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種意義而言，“西部軟件園”其實是一個商業地產項目。
在商業理念上，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嘗試的模式：通過產業基地的打造，把衆多高科技企業吸引到一起，以實現集約效益，體現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器效應。作爲園區的投資商和管理者，託普的長遠效益非常可期。印度的班加羅爾以及中國臺灣的新竹科學園區都是可以借鑑的模式。1995年，蘇州與新加坡政府聯合啓動的蘇州工業園區更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樣板。託普之所以被資本市場追捧，其實也是看好它的模式優越。1997年的宋如華其實有這樣的機會：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資本市場的信賴，把“西部軟件園”這個項目落到實處，做到極致，真正地引進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許真有可能建成中國西部的一個“硅谷”。
在公開的運作上，宋如華似乎也在朝着人們的期望前行。在收購川長征後，他組建成都西部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將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引入，讓其以無形資產入股的方式成爲第二大股東，宣稱“將把‘西部軟件園’建成國內最大的軟件中心和工程中心，爭取到2000年實現產值50億元，2010年達到500億元，在2050年趕上國際一流的高科技園區，產值達到500億美元”。在紅光鎮的那塊菜花田上，也蓋起了軟件工廠、別墅羣、對外學術交流中心以及一間用於接待的高級賓館。可是，他的宏大建設工程到此就止步了。接下來，他施展出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擴張行動。
對於已經在概念狂熱和資本炒作中難以自拔的宋如華來說，將一家又一家科技企業引到園區中來，靜下心來把“西部軟件園”一磚一瓦地建設好，實在是一件太漫長的任務了。他想要把“軟件園效應”數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如果羅馬城不能在一日之內建成，那麼，他寧可另建“帝國”。
他的計劃是，藉着“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製”到全中國去。很快，他又像數年前推銷計稅軟件系統那樣飛遍全國，忙碌而充滿激情，此刻，他推銷的是“軟件園模式”。
宋如華在各地推銷軟件園的方式，是那麼強勢而讓人難以拒絕：與地方政府洽談，宣稱將投入1億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建設一個宏大的軟件園，承諾在若干年內引進上百家軟件公司，使之成爲該省或該地區最大的高科技園區。
這樣的合作條件，加上“西部軟件園”的“成功經驗”，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官員可以抵擋得住誘惑。宋如華的圈地之行稱得上是無往而不利。
1999年8月，託普宣佈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件園；僅1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在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地，一個接一個的託普軟件園相繼開建。每到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首長必蒞臨開園儀式，衆多媒體熱烈報道，託普儼然成爲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
爲了讓自己宏大的軟件園規劃帶有更強的國際化特徵，宋如華甚至還在美國註冊了一家託普國際，宣稱“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附近建立了基地，用於承載技術開發實驗點和國際採購的功用”。2000年9月，宋如華富有想象力地向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構築“千里軟件產業帶”的恢弘計劃。該計劃宣稱，託普集團將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華東地區建設東部軟件園，“通過託普在華東地區的幾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多個戰略支撐點和網絡式的核心企業框架。軟件園將在1到3年內初見成效，4到6年基本建成，6到11年全面完成，到2010年末達到累計投資29億元，帶動地方經濟290億元，軟件規模每年20億元，園區佔地200萬平方米，園區人數3000人”。這個烏托邦式的規劃在遞交的2個月後，居然被正式批准爲國家火炬計劃項目。
託普的高調運作，加上國家部門的深度認可，使得宋如華的跑馬圈地充滿了大喜劇的輕快色彩。他成了各地市長們爭搶的“香饃饃”和座上客。幾乎所有的軟件園項目都被列爲市長的“一號工程”，政府對其用地更是給予了最優惠的出讓價格，有些心情急迫的地方甚至是免費送給了託普。很顯然，對一些地方官員來說，引入托普的軟件園項目，是一個很可以自豪的政績工程。正是在這種各懷心思的合力推動下，託普軟件園的園區面積也是一個比一個大，從鞍山、紹興的五六十畝起步，到嘉興的臺商信息產業園已經達到佔地4500畝的空前規模。宋如華的投資額也水漲船高，從一開始時的1億元到後來信口開河的100億元。宋如華也很能體會官員們這種好大喜功的心態，因此在園區定位和規劃上，大打“形象牌”。在上海南匯建東部軟件園時，他突發奇想地將之設計成一張“世界地圖”：“五大洲”被設計爲園區中的人工湖，房屋和道路都設計在“四大洋”上，東面壘起一個高坡，宛若虎頭，西邊一溜土堆，號稱龍形，美其名曰“藏龍臥虎”。這種土洋結合的奇妙構思，自然博得前來參觀的官員們的嘖嘖讚歎。
就這樣，從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間，宋如華落子如飛，赫然成局，託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佔用土地超過1.2萬畝。靠一個“軟件園概念”，宋如華竟成爲中國企業界最大的地主。
託普建軟件園，動輒宣稱投入數億元乃至上百億元。其實，它投入的資金並不大，靠的是“在當地挖潛，利用地方資金和資源滾動開發”。
“當地挖潛”的第一種，是獲得當地銀行的資金支持。託普的軟件園項目幾乎都伴隨着一份與當地銀行合作的信貸協議，託普低價甚至無償獲得用地後，當即通過抵押或擔保等方式向銀行套取資金。能不能獲得銀行貸款，成了建不建軟件園的前提條件。宋如華曾明確指示部下：“一個軟件園項目，在本地銀行都融不到錢，那就證明各方面的工作都不到位，也就不要做下去了。”便是在這一過程中，託普在各地編織了一張旁人無法理清的、錯綜複雜的財務網絡，在資本日漸膨脹的同時，也埋下了無窮的後患。
第二種是獲得當地的軟件改造項目。在鞍山東北軟件園簽約的同時，託普便利用與政府的熱絡關係，得到了鞍山體育場顯示屏、市教育信息化改造的近2億元工程合約。在紹興、金華、大慶等地建園時，託普都相繼接下了當地政府委託的數千萬元的軟件開發合同。
第三種是獲得壟斷性資源。2000年，託普在湖南寧鄉建設軟件園，宣稱將在5年內投資10億元，將之建成具備年生產、開發60萬套軟件能力的“開放式軟件基地”。這成爲當年度湖南最大的高科技引資項目。作爲“配套性項目”，託普向湖南省政府提出創辦湖南託普信息技術教育學院，由此順勢進入了民營資本很難參與的高等教育領域。這種配套模式，後來在長沙、上海、成都和紹興等地複製，託普相繼建起了4家信息技術院校，在校學生一度多達萬人。
正是憑藉着這些膽大無比的空手道技巧，深諳中國政商之道的宋如華一次次獲得了成功。他的商業心態也漸漸地浮現出難以掩飾的暴戾之氣。有一回，他對友人說：“以託普現在的名氣，我只需要在軟件園開發中心招聘100個畢業生，帶銀行行長看一看，就可以貸款了。”還有一次，他更是大言不慚地向人傳授經驗道：“軟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沒有別的東西，如果你只有半層樓幾間屋，你搞軟件的信用度就不夠，客戶覺得你寒酸；你有了園區，那是實力的象徵，客戶會覺得自己寒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