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在D物流公司就幹了十個月多一些，還不到一年。我是2017年5月12日入職的，那天是汶川地震九週年。我在D公司的順德某樞紐做理貨員，那裡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個貨運中轉中心。不過我是在離開後，才從網上了解到這一點的；當我還在那裡上班時，雖然也爲它的規模所震撼，但老實說，我沒有心思去關心它能排第幾大。
我們的貨運中轉中心在一個物流園裡，那裡除了D公司以外，還有京東、唯品會和百世快遞等公司的貨運中轉中心。我上的是長夜班，每天晚上七點幹到第二天早上七點，每個月休四天。那裡幾乎所有人都上長夜班，白天分揀場不運轉。我乾的這個活兒雖然不看學歷，但也不招文盲，因爲不能認字的話，就沒法辨認貨物標籤上的地址。所以有些不認識字的老鄉，就連這個工作也幹不了了。
所謂的面試只是走走形式，實際情況是來者不拒，但入職前要無薪試工三天。這應該違反了《勞動法》，但我打聽了一下，物流園裡的企業都這樣操作，假如你不能接受，就只能不幹這個活兒了。
從實踐來看，試工也確實有必要。初次幹這活兒的人，很多其實並不知道具體要幹什麼、怎麼幹。試工是一個互相瞭解的機會。就我所見，試工後留下來的人還不到一半。有的人甚至試兩個小時就走了。不過，公司應該給留下來的人補上那三天工資纔對。
當然公司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很多從外地來打工的人，身上盤纏並不多，所以入職幹滿二十天後，公司會提前發放頭半個月的工資，而正常應該是次月15日才發的。
貨運中轉中心就像一個大埠頭，我們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臺上幹活兒，這臺子我們叫它分揀場。分揀場有八到十個足球場那麼大，上面蓋着巨型的鐵皮頂棚，四周是編了號的一個個裝卸貨口，一排排貨車屁股朝工作臺停靠着，打開車廂門裝卸貨物。晚上登上分揀場，立即就能聽見一陣延綿不絕的隆隆響聲，低沉而渾厚，好像從遠處傳來的雷鳴，那是上百輛叉車碾軋地面時發出的聲音。這些叉車就像工蟻，把從貨車上卸下的快件送到各個組分揀，然後再把分揀好的貨物送到對應的裝車口。
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揀組，工作內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揀、打包。我喜歡這份工作，雖然不是喜歡所有方面：它不用跟人說話，不用開動腦筋，擼起袖子幹就行了。因爲那是在廣東，一年裡有九個月是夏天，白天太陽把頂上的鐵棚曬得發燙，晚上也涼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後個把小時，我就已經汗流浹背，直到第二天早上。後來我買了一個三升的水壺，每晚喝掉滿滿一壺，試過整晚上沒有小便，水都從汗腺排掉了。
試工的三天，我被安排去倒包，這是我們組裡最累人的崗位。營業站點送來的快件是用纖維袋紮成包裹的，我們組要把這些包裹拆開，把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揀，再重新打包起來。而倒包就是把營業站點送來的包裹破開，把裡面的快件倒到分揀臺上。那些包裹有輕有重，輕的幾斤，重的五六十斤。如果只是倒兩三個小時，大概多數人都可以應付，可是不停地倒一個晚上，對體力的消耗就很大，有些人就扛不住了；這個崗位也是組裡唯一不讓女工上的崗位。
所有到我們組來試工的男工，都會被安排去倒包，女工則去打包。只有在工作強度最大的崗位上，雙方纔能看清楚彼此是否適合，從而減少因爲誤解而產生的沒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況。實際上試工的幾天是最累人的，因爲身體這時還沒適應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強度，動作的生疏也會造成額外的體力浪費，這也是很多人試了兩小時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來，幹久了，慢慢都會適應，感覺就沒那麼累了。
我記得有次來了個大姐試工，幹活兒沒有問題，但到了半夜突然走掉了。後來我聽說，她因爲不識字，被組長勸退了。我覺得她不是完全的文盲，否則不可能幹了幾小時都沒出錯。可能是她認識的字有限，頻繁地問人，導致帶她的同事越來越害怕，最後通知了組長。因爲一旦她貼錯了標籤，整包快件被髮往錯誤的城市，我們整個組都要扣錢。
初次幹這活兒的人，都會掉一些體重。我有一個同事，入職只比我晚幾天，他在三個月內從一百八十幾斤，掉到了一百三十幾斤。我原本就不算胖，但幹了幾個月後，也掉了十幾斤。
我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一般情況下，早上下班前的兩個小時會相對慢下來，可以幹一會兒歇一會兒，而從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這段時間最忙，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具體是這樣的：我們晚上七點上班，先幹到九點，然後有半個小時吃飯時間。貨場裡有兩個食堂，被不同的承包商承包，提供不同風格的食物。菜品是自己舀的，像自助餐一樣，稱重付費，米飯則無限供應。如果想省錢，可以少打點兒菜，多吃幾碗飯。平心而論，飯堂的價格還算公道，而且比較衛生。吃完飯後，我們就從九點半一口氣幹到早上七點，連續九個半小時不再有進食時間。有些人會自帶麪包或餅乾，半夜抽空往嘴裡塞點兒。有些人就連着十個小時不吃東西，他們已經習慣了。我一般都帶餅乾，偶爾忘了帶，肚子就餓得咕咕叫。
記得我試工的第一天，沒人告訴我這些時間安排，我是吃了晚飯纔去的。這導致九點大家去吃飯時，我根本就不餓，所以什麼都沒吃，我以爲半夜還有機會去吃東西。萬萬沒有想到，接下來從九點半開始，一直幹到早上七點，其間我只喝過水，再沒進食的機會。我又沒帶乾糧，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經餓得暈頭轉向了。
我發現在這地方幹活兒的人，大多不喜歡交談，完全不熱情主動，就像沉默的老農民——雖然他們並沒那麼老——對陌生人報以冷淡和警惕的態度。恰好我也不喜歡攀交情，大家閉上嘴巴幹活兒很好，在這種人際環境裡我感覺很舒適。可是當我有事情向他們請教時，他們會先靦腆地笑笑，然後訕訕地回答——其實他們並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
每天早上下班前，我們都要開個例會，由組長和經理髮言，總結當天工作中發生的問題，一般兩三分鐘就講完。晚上上班前也要開個短會，說一下注意事項或最近的工作要點，但都是些無聊的內容，幾句話就講完，我一般都不聽，畢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我記得試完三天工後，有個副組長，是個小個子，來找我聊天。當時我們組有一個大組長、三個副組長，上面還有個負責行政的經理。那個副組長告訴我，雖然試工沒有工資，但他會在排班的時候，補償給我三天休息時間。當時我們上下班不用打卡，後來就要了。我聽了當然很高興。可是過了不到一個月，這個副組長和其他組長髮生爭執，直接就不幹了。我的那三天帶薪假期再沒人和我提過。
D公司的主營業務是貨運物流，但從2013年起，也推出了快遞業務，只是發展得不太好，起碼我2017年入職時，它的市場佔有率還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小件分揀組處理的就是快遞件，不過這不代表我們的工作很輕鬆。公司的人員配備和工作量是掛鉤的，資本家不養閒人。
最初的幾個月，我就在倒包和打包兩個崗位上輪換。我們組裡主要的崗位有四種，其中倒包和補碼協同工作，投櫃和打包協同工作。倒包員把送來的快件倒到分揀臺上後，補碼員用紅外線槍掃描快遞單上的條形碼，再用大頭筆在快件上寫下目的地代碼。補過碼的快件經流水線進入打包區後，投櫃員通過分揀櫃把發往不同目的地的快件分開，然後打包員把分好的快件重新打包起來，交給叉車送到裝貨口。就工作強度而言，補碼是最輕鬆的，一般由女工負責；倒包則最累，其次是打包。
下班後我們要去吃早餐，這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晚餐（大多數人每天只吃兩頓），吃完飯就回住處洗澡、洗衣服了。衣服是很難洗乾淨的，因爲晚上要搬擡貨物，難免沾到各種污漬和油漬，而且人累的時候會這樣想：洗太乾淨沒有必要，第二天還是會弄髒的，再說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打打肥皂也就行了。於是當衣服晾乾後，甚至還能聞到濃濃的汗味。不過幹了這種工作，自然而然地，人就會變得不介意這種問題。
睡覺纔是最磨人的部分——對於日夜顛倒的生活，每個人的適應力各不相同。頭幾個月，我一直處在這種狀態：每次到了凌晨四五點，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讓我躺下，五秒內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經搖搖欲墜，經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覺，可是隨即又驚醒過來，重新撐起身體，那副模樣就像一具行屍走肉——目光是迷離的，意識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麼。因爲這個緣故，有次我把兩包快件的標籤貼反了，發去重慶的貼上了北京的標籤，發去北京的貼上了重慶的標籤，幸好在裝車前就發現，被追了回來。毫不誇張地說，每個晚上，當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無路時，我都會在心裡賭咒：下班後一定要不顧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覺。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後，睡意已經過去了，人又精神了起來。而且，因爲剛剛長時間地從事完身體並不喜歡的勞動，心裡會生出一種奇怪的厭煩，渴望着做些身體喜歡的事情，以壓制那種厭煩感，使身體得到補償，恢復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經常下班後去唱K，唱到下午快天黑時，匆匆地睡一兩個小時又來上班。我可不是那種瘋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丟在工作裡。所以我採用一些溫和的方式，比如說早餐吃好一點兒，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雖然那個超市很小，商品種類不多，但我發現逛超市對我有減壓的效果，即使逛完後我只買一兩種東西。
但問題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我又開始爲睡眠焦慮了。最初我住的房間很熱，夏天室內有三十幾度，牆壁被太陽曬得滾燙，吹風扇也不頂用。爲了省錢，我租了個沒空調的房間，其實帶空調的房間只貴50塊。大約到了8月份，我真的熬不住了，感覺自己只剩半條命，於是聯繫了房東換房間。可是夏天哪有空餘的空調房，房東一味忽悠我，老是說快有了，實際連影子都沒有。就這樣被她耗了兩個多月，連中秋節都過了，她突然聯繫我，說有空調房了。這時候天氣其實已經涼爽了一點兒，但還是很熱；在廣東，即使到了10月份，溫度也維持在三十幾度。所以我還是立刻換了房間。不過在換了房間後，我大概只開過三四次空調，高溫天氣就逐漸結束了。
除了熱以外，噪聲也是妨礙睡眠的因素。我住的這種出租房，樓下的大門沒有門禁系統，假如租戶有訪客來了，要不就電話聯繫下去開門，要不就直接在樓下喊。只要樓下一有人喊，就會把我吵醒，這時我真想下去掐他們脖子。
不過，即使沒有噪聲，氣溫也降了下來，我也還是很難睡着。爲此我想了很多辦法。安眠藥我買不到，聽說黑巧克力有助於睡眠，我就把它當藥吃，睡前服一片——這當然不管用了。褪黑素我也買了，可是完全沒有效果。最後只能採用老辦法——喝酒。超市裡有四升裝的二鍋頭，紅星的太貴，我就買雜牌。幾種雜牌都是四川產的，喝起來不像清香型的二鍋頭，倒像濃香型的酒，不過價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給自己劃定的消費水平內，我偶爾也會買好一點兒的酒，比如500毫升裝的“老村長”，18塊錢一瓶，是這個價位裡最好喝的。
我經常一邊喝一邊看書，喝完後完全不記得看了些什麼，有時我要喝個二三兩才能躺下。晚上我是六點半起牀，假如中午兩點前能睡着，我就會感到慶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裡，我甚至過了四點還醒着，這時我就會非常焦慮。在到D公司之前，我每天要睡七個小時；但上夜班之後，我日均只睡四個多小時。
喝酒導致的另一個問題是，睡醒後我還是醉醺醺的。幸好我是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每一步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說不清楚是我的身體在搖晃，還是這個世界在搖晃。假如沒有醉得那麼厲害，我就會感到睏乏，覺得像是完全沒有休息過一樣。在上班的路上，經過一排平房，聞到屋裡傳出的飯菜香味，看到別人已完成一天的勞動，正愜意地癱坐在沙發上，我深深感到這種休閒的時刻纔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還沒有開始幹活兒就已經比他們更累了——這時候我就會惡毒地咒罵自己，我的身體咒罵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罵我的身體，我發誓明早下班後要立刻睡覺。可是到了明早，情況又和前一天一樣，就這麼周而復始。
這裡介紹一下我當時住的地方。那是一個小村子，叫羅亨村，緊挨着物流園，中間隔一條小河涌。物流園是個開放的園區，並沒有圍牆門崗，車輛行人可以隨意通過。反倒羅亨村是封閉式的，一邊被河涌包圍，另一邊的出入道路設有門崗，每天晚上十點關閉。最初我覺得奇怪，村子爲什麼要圍起來呢？這樣的做法我從沒見過。後來才發現，羅亨村的主產業是培植觀賞植物，這裡從小巧精緻的盆栽到高大茂盛的行道樹，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或許有些植物價值較高，村民爲了防盜，就把村子圍了起來。就連我每天上下班走小路，途中都要翻越一道鐵藜柵欄。有一個下雨天，我打着傘去攀那柵欄，一不小心右手臂被尖銳的鐵藜劃破，至今仍留有疤痕。
羅亨村的村民都姓雲，從他們祠堂門外的對聯上，我瞭解到他們的祖先是不知哪個朝代從隴中遷來此處的。村子原本其實叫羅坑村，這是我從老房子廢棄的門牌上看到的，現在則改叫羅亨村，聽起來就沒那麼樸實了。不過村民大概嫌原來的名字土氣，妨礙他們做生意。假如你是一個珠三角的小老闆，想爲自己的辦公室添置幾盆富貴竹，那麼在羅亨村買顯然比在羅坑村買更讓你放心。
在羅亨村生活並不方便，村裡沒有超市、髮廊、食店，只有兩個小賣部，商品種類都很少，因此我的大多數同事都住在附近更大的石洲村。從羅亨村步行到石洲村要半個小時，我一般兩三天去採購一趟。那裡有一個菜市場、一個小公園、一個籃球場、一箇中型超市，還有幾家日用雜貨店，此外小食店和出租屋也很多，晚上還有賣燒烤和麻辣燙的露天攤。不過我喜歡安靜的環境，所以羅亨村更適合我。此外羅亨村的房租也便宜一點兒，比如我住的單間，租金是400塊，石洲村同樣條件的要500塊。
平常我們都很少在網上買東西，雖然網上的東西便宜，品種也多，但村裡的快遞員都不上門，只在村口打電話，通知我們出去取。我下樓取一趟快遞要十分鐘，而且不知道快遞員幾點來，而白天的睡眠本來就珍貴而易碎，萬一被電話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因此我寧願不網購，石洲村有什麼我就買什麼。幸好那裡的東西都不貴，比如我買了個三角牌電熱水壺，只要29塊，後來我留給了房東。我想貴的東西，在石洲村也賣不出去。
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份工作只有少數人能幹長久，因此公司常年在招人。我剛入職的時候，給公司介紹一個人獎300塊，後來漲到500塊，再後來漲到800塊，“雙11”前漲到1000塊。我介紹了個朋友去營業部做收派員，拿到的500塊獎勵，我一分都沒要，全部給了他。但他幹了不到兩個月就跑了，說是太累了。在我們分揀場的衛生間裡、電熱水機旁、洗手槽上方等空白處，都貼着人力資源部的彩色海報，內容是一些在職員工的自述。我還記得其中的一些，比如有個人，名字我當然忘了，姑且叫他老王，在分揀場幹過幾年，後來辭職做生意去，結果錢都虧光了，於是又回來繼續打工。如今他現身說法，指出還是打工好，待遇也讓他滿意……這些陳述的文字就排在他的一張半身照旁。從照片上看，他現在似乎過得不錯，對着鏡頭露出了快樂、滿足的笑容。和老王有近似經歷的人還有很多，我們可以一邊小便或一邊洗手或一邊打水，一邊慢慢地看。
除了炮製宣傳海報，人力資源部也親自上陣，在石洲村的路口擺攤子，在牆上貼招聘啓事，在App裡發廣告，總之多管齊下、長招不懈。只要有人來應聘，他們不管那麼多，先丟到分揀場來試試工，畢竟他們也有KPI（績效）考覈。大概因爲這個緣故，有些被送來試工的人，明顯並不適合。比如曾經有一個女孩，小細胳膊小細腿，個子也矮小，看樣子就不像能幹這種活兒的。但人既然被送來了，也不能退回人力資源部，更不能推到其他組，還是得讓她試一試。組長心裡其實不想要這種人，怕她手腳慢，拖累全組勞效，而且吃不了苦，幹一兩個月就跑，白白把她帶出來。於是試工的時候，組長特地叮囑我們不要幫她。我前面說過，試工其實是最累的，沒幹過這活兒的人，一般需要一兩週時間適應，身體條件本來就差的就更不用說了。可是，越是她這樣弱不禁風的人，我們越不能幫，因爲幫她無異於誤導她，令她以爲自己可以勝任。必須讓她吃足苦頭，若最後她還是覺得自己能幹，那麼纔是真的能幹。反倒是那些看起來壯壯的人，我們可以搭把手，幫幫他們。
我自己試工的時候，因爲不掌握倒包技巧，把快件從纖維袋裡倒出來時，需要抽回那隻纖維袋，我沒有用拇指和食指夾住袋子的尾巴，而是用食指尖去摳着拽。當時我也沒覺得疼，可是這麼拽了三個晚上後，兩根食指的指甲都反了，幾天後黑掉，後來慢慢脫落，過了兩三個月才長出新的來。
不過我們當中也有一些殘疾人，是政策規定要錄用的——每個企業按照總用工數，須安置一定比例的殘疾工。據說我們之前因爲沒有達標，還被罰過一大筆錢。殘疾工其實是可以幹活兒的，而且在有些崗位上，他們和普通人沒有區別。只是由於身體不便，他們不能輪崗。比如跛腳的人，就不能去倒包和打包，因爲倒包和打包需要不斷走動——我一雙全新的迪卡儂跑鞋，四個月就穿破了——這就難免給組長在安排輪崗時增添了麻煩。所以組長並不喜歡他們，有時還會挖苦他們一下。
在任何團體裡，大概都會有被排斥的人，我們組裡也不例外。有一個剛從學校出來的小妹，才十八九歲，是組裡最年輕的人之一。她個子很瘦小，力氣不大，動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說稍有點兒遲鈍。她經常在流水線上拖大家後腿，迫使別人援助她，有時甚至要把傳送帶停下來。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較孤僻，在組裡沒有任何談得來的朋友。於是，幾乎所有人都討厭她，給她起難聽的花名，當面取笑她，對她隨意地呵斥。換了我的話，在這種環境裡是無法堅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堅韌，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反正她堅持了相當久，遠遠出乎我的預料。我對她儘量友好，但是對於她的處境，我幫不了更多。有次她被氣哭了，半夜跑掉，撂話說不幹了。組長其實鬆了口氣，因爲他也想替換掉勞效低的人，只是這個小妹此前一直雷打不動地堅守在自己不能勝任的崗位上，組長也拿她沒辦法。不過過了兩天，這個小妹又提出要回來，組長當然拒絕了。可是這個小妹的男友也在分揀場上班，是做裝車的，他領着女友過來求情，跟組長磨了很久——大家畢竟在一個公司上班，擡頭不見低頭見，而且都是打工人，太難爲彼此也不好。最後組長讓步了。於是這個小妹又回到我們中間，繼續受苦受難。
我入職那會兒，來了個新人，只比我晚幾天。他試工的第一天，組長讓我帶他去飯堂，之後他就每天黏着我，甚至連上班，他也要和我約好在路上碰頭，然後一起走。他甚至提出要和我同一天休息，然後一起去玩，幸好組長沒同意。其他人都以爲，他和我本來就認識。他的這些做法，令我很不舒適，但又不好意思回絕，畢竟他很友善。而且他有個缺點——很喜歡吹牛，老說自己有多厲害，什麼活兒都懂得幹，以前還管過多少人，打架可以一個打六七個，等等。我只能邊聽邊點頭，又不敢告訴他，我一點兒都不相信。我想一個人得有多麼空虛或自卑，纔會這樣吹牛啊。可是現在回過頭看，我對他當時的做法多了一些理解。比如說，他和我都是自己到D公司應聘的，在公司裡不認識人，加上我們幾乎同時入職，在很多方面都有一致的對外立場和利害關係，我們結盟的話對彼此都有利。在一個新環境裡單打獨鬥是有風險的，運氣不好就會像上面那個小妹一樣被孤立。而他在第一天見到我時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反倒是我懵懵懂懂，始終沒理解他的用意。
我們組還來過一個孕婦，是被男友介紹來的，她男友也在我們組。原本人事有規定，情侶不能分到同一組，可她男友大概開始時隱瞞了和她的關係，後來木已成舟，組長也只能賣他個人情。孕婦剛來的時候，肚子還不明顯，而且她很年輕，才二十歲出頭，身體很健康，幹活兒沒問題。可是漸漸地，她的肚子鼓了起來，看着就讓人很難受了，畢竟這可是通宵的體力活兒啊。有人已經私下搖着頭形容這是“人間慘劇”。她男友還好賭，在App上買六合彩，性質跟賭博一樣。反正一發工資，他幾天就輸光，然後用女友的錢吃飯、交房租，還叫女友問我們借錢，因爲他自己已經借遍了，不好意思再借了。慢慢地，兩人鬧起了彆扭，主要是女的對男的不滿。男的脾氣倒很好，從來不發火，可是脾氣好有什麼用——就像一隻沒底的鍋，哪怕鍋蓋很結實，又能派什麼用場？終於有一天半夜，那個孕婦哭着跑了，大概是既累又恨，繃不下去了。第二天她就辭了職，我再也沒有見過她。那個男的一直到我離職時都還在，不久後他又交了新女友，他的新女友是個獨自出來打工的有夫之婦。提到那個孕婦時，他也是滿臉愧疚，說要給她補償，不知道給了沒有。不過後來他倒是戒了賭，或許是因爲無法再借到錢，要不就是那個App被封了。從頭到尾，我們所有人只是在旁觀，靜靜地看着事態發展，沒有人出來教訓他，也沒有人伸手援助孕婦，頂多只是安慰她幾句。我們也各有各的壓力，各有各家裡不順心的事，誰也沒有餘力顧別人。在那種工作場所裡，每個人都被生活壓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後不知不覺地變得麻木、冷漠。
這份工作還會令人脾氣變壞，因爲長期熬夜以及過度勞累，人的情緒控制力會明顯下降。我就跟組裡的兩個人吵過架，吵得很兇。其中一個在和我搭檔時，磨洋工磨得過分，而且心態不好，嘴巴又損，認爲佔人便宜是理所應當的。另一個人更過分，把難乾的活兒推到我面前，自己專挑輕鬆的幹，而且每次都這樣，欺負人已經到了懶得遮掩的地步。我差點兒就和他動手了，當時我只想打一架，和誰打都行，他尤其合適。不過打架是要被開除的，即使在外面約架，被公司發現了也要開除，所以幸好我們沒有打。
其實在組裡，大家對摸魚的人還是比較寬容的，因爲每個人的工作量和收入本身就做不到公平，摸魚的人只要別拖累別人就好。而且總的來說，那些經常摸魚的人脾氣反而更好，大概他們也是有點兒心虛吧。
我們的工資計算方法是這樣的：全組五十幾人，按當月各自的工作表現，被評爲A、B、C三級。其中表現最好的十個人評爲A；犯有嚴重過失，比如丟件、錯分、曠工、違抗命令等的評爲C；其餘人都評爲B。A級的實發工資5000塊出頭，B級大約4700塊，C級大約4300塊。根據每個月的快件總量變化，這個工資基準會有一定波動。因爲C級是一個懲罰級別，我們只要不犯錯，就不會被評上，所以大家其實是在A和B之間算計。有些人對此是很在意的，比如和我吵架的第二個人，他只要沒評上A，就一定會找組長要解釋，藉此施加壓力。但更多的人是懷着一種被動接受的心態，雖然偶爾也抱怨幾句，卻並不主動去爭取。這些人大多是不想吃更多苦，不願賣更多力，或清楚自己即使賣力也很難表現突出，那麼還不如少乾點兒，避免出錯掉到C——和我吵架的第一個人就屬於這種。
表面上，組長給我們評級的主要依據是計件量，可是我們每個人在不同的崗位，負責不同的工作內容，彼此的計件量很難換算比較。所以很多時候，計件量只是組長拿來激勵或搪塞我們的幌子。他真實考慮的因素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安撫和平衡組員的情緒，輪流讓多數人評上A；另一方面是激勵部分工作能力強，並且更願意出力的人。我因爲幹活兒向來全力以赴，而且人緣比較好——雖然我也吵架，但和我吵架的人人緣都很差，大家看到我罵他們還感覺解氣。實際上，我是組裡最友善隨和的，我一個人說過的“謝謝”，比其餘所有人加起來都多。我在D公司幹了十個月，記得被評了大約五次A，這算是待遇很好了——我最後辭職的那個月肯定是沒A的，剛入職的頭兩個月也不會得到A，因爲給新人A會損害老員工的士氣。畢竟A是珍稀資源，大家都盯得緊緊的。再說一個新人能幹多久，組長還吃不準，萬一給了個A，接着人就跑了，那這個A就浪費了。從組長的角度看問題，就是要把每個A的價值最大化。考慮了以上種種因素後，可見組長有多麼器重我。當時組裡每個月評優秀員工，最初採取全員無記名投票方式，結果頭三個月裡我兩次得票第一，一次得票第二。看到這種情形，經理特地調整了評選規則，避免這個獎被一兩個人壟斷。我得到的獎品主要是些日用洗潔品，還得過一隻電吹風，但我頭髮短，用不上，就送給同事了。
物流園裡還有一些外包公司，到了物流旺季或電商平臺大促時，我們處理不了增加的貨量，就到外包公司找臨時工。這些外包臨時工幹起活兒來不緊不慢，因爲他們每天去不同的地方上不同的崗位，確實沒法和我們一樣熟練。另外他們幹一天拿一天錢，沒有評A、B、C這些內容，所以工作應付一下就行了，沒有必要太賣力。我們對這些人是既盼又恨：盼是因爲他們來了我們的壓力就輕了，恨是因爲看到他們幹活兒的樣子就來氣。而且這些人還得罪不得，因爲在物流園裡，他們的公司是賣方市場，假如他們對D公司的評價不好，他們公司就會拒接D公司的單，那麼到了物流高峰時期，D公司就只能出更高的價錢打動他們了。在私下裡，我們會半開玩笑地互相罵：“你這麼懶怎麼還不去幹外包？！”——不過還真有人離職後去幹外包。幹外包的好處是自由，每個月想幹幾天就幹幾天。不過D公司畢竟是上市公司，是貨運物流行業的翹楚，相對要更正規和守法，比如會給員工購買五險，也從不拖欠工資。其中的利弊得失，就由各人自己去權衡了。
物流大概不算高危行業，但在分揀場偶爾也會死人。我們那裡常規大幾百人在崗，加上頻繁的人員流動和更替，一年下來保守有幾千人在那兒上過班，其中難免有些是有基礎病的，被過度疲勞誘發而猝死。我在的那一年，就死了個裝車工，據說他幹活兒太猛，一晚上裝了兩輛車，回家躺下後就再沒起來。
我住的房間隔音很差，有次聽到隔壁在吵架，丈夫在罵妻子，罵了一大通，妻子始終不說話，可能是理虧。我聽到丈夫說，我辛辛苦苦幹了一天活兒，回來只想睡個安心覺，連這我都不能夠……猜測是妻子整了些讓丈夫難過的事，然後丈夫就哭了，一個大老爺兒們，一邊哭一邊繼續罵。出於八卦心理，我想聽清楚他妻子到底幹了什麼。可是我們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口音各不相同，我不能完全聽懂他說的話。
2018年春節前，我們理貨部門建了個微信大羣，拉進了四五百人。按照慣例，各組組長和經理要輪流發紅包，然後大家一起搶。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牀上搶紅包，感受過年的氣氛。我從來沒有進過這麼多人的羣，大家還都在說話，發自己老家的照片，互相拜年、擡槓、起鬨，還有那些轉來轉去的賀年表情圖，有時候幾秒鐘內能拉出十幾屏長的聊天記錄，手機瞬間就卡住，比看春晚熱鬧多了。在過年氣氛一年比一年淡的情況下，我已經很久沒過過這麼溫暖和熱烈的春節了。或許由於我的手機配置低，或者網絡卡，很多紅包我都搶不到，最後總共只搶了十幾塊，我又發回到羣裡了，高興是用錢買不到的。
忘記是在春節前還是春節後，我們組的經理在一家火鍋店請了次客。這個經理是後來換的，原來的經理調到外地去了。新經理是在另一個部門從底層做上來的，他來到我們組，難免要籠絡一下組裡的骨幹，讓大家支持他的工作。那次除了幾個組長和一個助理外，他還叫了四個組員，我就是其中之一。這意思很明顯：我是他眼裡的後備組長了。後來我辭職的時候聽說，D公司當時正在廣州白雲區的東平籌備一個新的貨運中轉中心，經理想把我推薦過去。我們物流園在順德C村，雖然屬於佛山，但和廣州也緊貼着，我們去廣州南站騎車只要半小時，比去佛山市區近。
假如我在那裡幹到今天，至少也是個後備經理了，這時候大概正愁得扯自己頭髮、對着別人大吼大叫吧。但是我聽說，長期熬夜會增加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我年紀已經不小了，這不是遙遠的事，爲此我很焦慮。實際上我已經感到腦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應變得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爲了延緩大腦的退化，我就開始吃堅果，也不管有用沒用。考慮到價格，我主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石洲村能買到好幾種花生和瓜子，價格都在一斤10塊錢以內，我幾乎每一種都買來吃過。核桃能買到一種殼不厚不薄的，也是10塊錢一斤，它不像小時候吃的硬核桃，硬得能把門的合頁撬歪；也不像現在網上賣的新疆紙皮核桃，用手輕輕一掰就碎。它介於這兩者之間。所以我一般把它往地上用力一摜，它就從中間裂開了，然後我再把果仁摳出來吃。不過我也知道，核桃是不能預防阿爾茨海默病的。
2018年3月，因爲私人原因，我從D公司辭了職，然後到了北京，隨後入職了S公司，改做快遞員，不上夜班了。送快遞雖然也辛苦，但不用熬夜，而且收入更高。其實我就不該去上夜班，最初就該去送快遞。我有輕微的社交障礙，原先以爲送快遞對我來說很難，因爲每天要和很多客戶打交道，後來我發現自己完全應付得了。
眨眼在北京三年多了，現在我已經離開了S公司，很快也要離開北京。回想起在D公司那時候的自己，我已經改變了很多，但也有些方面沒變。比如現在我不想和人吵架，更不想打人；比如我還在堅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