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總是擁有很可怕的直覺——這是我從我媽身上總結出來的結論。
不過這是一種需要鍛鍊的天賦，許多女人毫無理由地濫用導致她們變成了偏執狂。
我媽的直覺後來就被她濫用了，變成了某種偏見——她總是懷疑我對她撒謊。
但是在我小時候，她的直覺是很準的，總是能夠抓住我半夜爬起來看電視——《聖鬥士星矢》在12點後播，我等爸媽他們睡着了爬起來打開電視，在客廳戴着耳機觀看。
我媽總能通過他們門頂上的玻璃反光確定外面電視開着；偶爾她起牀遇見我上廁所，她就會警醒地摸一把電視機的後面是不是熱的。
後來我不看電視看小說了，她在廁所裡面遇見我，總能從各種地方——譬如洗衣機裡面、洗衣機下面、洗衣臺下面摸出我藏的小說。
不斷被驗證的自覺形成的正反饋導致了她的膨脹，時間長了，她就自以爲是地覺得我對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假話。
小孩子就是在和學校、老師、家長的鬥智鬥勇中，同時在和同學朋友們交流這種鬥智鬥勇過程經歷中成長起來的。
我雖然從小對我爸媽做人做事，教育我的那一套很看不起，但其實骨子裡其實很受我爸媽的影響——當然不是日本青年受列夫·托爾斯泰那種影響。
所以當我發現我姐姐的那個秘密的時候，我也像是我媽一樣陷入了某種偏見——她說她要和王叔叔晚回去一週，我就自然腦補成一些私密的、見不得人的事情，完全不在意這一週的白天他們都必須哪怕是掩飾性地安排工作。
王興林和高敏教授沒有和我姐姐住同一家賓館，估計是“王叔叔”爲了避嫌的緣故，他陪着他老婆住在省大學的校園招待所裡，當我跟着姐姐出席高教授的學術報告會的時候，駭然發現王興林和我姐姐居然都各自有自己的秘書了。
王興林的秘書還兼任他的司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胖子。
我姐姐的秘書則是她剛剛畢業的校友，據說剛招來沒幾天，是一個靦腆的戴着眼鏡的胖女孩，看上去有點傻傻的樣子。
在我姐姐介紹我的時候，她還對我的母校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尊敬，羨慕我姐姐考上了我們學校的研究生，更羨慕她有資格不去讀。
這位小姐姐也就比我大一歲，畢業於環境工程專業，很明顯是我姐姐爲了倚重作爲專業技術上的顧問秘書而招募的，雖然無論怎麼看都有些草率，但是大概是她初次作爲老闆的一次歷練，畢竟一開始降伏一個畢業生比降伏一個老油條容易得多，更不要說她本人也纔剛剛二十二歲。
高敏教授身邊也有一名助手，我一開始以爲是省大學安排的跟班，結果我姐姐和我介紹說這位是省大畢業的本科生，已經考上了高教授的研究生。
等我們都坐下來聽這個學術講座的時候，我突然感覺自己孤零零的，哪怕我姐姐就坐在我的身邊。
這當然不是高教授一個人的講座，這是省大和相關企業，還有有政府背景的環保聯合會聯合舉辦的一個學術活動——說是學術活動，實質上是學術界和企業界自我宣傳的平臺，學術界的教授們宣傳自己的學術成果招攬企業的技術投資，企業宣傳自己所謂的成熟技術以求政府的青眼，畢竟在廢物處理這塊上——政府是最大的主導者，即便從上到下的固廢中心成立也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顯而易見，大量的嗅覺敏銳的人，已經提前嗅到了這裡面的利益和商機。
高教授的講座排在第三個的位置，前面兩個講座，一個是環保部的政策法規處的官員解讀廢物處理的法律法規，以及新成立的固廢管理中心的任務和職責，順帶講了講從中央到地方監管處理固體廢物的思路——我天然地覺得後面這部分內容是他本人在夾帶私貨，但是鼓勵在場的企業和老闆投資廢物處理企業也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第二個講座安排的是地方環保部門固廢中心的一位領導，他着重講了一下當前本地的固體廢物的處理現狀，發展趨勢，以及監管部門的監管思路和監管方向，以及監管部門希望固廢處理要向着哪個方向發展，大部分內容還是探討性質的，提了許多可能性，但是沒有結論，這位領導大概是因爲直接接觸一線監管工作，說話非常謹慎，儘量羅列數據，但是話裡話外，都透露着壓力大的叫苦——從另外一個角度，倒是同樣表達了對於該行業的看好——就差明着說要官督商辦了。
高教授的講座學術性質最高——當然，這純粹出於我這種還沒有脫離象牙塔的學生的偏見——她自然也看好環境保護領域處理廢物這一行當，理由非常充分——她有其他發達國家的同行業數據作爲對比，同時她強調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必然導致其他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出售回收廢物作爲原材料——這裡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廢舊鋼鐵、廢紙、廢塑料等等，洋垃圾是中國工業的補充糧食——儘管吃這些二手糧食的代價有些大。
在這個前提下，高教授表示中國的監管體系先天上存在許多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太大了，不僅一省和一省情況不一樣，就是一市與一市，一縣與一縣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根本不可能將全國的監管納入統一的標準和模式之下。
廢物處理需要很多條件，最大的條件就是土地，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各種條件的差異，導致廢物處理的成本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於經濟原因，廢物的轉移會是處理成本高的地區向處理成本低的地區轉移，產廢單位和處置單位之間，中間天然會誕生中間商賺取差價。
因爲按照現有的監管體系和預估的監管發展方向，廢物交易並非是完全市場化的，這裡面就不僅有監管責任的風險，還有權力尋租的風險，同時還涉及到地方保護主義和犧牲環境謀求經濟利益的可能。
我個人覺得高教授不是悲觀，她只是把可能的問題都擺了出來，並且這些問題都是在發達國家出現過的，說不上有驚天動地的獨創見解，但是起碼在收集、整理資料材料上是用了心，並且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我聽得興趣盎然。
倒是坐在我身邊的王興林看起來有點不以爲意的表情，中途我聽見他和他的秘書笑着說，“全國市場化或者全國嚴厲監管，我們還賺什麼錢？”
我姐姐在一邊也聽得表情嚴肅，中途王興林也和她說道，“要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全部本地化解決根本不可能，我老婆的想法太理想化了，環保部又不是什麼強勢的部門，更不要說還是下面一個固廢中心。”
是的，高教授認爲在目前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因爲經濟和環境產生的廢物問題，最好的解決思路就是本市產生的廢物能夠在本市處理掉，退一步，本省的廢物在本省解決掉，儘量不要大規模遠距離地轉移——但是即便是我也知道這不可能，看看地圖就知道，像是魔都、帝都、妖都這些地方，怎麼有可能建造大型的焚化廠、危廢處理生產線這些項目？經濟發達地區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很寶貴的，經濟不發達地區、丘陵地帶、山區則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來掩埋廢物和垃圾。
自然地，高教授描繪出來了在一個失衡的監管體系下，某些地方越是加強監管，對整體造成的環境危害就越是大的可能景象。
她的邏輯自洽，讓在場聽講座的學生們都憂心忡忡，當然，在場的專業人士可能不以爲然，所以在聽衆提問環節，都是一幫學生熱血地想要尋求解決辦法，專業人士都裝聾作啞，至於高教授所提出來的許多發達國家的解決方案，在那些專業人士看來則被認爲是不切合實際的，只能在理論上實行。
這樣上午的講座就基本上結束了，簡單地吃過了活動方提供的盒飯午餐，又緊接着開始了下午的講座。
後面的講座就是技術性的了，本省的幾位教授着重講了他們在水、氣、渣等方面的處理技術上的發明和創造，向政府和企業界大拋媚眼，至於這些技術大規模推廣和使用的成本、效果等問題，都還停留在字面上的比目前技術好百分之多少的階段。
此時高教授坐在我和她丈夫中間，像是看猴子一樣帶着高傲和嘲笑的表情盯着臺上的教授們高談闊論——當然，高傲和嘲笑也許是我的誤解。
“你上午說得太過了，沒人喜歡聽你這樣講。”王興林還有些忍不住對自己的妻子說到，“你何必說得這麼明白呢？”
“我說得是很明白，就看他們聽明白沒有。”高教授迴應道。
“什麼意思？”王興林愣了一下。
高教授轉過頭來，目光越過我看向了我姐姐，“羅娜，你聽明白沒有？你也是做這行的。”
我姐姐有些懵，同時有幾分心虛，“我不是太懂，”她說道，“不過，高老師，您是不是變相認爲廢物處理這一塊的生意會利潤非常高？”
“前提是有關係。”高教授補充道，然後轉過頭來對王興林說道，“你看看，她聽明白了。”
王興林有幾分無奈，“你是這個意思嗎？”
“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高教授回答道，又斜着眼睛看着我，“羅克，你知不知道？”
“風險大。”我舔了舔牙，抿着嘴說道，忍不住瞥了一眼我的姐姐，心想總算是把這個說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