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教授抽着西式大煙鬥，這個和典型的美國學者沒什麼區別，他一邊將手中的火柴熄滅一邊說：“根據歷史上傳說，漢朝的長安城和《聖經》中的蛾摩拉和索多瑪一樣，是觸犯了上帝，所以上帝纔會伸出手將它從大地上抹去的。”
“老師您什麼時候也變得神神叨叨的了！”唐金雲打趣道。
史密斯教授笑着說：“不是神神叨叨的，我的意思是說，當初漢朝的長安城消失的太突然了，似乎沒有給後人們任何時間的記錄。一般來說在歷史這樣的事情都會被詳細的記錄下來，但是這件事情只有隻言片語，很多人只是一帶而過而已。”
李敬堂聽到史密斯教授這樣說明白了：“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您是說中國史官一般都會詳細並且真實的記錄下在當時發生的一切大事。但是這樣的事情卻一點沒有被記錄下來，正史中一點都沒有，只有在一些野史中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唐金雲接着說道：“造成這樣結果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當時的事情發生的太突然，整個長安城在很短的時間內消失了，根本沒有任何的預兆，甚至能夠被人們看到的過程都沒有。第二種就是史官們已經記錄下來了，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因爲各種原因，強迫着讓當時的史官將這一部分資料給刪去了！”
“但是在那個年代，統治者想要讓史官將史料給刪去十分的難。”万俟遙不解的說道，“打個比方說，當時司馬遷雖然說被漢武帝施以宮刑，但是還是在按照他自己知道的歷史事實去寫，絲毫沒有因爲漢武帝的淫威而改變。”
魏德福不解的問：“這是爲什麼，歷史自古以來不就是勝利者所書寫的嗎。打個比方來說，中國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不就是黃帝贏了之後，蚩尤被醜化成一個長着八十一個腦袋的怪物。就連他的兄弟也沒形容成凶神惡煞從來不吃飯的怪物，最後反正不是人。在西方也是，奧古斯都也是篡改過歷史的。”
史密斯教授說：“你是專門進修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化的，可能對中國不太瞭解。敬堂，你來給布蘭特解釋一下。”
李敬堂對魏德福解釋說：“中國和別的國家有些不一樣的，中國是有專門的史官記錄當朝歷史的，這些人被稱爲太史。另外還有一些人專門記錄皇帝和皇家的事情，這些人被稱爲內史，也是中國內史省的來歷。後來每個朝代初建國的時候，必定成立國史館，修前朝的歷史，這就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由來。你應該知道太史公司馬遷吧，這是中國最著名的史官了。”
中國曆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
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
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幹歸幹，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只有在古代史書作爲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爲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爲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
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爲蘭摧玉折，不爲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爲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裡。
唐金雲繼續解釋說：“中國有一位著名的丞相叫文天祥，除了我們所熟知《過零丁洋》中的‘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之外，他寫下了千古名唱《正氣歌》。裡面還提到了一句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裡面所提到的齊太史和董狐就是兩位著名的史官，都是不畏強權的，也被司馬遷奉爲楷模榜樣。”
齊太史的故事，說的是，齊國的大臣崔杼弒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就殺了齊太史太史的二個弟弟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弟弟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爲之不安。作爲正卿的執政大臣趙盾，多次苦心勸諫，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他先派人刺殺，未遂，又於宴會上伏甲兵襲殺，未果。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
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爲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這是按寫史之“書法”決定的。
當時記事的“書法”依禮制定，禮的核心在於維護君臣大義，趙盾不討伐弒君亂臣，失了君臣大義，故董狐定之以弒君之罪。對此，孔子大加讚揚，稱董狐爲“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後世據以稱之爲“良狐”，以表褒美之意。
這是因爲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權臣掌握國命，有着生殺予奪的大權，以禮義爲違合的書法原則，早已失去了它的威嚴，堅持這一原則，並非都能受到讚揚，而往往會招來殺身之禍。齊國太史就因寫了權臣崔杼的“弒君”之罪，結果弟兄二人接連被殺。董狐之直筆，自然也是冒着風險的，因此，孔子讚揚他，後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堅持原則的剛直精神。這種精神已爲後世正直史官堅持不懈地繼承下來，成爲我國史德傳統中最爲高尚的道德情操。
另外還有一種內史，他們專門記錄着皇帝和皇室的一切，這些被稱爲內史。內史最著名的東西就是我們在電視劇中常常提到的皇帝的《起居錄》，記錄着皇帝的起居生活的。起居錄則是史官對帝王言行的嚴格把控與記載，早在周已有，那是稱爲“內史”。
但是這種嚴厲的史官制度歷經秦漢魏晉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無權干預，但這種風氣卻被李世民打破。李世民當時要求史官所寫的東西必須要皇帝看過之後才能正式入編到當朝的史書中，這是因爲李世民是弒兄逼父之後得到的皇位，爲了不被後人評頭論足纔出這種主意的。但至此以後，有唐以來，帝王閱著並非罕見之事，卻使得歷史逐漸朝着扭曲的方向發展。皇帝開始直接插手史書的編撰，讓史實成了一家之言了。
魯迅先生話說，自太史公以後“中國史書便成爲帝王將相的家史學”，當然，這句話不是完全對的，但至少說明了一點，自太史公後，史官們在史書中的記載內容開始忌諱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責任便是“剛直不阿”，無所畏懼，記錄歷史的一點一滴。從而也就有了坊間的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