。因此，美國希望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機制，進一步密切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以防止中國開放和改革的逆轉。正如巴爾舍夫斯基所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符合美國利益，因爲我們希望看到中國進行經濟改革、遵守法制、中國規章制度符合國際準則。
三、復關/入世談判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在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問題上，中美兩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匯合點。正是這種相互需求將中美兩國聯繫起來了。在20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雖然麻煩不斷，但是基本上屬於鬥而不破，兩國之間溝通和對話並沒有中斷。可以說，中國開放戰略是保持兩國關係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發揮了減震器和緩壓閥的作用。1999年5月8日，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襲擊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面對這種公然侵略中國領土和主權的行爲，中國政府保持了理性和剋制的態度，從而確保了中美關係沒有脫離穩定發展的軌道。正如5月13日江澤民在歡迎駐南斯拉夫使館人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的，中國不會因爲這次事件而偏離發展經濟、進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要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應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以美國爲首的北約襲擊駐南使館的暴行不能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要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堅定不移地保持社會穩定，保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持續健康發展。
然而，中美雙方在中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這主要表現在中國以何種身份復關/入世的問題上。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理所當然只能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國際貿易機制，享受發展中國家應該享有的全部權利，履行相應的成員義務。但是，美國堅持中國原則上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國際貿易機制，認爲中國的貿易水平已經超過了大多數發達國家水平。這就與中國謀求以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來改善中國的經濟貿易環境，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發生了衝突。顯然，中國申請加入國際經貿機制首先是爲了維護自己的發展權益，是爲了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和投資機制，營造更加良好的開放環境，而不是滿足發達國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要求。問題的關鍵是，雖然中國經濟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國際經貿機制與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不符。因此，以發達國家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將會使中國加入國際經貿機制喪失積極意義，而且會使中國經濟發展付出高昂的代價。中國理所當然堅決拒絕在此問題上做出讓步。
同時，美國還要求徹底打開中國市場，尋求最大的商業利益。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以後，中美雙邊貿易迅速增加，貿易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貿易不平衡本來是一種正常現象。但是，美方認爲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很不正常。從表2-7可以看出，根據美方統計數據，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對華貿易中不僅一直處於貿易逆差地位而且數額巨大，增加速度很快。1990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爲104億美元，到2000年高達838億美元，增加了705.8％。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美中貿易逆差佔美國外貿總逆差的四分之一。這與中國的統計數據存在巨大的出入。根據中方統計，從1990年到1991年，中國處於入超地位。從1993年開始，中國才逐漸出現貿易順差。1994年，中國貿易順差爲62.8億美元，2000年爲297.4億美元，增加了373.6％。爲了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兩國進行了長期的磋商，但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問題。美方堅持認爲，中國的貿易政策妨礙美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要求中國採取措施對美國開放市場。1995年11月3日，美國貿易代表坎特對記者說，不能進入中國市場是美國1995年對華貿易逆差將達到400億美元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它也不能導致中國迅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此外，美國認爲中國國內盜版嚴重，對美國的知識產權缺乏保護，導致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商業損失。美國便將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復關/入世聯繫起來，以此對中國進行要挾。1995年2月，中美第9輪知識產權磋商達成協議後，坎特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協議並不直接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聯繫，但它將有助於消除某些問題。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中美雙方圍繞知識產權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而在談判過程中，美國又動輒以制裁相威脅，中美雙方几次走到了貿易戰的邊緣。1996年2月28日，坎特對記者說，中國要避免因侵犯美國知識產權而受到經濟制裁必須採取4項步驟：①停止華南34家制造盜版產品的工廠；②嚴格海關條例以防盜版產品出口；③延長1995年2月26日簽署的一項雙邊反盜版協議中商定的特別執行期；④採取步驟向美產品開放國內市場。
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問題與中國復關/入世基本上沒有必然聯繫。只不過美國想抓住中國復關的機會迫使中國在這兩個問題上做出讓步，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從而導致兩國在20世紀90年代就中國加入國際經貿機制問題進行了長期討價還價。顯然，這主要是美國經濟利益驅動的結果。正如巴爾舍夫斯基說的，美國只根據商業條件，而不能根據任何別的條件。這不是國家政治問題，這是錢的問題。如果中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它就必須開放它的貿易體制。同時，它也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存在着極大的關係，是與國際格局的轉換分不開的。美國對華關係中的經濟利益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也不是20世紀90年代的新現象。正如瑪格麗特·M.皮爾遜指出的，在1989年中期時議定書草案框架並不強迫中國接受市場原則以成爲締約方，現在世貿成員國卻要迫使中國在越來越緊的時間內完全接受市場原則。
美國在中國進入國際經貿機制問題上漫天要價的蠻橫態度，對中美關係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一方面，中美兩國長達10多年的談判本身就充滿了矛盾和鬥爭，兩國爲了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等問題幾次走到了貿易戰的邊緣，極大地加劇了國際格局轉換對中美關係造成的衝擊，使兩國關係遲遲不能穩定下來。對此，皮爾斯指出，1995和1996年，外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施壓促使美中籤署了幾個協議。這表明，美國力圖使中國遵守國際規範的努力是可行的（從達成了協議這一意義上來講是如此，但並不見得執行）。但是，即使這種邊緣政策能夠導致協議的簽署，美國的大棒政策所導致的劍拔弩張，對中美關係其他方面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如果中美關係整體上好一些的話，這種影響也不至於這麼糟。另一方面，中美兩國的互信受到了損害。美國在談判中漫天要價的態度，使中國懷疑美國支持中國融入國際經貿機制的誠意。正如吳儀1994年訪美時對布朗說的，美國是唯一以書面方式承諾堅定支持中國復關的國家，但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缺乏誠意，希望美方言行一致，真正支持中國復關。同樣，美國也對中國加入國際經貿機制的誠意表示懷疑，認爲中國表面上想加入國際經貿機制，實際上不願意加入。1995年4月4日，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主席吉拉德在會見正在日內瓦訪問的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時指出，關貿締約方和關貿中國工作組的成員由於收到了來自中國的不同的信息，對中國在復關談判問題上到底有多少誠意產生了懷疑。1999年9月，中美雙方在奧克蘭談判期間沒有達成協議，美方又有人懷疑中國是否真的願意在年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顯然，這種互不信任不僅對中美入世談判帶來了消極影響，而且在中美雙邊關係的其他方面也產生了消極影響。1996年9月25日，在中美商務貿易聯委會第十次會議召開前夕，美國商務部長坎特就對記者發表談話：美國不會指望出現戲劇性突破，但雙方正建立一種具有互惠性質的正常的並可望是有成效的貿易關係。顯然，美國對中國缺乏必要的信任與信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