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送出家門
我們大約行進了半英里路程，我的小手帕便溼透了。這時候，車伕突然把車停了下來。
我朝窗外看了看，想知道爲何停車。令我驚訝不已的是，我看到佩戈蒂衝出一道圍籬，然後爬上了馬車。她用雙臂抱住了我，使勁往她懷裡攬，直到把我的鼻子都壓得疼痛無比，不過當時顧不了這一切，直到後來才發現鼻子一觸即痛。佩戈蒂沒有說一句話，她鬆開一條手臂後，伸進了口袋，胳膊肘一直伸進去，從裡面掏出了幾包點心，塞進我的口袋裡，還有一個錢包放到我手上，但就是沒說一句話。她又緊緊地擁抱了我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隨後下了馬車跑走了。我相信，而且一直就是這麼認爲來着，她離開時，外套上的鈕釦一顆都不剩了。有幾顆鈕釦四處滾落，我從中撿了一顆，並作爲紀念品珍藏了很久。
車伕看了看我，好像是要徵詢一下她是否還會回來。我搖搖頭說，她不會回來了。“那就走吧。”車伕衝着那匹懶洋洋的馬吆喝了一聲，馬隨即起程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哭不出來了，於是心裡想着，再哭也無濟於事。尤其是，我記得，無論羅德里克·蘭登，還是那位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長，在大難當頭的時候，從來就沒有哭過。車伕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提議把我的小手帕鋪在馬背上晾乾。我對他表達了謝意，同意了他的提議，這樣一來，手帕顯得越發小了。
我這時候有閒暇來查看那隻錢包了，是個硬皮錢包，有一個摁釦兒，裡面有明晃晃的三個先令，佩戈蒂顯然用白粉擦亮了，目的是要讓我看到後心裡更加高興。但是，錢包裡最最珍貴的東西，是用一張紙包在一起的兩枚半克朗的硬幣，紙上的字是母親手跡：“給大衛，我愛你。”看到這個之後，我再也控制不了，所以請求車伕行行好，把我的手帕拿回來。可是，他說，還是不用的好。我想想也是，便用袖子擦了擦眼睛，這才停下不哭了。
我不再哭了。不過，由於我先前情緒激動，還是會時不時地劇烈抽泣一番。我們慢吞吞地向前行進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問車伕，他是不是全程護送我。
“全程要到哪兒啊？”車伕問。
“去那兒。”我說。
“那兒是哪兒？”車伕問。
“倫敦附近啊！”我說。
“啊，這馬，”車伕抖了抖繮繩，指着馬說，“還沒走上一半路呢。還沒走上一半路，它就會累得趴下。”
“那麼，你只到達雅茅斯嗎？”我問。
“差不多那兒吧，”車伕說，“到了雅茅斯，我把您送到公共馬車上，公共馬車再把您送到目的地——不管那是什麼地方。”
對車伕而言，讓他說這麼多話已經很不容易了（他的名字叫巴吉斯）——正如我在前面敘述過的，他這人生性沉默寡言、不善言辭。出於禮貌，我給了他一塊點心，他接過去後一口就吞下去了，完全像一頭大象，他吃東西時臉上毫無表情，也像大象一樣。
“這都是她做的嗎？”巴吉斯先生問，他總是把腳踩在車踏板上，身體前傾，兩隻胳膊一邊一隻擱在膝蓋上。
“佩戈蒂，你是指她嗎，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說，“是她。”
“是的。我們的點心都是她做的，飯也是她做的。”
“是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噘起嘴脣，像是要吹口哨的樣子，可是沒有吹。他坐着，一直注視着馬的耳朵，好像在那兒發現了什麼新奇的東西。他這麼坐着過了挺長一段時間，然後，他開口說：
“我是這麼認爲的，沒有情人吧？”
“你是說杏仁嗎，巴吉斯先生？”因爲我以爲他想要吃點兒別的，所以指出了那種東西。
“說的是人，”巴吉斯先生說，“是心上人，沒人同她相好吧？”
“同佩戈蒂嗎？”
“啊！”他說，“同她。”
“哦，沒有。她從來沒有過情人。”
“是嗎？”巴吉斯先生說。
他又一次噘起嘴脣，像是要吹口哨，但還是沒有吹，而是坐在那兒看着馬的耳朵。
“這麼說來，”巴吉斯先生思索了好一陣子後說，“所有蘋果餅、所有飯菜，全都是她做的？”
我回答事實是這樣的。
“呃，我有事要對您說，”巴吉斯先生說，“您或許要給她寫信吧？”
“我當然要給她寫信。”我回答。
“啊！”他說着，緩慢地目光投向我，“行啊！您要是寫信給她，能不能記住請捎句話，就說巴吉斯樂意，好嗎？”
“巴吉斯樂意，”我重複了一聲，很天真的樣子，“就捎這一句話嗎？”
“是——的，”他說，一邊思忖着，“是——的。巴吉斯樂意。”
“可是，你明天就要回布蘭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我說，不過想到已經離家很遙遠了，我前言不搭後語起來，“你自己親口對她說不是更好嗎？”
然而，他猛地搖了搖頭，否定了這個建議，態度十分嚴肅地說：“巴吉斯樂意，就是這句話。”以此來再次確認前面提出的請求。我滿口答應給他傳話。當天下午，我們在雅茅斯附近的旅館等候公共馬車時，我要來了一張紙和一瓶墨水，給佩戈蒂寫了封短信，信的內容是：“親愛的佩戈蒂，我已平安到達這裡。巴吉斯樂意。對媽媽說我愛她。你親愛的大衛。又及：他說他特別想要你明白——巴吉斯樂意。”
巴吉斯先生見我履行了這項使命之後，就又緘口不言了。最近發生的事情令我精疲力竭、神情沮喪，於是我躺在車廂裡一隻大袋子上睡着了。我睡得很沉，一直到雅茅斯才醒了過來。馬車駛進旅館的院子，在我看來，這兒的一切都是新鮮和陌生的，所以我有望在此見到佩戈蒂家人的念頭立刻就打消了，連小埃米莉都見不到了。
公共馬車停在院子裡，上上下下擦得鋥亮，但還沒有套上馬匹，看那架勢，好像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就是沒有要去倫敦的樣子。我想到了這個，一面疑惑着，不知道我的箱子最終怎麼樣了，因爲（巴吉斯先生駕車進院子掉頭的時候）把箱子搬下來，擱置在柱子旁院落的人行道上，還有就是我自己最終會有怎樣的一種遭遇，突然，一位女士從一個掛着禽肉和牛羊腿肉的凸肚窗口朝外張望，並喊着：“這是那個從布蘭德斯通來的小紳士嗎？”
“是啊，太太。”我說。
“姓什麼？”女士問。
“科波菲爾，太太。”我說。
“那就不是，”女士回答，“沒人在此替姓這個的人付過飯錢。”
“那就是默德斯通吧，太太？”我說。
“如果您就是默德斯通少爺，”女士說，“剛纔爲什麼說那個姓？”
我把事情的原委向那位女士做了解釋，她這才搖了鈴，並高聲喊着：“威廉！把人領到咖啡室去！”話音剛落，一個侍者從院子對面的廚房裡跑了出來，但他發現只是要領我去，似乎顯得很吃驚。
咖啡室又大又長，裡面掛了幾張很大的地圖。我心裡疑惑着，如果地圖真的是異國他鄉，而我置身其中，是不是人生地不熟的感覺會更加強烈？我拿着帽子，在房間一角靠門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可覺得這樣做有點兒過於隨便。侍者專門爲我鋪上臺布，並擺上了一套調味瓶，這時候，我想自己一定是羞得滿臉通紅。
他給我端來了一些排骨和蔬菜，接着動作粗暴地把蓋子揭開，讓我都擔心自己一定是惹他生氣了。但是，他替我把一把椅子搬到餐桌邊，和藹可親地說：“喂，六尺高小大人！坐吧！”我這才放下心來。
我向他表達了謝意，坐到餐桌前。他站在我的對面，目不轉睛地盯着我，以至於我每次觸到他的目光時，心裡就很惶恐，弄得臉都紅了。這時候，我發現，自己難以靈便地使用刀叉，或者總是把肉湯灑在自己身上。他看到我要吃第二塊排骨之後，便說：“您還有半品脫麥芽酒呢，現在喝嗎？”
我謝過了他，並說：“可以。”他便立刻把酒從一隻壺裡倒進了一個大玻璃杯，然後對着亮光舉起杯子，酒看上去更加美麗了。
“天哪！”他說，“好像很多對不對？”
“看起來確實很多，”我微笑着回答。因爲看到他心情愉悅的樣子，我也高興不已。他這個人眼睛眨個不停，長了一臉疙瘩，頭髮全都豎在腦袋上。他站在那兒，一隻手叉着腰，另一隻手舉起酒杯對着亮光，態度很友好。
“昨天，這兒來了位先生，”他說：“一位身體結實的先生，名叫託普索耶——您說不定認識他。”
“不認識，”我說，“我不……”
“他穿着馬褲，打着綁腿，戴着寬邊帽，還套着灰外衣，脖子上圍着帶花點的圍巾。”侍者說。
“不認識，”我說着，顯得侷促不安，“我沒那份榮幸……”
“他走進這兒，”侍者說着，眼睛透過玻璃杯朝亮光看過去，“點了一杯這種麥芽酒，就是要點——我告訴他別……喝下去了，結果倒地死亡了。這種酒留的時間過長，他受不了。本來不應該斟給他的，那是事實。”
我聽了這件悲慘的事情之後感到很震驚，於是說：“那我最好還是來點兒水吧。”
“對啊，您可知道，”侍者說着，眼睛還是透過玻璃杯看着亮光，但閉起了一隻眼睛，“我們這兒的人不喜歡點了的東西又剩下，他們會很不高興的。不過，如果您願意，我倒是可以把它喝了，因爲我已經適應了這種酒，適應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昂起頭一口喝了，我認爲它不會傷到我。我可以喝嗎？”
我回答，如果他認爲喝下去很安全，那就喝，我會很感激他的，但是如果不安全，那就別喝。他的確昂起頭一飲而盡，這時候，我承認自己很害怕，擔心他步了那位遭到悲慘命運的託普索耶先生的後塵，倒在地毯上一命嗚呼。但酒對他毫髮無損。相反，我覺得他喝了之後更加神清氣爽了。
“我們這兒是什麼啊？”他說着，把叉子伸到我盤子裡，“這不是排骨嗎？”
“是排骨。”我說。
“天哪，”他大聲說，“我還不知道是排骨呢，對啦，排骨正是抵消這種酒副作用的好東西啊！這不是運氣是什麼？”
於是，他用一隻手抓起排骨的骨頭處，另一隻手抓起一個土豆，津津有味地吃掉了，我看了之後滿心歡喜。隨後他又拿了一塊排骨，還有一個土豆，吃完之後，又吃了一塊排骨和一個土豆。我們吃過這些東西之後，他給我端上了一個布丁，放到我面前，然後，好像若有所思、一時間心不在焉的樣子。
“這餡餅怎麼樣？”他說，提起了精神。
“這是布丁。”我回答。
“是布丁啊！”他驚訝地說，“啊，天哪，還真是！哎呀！”他湊得更近一點兒看，“您不會說這是蛋奶麪糊做的布丁吧！”
“沒錯，的確是。”
“哎呀，蛋奶麪糊布丁，”他說着，拿起一把大餐勺，“可是我最愛吃的布丁！這不是運氣是什麼？吃吧，小夥子，看我們誰吃得更多。”
侍者當然吃得更多。他不止一次請求我同他比賽爭取獲勝，但是，就憑着他的大餐勺對我的茶匙、他的利索程度對我的利索程度、他的食慾對我的食慾，我從吃第一口開始就遠遠地落到後面了，根本不可能趕上他。我覺得，自己從來也沒有見過哪個人吃布丁這樣有滋有味。布丁被吃光了之後，他便哈哈大笑起來，好像還在回味着布丁的美味。
我看見他這麼態度友好、爲人隨和，便開口向他借了筆、墨水和紙，準備給佩戈蒂寫信。他不僅立刻把我要的東西拿來了，還在我寫信的當兒，在一旁態度友好地看着。等我寫完了信之後，他問我打算去哪兒上學。
我說：“倫敦附近。”因爲我只知道這個。
“哦，天哪！”他說着，看上去情緒很低落，“聽您這麼一說，我感到很遺憾。”
“爲什麼？”我問他。
“哦，天哪！”他搖了搖頭說，“就是那個學校裡，把人家孩子的肋骨都打折了——兩根肋骨——還是很小的孩子呢。我看他——讓我想想——您多大了，大概？”
我告訴他，我滿了八歲，還不到九歲。
“就這個年齡，”他說，“他們弄折了他第一根肋骨的時候，他八歲零六個月大。八歲零八個月大時，又弄折了第二根，這可把他給毀了。”
這是個很令人不安的巧合，我無法對自己或者對侍者掩飾這種感覺。我詢問他怎麼會這樣。他的回答讓我高興不起來，因爲只有三個令人聽後不痛快的字：“痛打的。”
院子裡公共馬車的喇叭吹響了，恰到好處地打
斷了我們的對話，促使我趕緊站起身。我爲有一個錢包（因爲已經夠把它從口袋裡拿出來了）既感到自豪，又有點兒膽怯，就態度猶豫地問了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付錢。
“一張信紙，”他回答，“您買了一張信紙，對吧？”
我記得沒買。
“信紙很貴，”他說，“還要納稅。三個便士。在這個國家，我們就得這樣承擔稅負。除了付給侍者的，再沒有別的了。墨水沒有問題，就算我賠上啦。”
“請問一聲，你應該——我應該——我應當給多少——給侍者多少錢才合適啊？”我結結巴巴地問，臉都紅了。
“如果我不需要養家餬口，而家裡面的人沒有染上天花，”侍者說，“我是不會收六便士的。如果我不用贍養年邁的母親，還有一個可愛的妹妹，”說到這兒他很激動了，“那我會分文不收。如果我有個理想的職位，在這兒有豐厚的待遇，那我不但不會收您的小費，還會請求您收下我一點兒小錢。但我吃的是殘羹剩飯，睡的是煤堆。”侍者說到這兒哭了起來。
我對他的不幸深表關切，覺得無論如何給他的錢不能少於九個便士，否則會顯得殘酷和狠心。於是，我把那三個明晃晃的先令給了他一個，他唯唯諾諾而又畢恭畢敬地收了下來，緊接着用拇指捻了捻，試一試成色。
我被人家從馬車的後面扶上車後，發現人家以爲我獨個兒吃完了那一份飯菜，感到有點兒尷尬。我之所以發現這個情況，是因爲無意中聽到凸肚窗口那位女士對看守車的人說：“當心那孩子，喬治，弄不好他肚子要爆炸的！”還有就是，我注意到，在場的那些女僕都出來看，還咯咯直笑，好像我是個小怪物一樣。我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已經恢復了精神，好像沒事人一樣隨着大家一道大驚小怪，一點兒也不覺得侷促不安。如果說我對他產生了疑心的話，那有一半是由此引起的。但我現在還是相信，孩子天真單純，容易相信他人，而且對成年人有天然的依賴感（孩子這樣的天性如果過早地被世俗智慧取代，我感到很遺憾），總的來說，我並沒有嚴重地懷疑他，即便那個時候也是如此。
我必須承認，自己心裡覺得很不好受，因爲無端成了車伕和看守取笑的對象，說我坐在車的後部，所以車的後部很重，還說我乘着四輪大馬車去旅行比較合算。自然而然以爲我胃口大的事傳到外面的旅客當中，他們同樣對此樂不可支，拿它尋開心。問我，在學校裡是按兩兄弟還是按三兄弟的份額付費，我是專門簽了約呢，還是按常規辦理，還有一些別的幽默玩笑的問題。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機會吃東西時，卻不好意思吃。而午飯吃得不多，整個晚上就都得忍飢挨餓——因爲我匆忙中把點心落在旅館裡了。我的種種擔心都應驗了。當我們停下來吃晚飯時，雖然我很想吃東西，卻沒有勇氣吃，而是隻坐在火爐邊，說我什麼也不想吃。即便這樣，人家也沒有少拿我開涮。有位嗓音嘶啞、五官粗糙的先生，除了拿着瓶子喝酒之外，一路上幾乎不停地從三明治盒子裡掏出東西來吃。他說我像條大蟒蛇，一次吃飽喝足可以維持很長時間。說完之後，他又吃了一份煮牛肉，結果長出了一個疹子。
我們下午三點從雅茅斯出發，應該在翌日早晨八點左右到達倫敦。當時正是仲夏時節，夜間氣候宜人。我們經過一個村莊時，我在心裡便想象着那些房屋裡該是怎樣一種情形，裡面的人在做些什麼。有些孩子跟在我們的馬車後面跑，還會攀上車後面，搖搖晃晃行進一段，我會想，他們的父親是否活着，他們在家裡是否幸福快樂。因此，我除了不停地想着自己要去的地方會是個什麼樣子之外——那可是想起來都令人害怕，心裡想的東西可多啦。我記得，自己有時候總是想着家裡和佩戈蒂，思緒混亂、漫無邊際，極力想要回憶起我咬默德斯通先生之前，心裡的感受如何，先前是個怎樣的孩子。卻怎麼也想不明白——我咬他的事似乎發生在遙遠的過去。
夜間並不像傍晚時那樣令人舒適愜意，因爲天氣冷起來了。我被安排坐在兩位先生之間（五官粗糙的那位和另一位），以免從車上掉下來。他們都睡着了，我悶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因爲他們把我完全夾住了。有時候他們把我擠壓太厲害，我便會忍不住大叫起來：“哦！求求你們啦！”他們聽了很不高興，因爲叫聲把他們吵醒了。我對面是個上了年紀的太太，身披一襲皮毛大斗篷，身子裹得嚴嚴實實，黑暗中看過去，更像是一個乾草垛，而不是位太太。這位太太隨身帶着一隻籃子，老半天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置，後來發現，由於我的腿很短，就把它放到我腿下面。結果籃子擠得我連腿都伸不直，還會碰得我不舒服，所以我難受極了。但是，只要我稍微動一動，籃子裡面的玻璃杯就會碰到別的神秘東西而發出叮噹的聲響（碰一下肯定會響），她就用腳惡狠狠地踢我，並且說：“嘿，你給我老實點兒。我敢說，你的骨頭還嫩着呢！”
太陽終於升起來了。這時候，我的同伴們似乎睡得更加舒服一些了。整整一夜，他們痛苦不堪，鼾聲如雷，嗝聲連連，困難重重的境況簡直不可想象。隨着太陽升高，他們的睡眠也不那麼深沉了，漸漸地，一個接着一個醒了。每個人都謊稱說自己沒有睡着，要是人家說他睡着了，他便會異常氣憤地斷然否認，我記得自己對此驚訝不已。我到今天都還是迷惑不解、驚詫不已，因爲我始終注意到，在人的所有弱點中，我們天性中最不願意承認的一點就是（我想象不出是何原因）在公共馬車裡睡過覺。
我從遠處看到的倫敦是個多麼令人驚奇的地方！而我如何相信，自己喜愛的書中所有英雄人物的所有異乎尋常的故事，都會接連不斷地在那兒演繹再演繹，如何在腦海裡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倫敦可比世界其他上任何城市都充滿了奇遇和邪惡，凡此種種，我不必專門敘述。我們距離倫敦越來越近，最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坐落在白教堂區的這家旅館。我不記得旅館是叫藍牛旅館還是藍豬旅館，只記得是叫藍什麼旅館，公共馬車的後面還繪有該旅館的圖像。
看守馬車的人下車時，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於是衝着售票處門口大聲喊了起來：
“這兒有人接一個小孩的嗎？登記的名字叫默德斯通，是從薩福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有人來接嗎？”
沒有人反應。
“先生，請問一聲科波菲爾這個名字。”我說，無能爲力地低頭看着。
“這兒有人來接一個小孩的嗎？登記的名字叫默德斯通，不過他自己說叫科波菲爾，是從薩福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有人來接嗎？”馬車看守說，“喂！有人來接嗎？”
沒有。沒有人應答。我焦急地環顧四周。但是，這番詢問沒有在一旁站着的人中間產生任何反應。只有一個男子除外，此人打着綁腿，還瞎了一隻眼睛。他建議說，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個銅圈，把我拴在馬廄裡。
有人搬來一架梯子，我在那個像乾草垛一樣的太太后面下了車，因爲她的那隻籃子不移開，我根本不敢動彈。這時，車上的乘客全都下來了，也很快都卸了行李。馬匹在卸行李前就被牽走了，空馬車現在由旅館裡的幾位馬伕前拉後推，駛離道路。到了這個時候，仍不見有人來接這個從薩福克的布蘭德斯通來的滿身塵埃的小孩。
我感覺到自己比魯濱孫·克魯索還孤獨，因爲他沒有置身於衆目睽睽之下，讓人看出他很孤獨。於是我走進售票處，當班的辦事員請我進櫃檯裡面去，然後在稱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來。我坐在那兒，望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還有賬本，聞着馬廄裡散發出的氣味（此後，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會想起這個氣味），一連串的憂慮開始向我的大腦襲來。要是一直沒人來接我，他們會允許我在此待多長時間？他們會留下我直到花光七個先令嗎？晚上我是不是得在行李堆中找一隻木箱子過夜？早晨是不是得用院子裡的那個抽水泵壓出水洗臉？或者每天夜裡把我趕出門外，等到第二天售票處開門再讓我進來，直到有人來把我接走？要是這件事情並沒有出現什麼差錯，而是默德斯通先生存心要把我掃地出門，那我該怎麼辦哪？即便他們允許我待着，直到我的七個先令全部花光，但等到我開始忍飢挨餓的時候，就不能指望再待下去了。顯而易見，這樣對於顧客來說多有不便，還惹人嫌。此外，還得叫這家藍什麼的旅館承擔一筆喪葬費。如果我現在立刻出發，設法走回家去，我如何能夠找到回家的路？怎麼可能走這麼遠的路？即便回到家裡，除了佩戈蒂，我能保證其他人會收留我嗎？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有關機構申請去從軍或者當個水手，而我年紀這麼小，人家極有可能不會接納我。這些想法，還有其他成百上千種想法，令我心急火燎，頭暈目眩，擔驚受怕，神情沮喪。正當我焦慮不安到了極點的時候，突然走進來一個人，他跟當班的辦事員耳語了幾句，辦事員便立刻把我從磅秤上拉起來，推到那人面前，彷彿我是件貨物，已經過了磅，付過錢就被買走了。
我和這個新相識手牽着手走出售票處，這時候，我偷偷地朝他看了一眼。他很年輕，面容憔悴，膚色灰黃，雙頰深陷，下巴頦黝黑，幾乎同默德斯通先生一樣。不過，他們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因爲他的鬍子是剃掉的，頭髮也顯得不那麼光滑潤澤，而是又乾又硬。他一身黑色衣褲破舊不堪、色澤褪盡，袖子和褲管都很短，脖子上繫着的白圍巾也很不乾淨。我當時認爲，現在也還是認爲，這條圍巾並不是他身上穿的全部亞麻製品，但他顯露出的或者令人想到的確實就是這個。
“你就是那個新來的學生吧？”他問。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認爲自己是，實際上我不知道。
“我是薩倫學校的教師。”他說。
我給他鞠了一躬，肅然起敬。面對這樣一位薩倫學校的學者和老師，我羞於開口提及諸如我的箱子那樣平常的物件，所以，我們離開旅館院子有一段距離了，這才壯着膽子提到了箱子。我態度謙卑、委婉含蓄地表示，箱子今後可能會給我派上用場，我們這才又往回折。他告訴辦事員，中午會派車伕來取我的箱子。
“請問，先生，”我問着，這時我們走到了剛纔我們到的地方，“學校遠嗎？”
“在布萊克希思附近。”他說。
“那地方遠嗎，先生？”我怯生生地問。
“有點距離啊，”他回答，“我們得坐公共馬車去。大約有六英里路。”
我已經疲憊不堪，渾身乏力，想到還要走上六英里路，真是受不了了，於是鼓起勇氣對他說，自己整整一宿都沒有吃東西，如果他允許我停下買點兒東西吃，我會對他感激不盡。聽我這麼一說，他似乎很吃驚——我現在彷彿看見他停下腳步看着我的樣子。他思忖片刻後說，他正好要去探望一位住在不遠處的老人，所以建議我最好去買點兒麪包或其他什麼有營養的食品，然後在那老太太家裡當早餐吃，我們還能在那兒喝到些牛奶。
就這樣，我們朝一家麪包店的櫥窗裡面看。我接二連三點地了一大堆東西，樣樣都是容易消化的，但全都被他否掉了，最後我們決定花三便士買了一小塊黑麪包。隨後在一家雜貨店裡，我們又買了一個雞蛋和一片鹹肉，我付出第二個亮閃閃的先令後，找回了很多零錢，所以我覺得倫敦的東西很便宜。我們買了這些東西之後繼續前行，穿過了人聲鼎沸和車馬喧鬧的街市，我本來就已經疲憊倦怠，這樣一來就更加頭昏腦漲，情形簡直無法言表。然後走過了一座橋，毫無疑問，這就是倫敦橋（我覺得他的確是這樣告訴我的，但我當時處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中）。最後我們到了那個窮苦人的住處。我知道，這房子是屬於濟貧院的一部分，因爲從房子的外觀就可以看出。還有大門口一塊石碑上篆刻的文字，那些字說的是，這一片住房是專爲二十五位貧窮婦女建造的。
房子裡，一扇扇黑乎乎的小門都是一個樣子，每扇門的一側都有一扇菱形小玻璃窗，上方還有另一扉菱形小玻璃窗。薩倫學校的老師拔掉其中一扇門上的閂子，隨後我們便進入了這些貧窮老婦人中的一個的小住房。老婦人正在生火，要把一個小蒸煮鍋燒開。老婦人看到老師進去後，停止了跪着拉風箱的動作，打了聲招呼，我覺得聽起來像是說：“我的查理啊！”但是看到身邊還有我，便站起身擦了擦手，慌里慌張地行了個半屈膝禮。
“請您替這位小紳士做一頓早餐好嗎？”薩倫學校的教師說。
“是嗎？”老婦人說，“可以，當然可以！”
“費比森太太今天可好？”教師說，看着坐在火爐邊一把大椅子上的另一位老婦人，她簡直就是一捆衣服，以至我現在都覺得很慶幸，自己當時竟然沒有弄錯坐到她身上去。
“啊，她很不舒服，”前面那個老婦人說，“今天
可厲害着呢。要是爐子裡的火因故熄滅了，我真的認爲，她也就過去了，再也不可能醒過來了。”
他倆朝着那老婦人看的時候，我也看了看她。雖然那天很暖和，但她看上去心裡想着的只有爐火。我想，她肯定對火爐上那口蒸煮鍋也心懷妒意。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她對於硬逼着用那口鍋替我又是煮雞蛋又是烤鹹肉心懷不滿，因爲我睏倦迷離的雙眼看見，烹飪正在進行的時候，旁人沒有人在場看着，她一度朝着我揮了揮拳頭。陽光透過小窗戶傾瀉而入，可她坐着，讓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背對着陽光，把爐火擋住，她似乎刻意要使爐火保持溫暖，而不是爐火使她保持溫暖，而且用極不信任的目光看着爐火。我的早飯做好了，爐火也空閒下來，這使她高興不已，竟然哈哈大笑起來——而我得說，那笑聲實在不動聽。
我坐下來吃我的黑麪包、煮雞蛋和鹹肉，還有一碗牛奶，這是一頓豐盛的早餐。我津津有味地享用着。
這時候，住在屋裡的老婦人對教師說：
“你帶着笛子來了嗎？”
“帶來了。”他回答。
“那就吹一曲吧，”老婦人說着，語氣中透着勸導，“吹吧！”
聽她這麼一說，教師就把手伸進外衣裡面，拿出分成三段的笛子，把三段擰到一塊兒之後，立刻吹奏了起來。我思索了很多年之後，感覺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吹笛子比他更蹩腳的人了。他發出的那種聲音令人淒厲心碎，我所聽到的以任何形式發出的聲音，自然的也好，人工的也罷，全都無法與之比擬。我不知道吹的是什麼調兒——如果他吹奏時有什麼調兒的話，我對此表示懷疑——但笛聲對我產生的影響是：首先，勾起了我的所有痛苦，使我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其次，把我的食慾驅趕得無影無蹤。最後，弄得我睡意矇矓，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往事歷歷在目，我又一次閉上眼睛，開始打起盹兒來。又是那個小房間，三角櫃敞開着，幾把方正的靠背椅，通向上面房間的尖角小樓梯，還有擺放在壁爐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記得，剛一進房間心裡就納悶，如果那隻孔雀知道自己的羽毛註定要變成這個樣子，會有什麼樣的感想。房間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着盹兒，又睡了。笛聲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馬車輪子的轆轆聲，我繼續上路了。馬車顛簸着，我怔了一下醒過來，笛聲又回來了，薩倫學校的教師正坐着，兩腿相交，悲惋淒涼地吹奏着，住在那兒的老婦人興高采烈地在一旁看着。接着她消失了，教師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沒有了笛聲，沒有了教師，沒有了薩倫學校，沒有了大衛·科波菲爾，什麼都沒有了，只有深深的睡眠。
我覺得自己做了夢，夢見那位教師吹響令人感到淒厲心碎的笛聲時，那房子裡的老婦人滿心欣喜地欣賞着，越來越近地走向他，弓着身子站在他椅子的靠背處，滿懷深情地用力摟住了他的脖子，結果使他一時間停止了吹奏。或者瞬間過後，我處在似睡非睡的狀態，因爲當他接着吹奏時（他先前停止了吹奏，這是真真切切的事實），我看到和聽到，同樣是那位老婦人問費比森太太，它美不美妙（她指的是笛聲）。費比森太太回答：“啊，啊！美妙！”並衝着爐火點頭。我現在都還確信，她把整個演奏歸功於爐火了。
我這個盹兒好像打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時候，薩倫學校的教師把他的笛子擰鬆，拆成了三段，跟先前一樣收了起來，領着我離開。我們就在附近找到了公共馬車，於是上到了車頂。但我太困了，睡眼惺忪，所以馬車中途停下讓別人上車時，他們便把我安排到裡面，那兒沒有乘客，我便在那兒酣睡了。直到後來，馬車緩慢行進，在綠蔭叢中朝着陡峭的小山坡駛去。片刻後，公共馬車就停下，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走了一段很短的路程，我們就到了——我是說我和那位教師——薩倫學校，學校被高高的磚牆圍着，給人一種沉悶壓抑的感覺。牆的一處開了一扇門，門的上方掛着“薩倫學校”的校名匾牌。我們拉響了門鈴，這時候，一張陰沉可怕的臉透過門的方格打量着我們。門打開後，我發現，那是一張屬於壯實男子的臉，此人脖子短而粗，支着一條木頭假腿，太陽穴外突，頭髮齊着腦門，剪得很短。
“那個新生。”教師說。
支着木頭假腿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這用不了多長時間，因爲我個頭就那麼一點兒。接着，在我們的身後鎖上了大門，取出了鑰匙。我們朝上走，向着那掩映在濃密樹蔭中的房子，這時候，他在後面衝着領我來的教師喊了一聲：“喂！”
我們回頭看了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手裡提着一雙靴子。
“給你！鞋匠來過了，”他說，“因爲你出去了，梅爾先生，他說這雙靴子再也沒法兒修了。還說靴子都沒了先前的影子，他納悶，你怎麼做這個（修補的）打算呢。”
說完這話，他就把靴子扔給了梅爾先生。梅爾先生往回走了幾步，撿起靴子。我們一同繼續向前走時，他看了看靴子（恐怕心裡很不痛快）。我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腳上穿的靴子其實也壞得沒法兒穿了，襪子有個地方也像花朵一樣綻開了。
薩倫學校是一座帶耳房的四方形磚結構建築，外表光禿禿，沒有裝飾。學校四處靜悄悄的，我就對梅爾先生說，學生們好像全都離校了。可他聽完之後很驚奇，因爲我竟然不知道現在是假期，所有學生都回到各自家裡去了，校長克里克爾先生攜克里克爾太太和女兒克里克爾小姐到海濱度假去了。我因爲做錯了事，所以作爲懲罰，纔會在假期被送到學校來。這些情況是我們一邊走，他一邊向我解釋的。
他領着我走進一間教室，我直愣愣地打量着，覺得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寂寞和最荒涼的地方。現在我見到它了，一間長方形的屋子，三排長課桌，六排長板凳，四壁打了掛物釘，那是掛帽子和石板用的。舊習字本和練習本的紙片散落在髒髒的地板上。用那類本子的紙折成的小蠶房橫七豎八地放在課桌上。還有兩隻可憐巴巴被主人遺棄了的小白鼠，現在正在用硬紙板和鐵絲製成的散發着黴味的城堡式小樓裡躥上躥下，瞪着通紅的眼睛朝房間的每個角落打量，想找點兒什麼吃的東西。一隻小鳥被關在就比它本身大那麼一點兒的籠子裡，時不時地跳上那兩英寸高的棲木，或者又從上面跳下來，撲棱着翅膀，可是，既不能歡唱，也不能鳴叫。屋裡散發着一種難聞的怪味，就像發了黴的燈芯絨褲、捂爛的甜蘋果、腐爛的書籍。即便當初建房時沒有加個屋頂，一年四季天上下的是墨水雨，飄的是墨水雪，落的是墨水冰雹，刮的是墨水風，也不會像這樣墨水濺得到處是。
梅爾先生丟下我，自顧自地拎着那雙毫無指望的靴子上樓去了。我輕手輕腳地走向教室另一頭，邊動着身子邊環顧周圍的一切。猛然，我看到課桌上放着一塊紙板做的告示牌，上面寫着幾個漂亮的大字：“當心他，會咬人。”
我趕緊爬到課桌上，擔心底下至少有一條大狗。可是，儘管我心急火燎地朝四處張望，卻根本沒看到狗的影子。我還在忙不迭地四處觀望，這時候，梅爾先生回來了，問我爬到那兒幹嗎。
“我請您原諒，先生，”我說，“我在找那條狗。”
“狗？”他說，“什麼狗？”
“不是有條狗嗎，先生？”
“有條什麼狗？”
“先生，就是提醒大家當心的，那條會咬人的狗。”
“不，科波菲爾，”他說，神情嚴肅，“指的不是狗，而是個學生。科波菲爾，我奉命把這塊牌子掛在你身後。很抱歉你一來就這樣對待你，可我必須這麼做。”
說完，他就把我從桌子上抱了下來，然後把那塊牌子像背揹包似的固定在我的肩膀上。由於牌子是特意製作的，倒是很妥帖。從今往後，我無論走到哪裡，都得掛上牌子，這纔算踏實。
我爲這塊牌子受了多少罪，沒人能想象得到。不管別人看不看得見我，我總會有種感覺，覺得有人在念牌子上的字。轉過身發現沒有人，也無法釋然，因爲無論我背朝向何處，我都想象着那兒總會有人。那個支着木頭假腿的狠心人更是讓我的痛苦雪上加霜。他大權在握，一旦看見我背靠着樹，或牆，或房屋，就從他那間小屋的門裡衝出來，大聲吼着：“喂，說你呢，你個科波菲爾，把那塊牌子露出來，要不我就告發你！”運動場是個鋪着石子的空院子，位於教室和廚房的後面。所以我知道，僕人們看得到，屠夫看得到，麪包師看得到。一句話，每天早晨我奉命在那兒散步時，學校邊走來走去的每一個人都看得見，得對我倍加小心，因爲我會咬人。我記得，我都真真切切地對自己產生了一種恐懼感，自己成了個會咬人的野蠻孩子。
運動場有一扇舊門，學生們都習慣在這扇門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門面完全被刻上去的字蓋滿了。我懷着一種恐懼感，擔心假期結束學生們返校，所以每看到一個名字都不禁想到，那人會用什麼樣的腔調，會用怎樣的語氣誇張地念着“當心他，會咬人”這幾個字。有個學生——一個名叫詹·斯蒂爾福思的學生——他的名字刻得深而且多。我想象着，他先是聲音洪亮地念着牌子上的字，隨後扯我的頭髮。還有個學生，一個名字叫湯米·特拉德爾的學生，我擔心他會拿牌子來取笑我，而且會假裝被我嚇得要命。第三個是喬治·登普爾，我想象着，他會把牌子上的字唱出來。我成了個畏首畏尾的小東西，一直看着那扇門，直到所有這些名字的主人——梅爾先生說，當時學校裡一共有四十五個學生——似乎一致贊成把我送到考文垂去，並會用各自的腔調大聲嚷嚷着：“當心他，會咬人”！
面對課桌和長凳處的空座位時，我心裡也這樣想。就寢的途中和躺在牀上，我偷偷看一看那些林立的空牀位時，心裡也是這麼想。我還記得，自己每天都在做夢，夢見和過去一樣同母親在一起，或者夢見在佩戈蒂先生家參加一個聚會，或者夢見在公共馬車外面跑着走，或者夢見同那個命運不濟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在所有這些夢境當中，都是因爲不幸地發現我身上只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塊牌子，使得大家厲聲尖叫，目瞪口呆。
我感到生活單調乏味，但時時刻刻又害怕學校再度開學，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情感折磨！梅爾先生每天都要交給我很多功課，我得花費很長時間對付，但我都完成了，因爲沒有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在場，就都全部合格了，沒有蒙羞受辱。在完成功課之前和之後，我四處走走——但是，正如前面說到的，由那個支着木頭假腿的人監視着。學校裡到處都很潮溼，院子裡的石板路斑駁開裂，長滿了青苔，有一隻有漏洞用來盛雨水的舊木桶，幾棵陰森森的大樹樹幹已褪去了色澤，似乎雨天比別的樹滴水多，晴天水分會蒸發得更少。這一切現在回憶起來全都歷歷在目！我們一點時吃午飯，一間空蕩蕩的長餐廳裡面擺滿了松木餐桌，散發着油膩的味道，我和梅爾先生兩個人，坐在裡端。吃完飯，要繼續做功課，一直做到喝茶時間。喝茶時，梅爾先生用的是一隻藍茶杯，我用的是一個錫罐。從清早到傍晚七八點，梅爾先生都伏在教室裡自己那張單獨的書桌上辛勤工作，不停地同筆、墨水、尺、賬簿、紙張打着交道，要把上半年的賬目結算出來（這是我發現的）。到了晚上，他擱下手上的活兒，便拿出笛子來吹奏。我幾乎有種感覺，他會把自己整個人都吹進笛子頂端的那個大孔裡去，然後再順着音調慢慢消失。
我的眼前浮現着：微不足道的我坐在光線昏暗的房間裡，手託着頭，聽着梅爾先生那悽婉悲涼的笛聲，同時準備着翌日的功課。我的眼前浮現着：自己合上了書本，繼續傾聽着梅爾先生那悽婉悲涼的笛聲，透過笛聲，聽到了過去家中的聲音，聽到了雅茅斯荒灘上呼嘯而過的風，於是感到非常憂傷和孤獨。我的眼前浮現着：自己起身回到那個空無一人的房間裡去睡覺，坐在牀沿上哭泣，希望聽到佩戈蒂安慰的話語。我的眼前浮現着：自己早上下樓時，透過樓梯窗戶那一道陰森可怕的長長缺口，看到懸掛在外屋頂上的那口校鍾，上面還裝了個風標，擔心着，等到校鍾一敲響，詹·斯蒂爾福思和其他學生就都會回來上課。這還只是次要的，最最令我惶恐的是，等到那個支着木頭假腿的人打開生了鏽的院門時，令人望而生畏的克里克爾先生就回來了。我覺得自己在上述所有情況下都不是個什麼很危險的人物，卻要在所有情況下都得揹着那塊牌子，好讓別人提防着我。
梅爾先生從不同我多說什麼，但也從不粗暴地對待我。我認爲，我們相互間已經成了不交談的夥伴。有一點我忘了提到：他有時候會自言自語，咧嘴而笑，握緊拳頭，咬牙切齒，撕扯頭髮，那狀態令人覺得莫名其妙。但是，他這麼一些怪癖一開始嚇着了我，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