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這部列夫·托爾斯泰的鉅著，自20世紀初便已開始譯介到我國，一百年來曾爲它展開過無數次討論，評論文章何止車載斗量！現在重譯，撫今追昔，不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故略陳感懷，以就教於讀者和學界專家同仁。
我想說的是：第一，小說的情節是寫聶赫留朵夫如何完善自我、懺悔過去、分田散產、皈依宗教的過程，亦是寫一個尋求真知者的人生探索和心路歷程；第二，小說的主題思想是勸說世人注重倫理道德；第三，書中引用《聖經》中的衆多說教，乃是爲了達到完善自我這一目的。說《復活》是部社會小說當然不錯，但若把它看成是道德倫理小說，可能更爲準確。
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兩種對停滯的社會生活進行重構的途徑：一條是通過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另一條則是通過精神文明的建設或道德的匡正。托爾斯泰在俄國社會生活和文學中極力主張的正是後者，即完臻道德情操的途徑。這既是托爾斯泰的社會理想，也是他的文學審美追求。
可是長久以來，對待列夫·托爾斯泰的這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這是他全部著作的核心——卻缺少積極的評價。這出於多種原因。由於出發點不同，評論家往往說它背離革命、背離現實等等。在今天，我覺得，不但覺得，而且認爲有重新審視這位作家的學說的必要。經驗證明，重建社會生活如不注意到人在道德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完善，將不會得到應有的效果。
托爾斯泰是思想的藝術家。書中主人公聶赫留朵夫的藝術形象與其說是性格的典型，還不如說是思想的典型。托爾斯泰的思想就活在他創造的藝術典型裡。當然，聶赫留朵夫不等於托爾斯泰自己，但在聶赫留朵夫尋求真知的探索中可看到作者本人的追求。這種追求主要表現在理念上、道德觀念上。托爾斯泰的立場既內在於聶赫留朵夫，又外在於聶赫留朵夫。
在托爾斯泰看來，凡是人，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他寫道：“有一種極爲常見及普遍的迷信觀點，認爲每個人都有他一成不變的本性，或是善良的，或是兇惡的，或是聰明的，或是愚蠢的，或是精力充沛的，或是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實並非如此。我們談論一個人，可以說他善良的時候多於兇惡的時候，聰明的時候多於愚蠢的時候，精力充沛之時多於冷漠疲沓之時或者相反，但若觸及具體的人，說他生來善良或者聰明，說另一個生來兇惡或者愚蠢，那就不對了。然而我們總是這樣把人分類，實在失之公平。人好比是一條河，河裡的水全都一樣，沒有分別，但有的地方河道狹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面寬廣，水流平緩，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渾濁，有的地方冰冷，有的地方溫暖。人也一樣，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有時流露出這一種本性，有時流露出那一種本性，他常常顯得面目難辨，其實他還是他。”作者接着寫道：“有些人身上這類變化尤其突出，聶赫留朵夫便屬此類。他變化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作者以此說明，他的男主人公並非什麼“超人”，聶赫留朵夫從一個純潔無瑕的青年到墮落乃環境使然，後來他得以精神復活，則是不斷審視自己、改造自己的結果。
人的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人所處的特定環境、所觀察事物的特定角度決定着所觀察到的意義。在託翁筆下，聶赫留朵夫在他姑媽家度假、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原是個意氣風發、胸懷壯志的貴族青年，“當一個青年第一次得以不按別人的指導而由他自己來領會生活全部的美和它的重要性，領會到事業之於個人至關重要的時候莫不如此。在他的想象之中，經他的參與，整個世界乃至他本人，不僅有希望，而且有可能變得更加美好，更加完善。那一年他在學校裡讀了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那時他第一次明白到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殘酷和不平。他又是個爲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平衡不惜做出犧牲的人，於是他做出決定，放棄土地私有權，把他從父親那兒繼承下的土地交給了農民”。
然而聶赫留朵夫後來起了變化，他沉淪了。這種變化是他三年後進入京城彼得堡開始，而加入軍隊後才完成的，因爲“軍隊（指帝俄軍隊——譯者）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墮落，人一進入軍
隊，沒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勞動，變得無所事事，既不承擔人類的共同義務，又能享受軍旗、制服和團隊的榮譽，一方面，對別人擁有無限的權力，另一方面，對上級則是奴顏婢膝般的服從”；又因爲“被遴選入禁衛軍，和那些門第顯赫、家境優越的軍官廝混在一起，由於富裕和接近皇室，就使人加倍地墮落，墮落到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甚至瘋狂的程度”。聶赫留朵夫姦污姑媽家半是養女、半是奴僕的瑪絲洛娃就是在這個時候。
托爾斯泰把聶赫留朵夫做了一番前後對照：從前他是個誠摯的、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青年，隨時準備爲任何美好的事業獻身，如今他是個聲色犬馬、貪得無厭的利己主義者，只愛享樂。從前他覺得世界是個謎，滿懷激情地想破譯這個謎，現在他認爲實際生活是如此地簡單明瞭，一切均由他所處的生活條件而決定。那時重要的是熟悉偉大思想家的哲學和藝術家的詩章，如今要緊的是人際關係，是怎樣跟同事打交道。從前認爲女性是神秘的造物，美麗的化身，正因其神秘所以才迷人，現今他認爲女人，除開家裡的親人和朋友的妻子外，都具體而簡單，是他嘗試過的最好的享樂工具。那時認爲精神的我纔是真正的我，現今認爲健康的、精力飽滿的獸性的我纔是他自己。
但是，人的心理格局除受享樂原則支配的“本我”和受現實原則支配的“自我”外，還有受道德支配的“超我”。聶赫留朵夫是個好學好問的知識分子，熱衷於道德問題的探索，因此也就不能心安理得、隨波逐流。托爾斯泰本人極其重視社會正義的傳統，厭惡支配資產階級的“財產至上”精神和那套單一的價值觀，於是才嘔心瀝血撰寫他的《復活》。
道德，是聶赫留朵夫精神復活的契機，也是托爾斯泰觀察生活的立足點，是他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標準，提出重大社會問題的形式。托爾斯泰正是從道德的視角，要求自己以及他人嚴於律己，對上層貴族那些卑鄙庸俗的人們痛加鞭撻，而對普通人民，對於被侮辱被損害者滿懷同情的。
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對他後來七八年的沉淪生活感到苦悶、彷徨。當在法庭上與瑪絲洛娃不期而遇時，他那精神的我被觸動了。這場不期而遇要求他承認自己的罪過。不過，在當時他離承認罪過還遠：“他仍不願屈服於剛在心中擡頭的懺悔意識，他認爲這僅屬意外，過不多久就會忘記，不致破壞他的生活。他像是在屋裡闖下了禍的一條小狗，主子揪住它的項圈，把它的鼻子按到闖下禍的地方，它汪汪叫，想躲遠些，把禍事忘掉，而鐵面無私的主子卻不放過它。”儘管如此，“在他內心深處已覺察到他所作所爲的殘酷、卑鄙和下流，而且他曾爲之陶醉的閒散、放縱、無情的生活也是那麼殘酷、卑鄙和下流，十二年來他用來遮掩罪行的幕幔已在飄動，他已能窺見幕後了。”
促使聶赫留朵夫最終戰勝身上那個獸性自我的是善和愛，包括同情和憐憫。
看一個人是否高尚，首先是看他的心靈建構，是否把自我中心縮小到最低限度，是否關注他人，是否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下都能幫助不幸的落難的人，是否表示出愛憐或同情，是否嚴於律己，簡單地說，是否做有效的自我審視，而擔任最高裁判的應是良知、道德。
道德，它是社會意識的特殊形式和社會關係的一種規範，是藉助此種規範調節個人的社會行爲的一種基本方法。道德規範的基礎是善惡、義務、正義等觀念。它超越“自我”和“本我”，它再不是什麼“環境使然”，它要求人做出理念上的抉擇。道德和法律不同，道德規範只能通過精神影響的方式（社會輿論：贊同還是譴責）去要求人們遵守。道德中有全人類的共同成分。當然，道德還有一定歷史時期的和階級的規範、原則和理想，道德這個概念的外延與諸如階級鬥爭概念等在某處相切或相交，但按其內涵而言，它是哲學的一個專門部分，是倫理學研究的事。
聶赫留朵夫見被他污辱過的瑪絲洛娃竟然落到被判苦役的悲慘命運，陡生憐憫與同情，從而自我懺悔：“可恥又可憎，可憎又可恥！”
懺悔無疑是一種良好的意識。這種意識促使他清洗靈魂，打掃心靈積垢。他向上帝祈求：“主啊，幫助我，教導我，到我心中
住下，清除我體內的一切污垢吧！”托爾斯泰描述道：“他禱告，他祈求上帝幫助他，住進他心裡，清洗他體內的積塵。就在他祈求的同時，他的心願實現了，他心中的上帝在他意識中醒來了。……他感到了善的強大力量，人所能及的一切美好事物他如今覺得都能辦到。”接着，“強大的、永恆的聲音在聶赫留朵夫身內響起……”他下定決心：“不管要付出多大代價，也要衝破纏繞我的虛僞羅網，我要承認一切過錯，對所有的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我要告訴米茜實情，說我是個**的人，只是白白擾亂了她的心。我要對瑪麗婭·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貴族的妻子，曾與聶赫留朵夫有曖昧關係——譯者）也這麼說……對於遺產，我應本着公道處理。我要對她，對卡秋莎（瑪絲洛娃）說我是個無賴，在她面前我有罪，我要減輕她的苦難。是的，一見她就請求她寬恕……如果有必要，我就和她結婚。”
聶赫留朵夫悟到社會和秩序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爲人與人之間還存在着善和愛。這種認識打開了聶赫留朵夫心靈的閘門，原來找不到出路的愛的洪流現在奔騰着涌向他遇見的一切人。它得以使聶赫留朵夫的精神復活，人性昇華，也使瑪絲洛娃成爲新人。《復活》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是聶赫留朵夫愛和恨的展示：愛普通人民，同情受難者，恨統治階級及其制度。《復活》用善和愛鏡照了19世紀下半葉整個俄國社會的上下階層。
書中提到了上帝，提到了《聖經》，特別是在篇首篇末引用了《馬太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中的戒律。托爾斯泰自己也說，他是故意引用福音書上的文字的。不過，托爾斯泰信仰的與其說是上帝，不如說信仰的是他的內在精神和他在人類交往中的重大意義，是爲了弘揚善和愛。託翁拋棄上帝的形象而攝取他關於善和愛的道德含義，託翁是從人與人的彼此相待，是從人與人之間尋找上帝的。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指的首先是善與愛。任何的善，任何的愛，都使託翁欽佩。他把上帝作爲衡量人的道德的尺度。
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說：“上帝起源於缺乏感。人缺乏什麼——不管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識的缺乏還是無意識的缺乏——上帝就是什麼。”馬克思則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宗教是那些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
東正教作爲大多數俄羅斯人的宗教信仰源遠流長，它積澱於民族意識之中。俄國當代作家阿勃拉莫夫在《我驕傲我來自農村》一文中曾說：“衆所周知，睿智的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經典作家都讀過《聖經》，引用過裡面的情節。怎麼能不談《聖經》呢？實際上，我們是按《聖經》、按它的戒律生活至今的。那十條戒律是改變不了、否定不了、且學無止境的，除此外我們想不出有什麼比它更完善的了……《聖經》是人類的書。”
人們不難發現，在創作中引用《聖經》或以它爲訓的俄國作家還有許許多多：扎伊採夫、什梅廖夫、庫普林、勃洛克、布爾加科夫、雅申、田德里亞科夫、索爾仁尼琴……
托爾斯泰不是革命家，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是倫理學家、思想家、道德家。他寫此書旨在做一種道德的選擇。因此，冀盼敬愛的讀者和文藝評論家們尊重一個民族、一個作家自己的選擇，對他引用《聖經》來做說教多多寬容。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先後得到錢善行、李玉皓、趙德泉、程家鈞諸位專家的熱情幫助，陳莉莉同人參與了部分翻譯及校覈工作，特此表示感謝。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節至二十二節
爲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節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節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