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僅要求納稅人交納金錢，還要求公民提供可以換算成金錢的人力。國家要招兵，有了士兵以後，全國人民就要養活他們，而且兵員本身也要根據服役期付出一定的時間。與此相同的是民兵的值勤。民兵要隨時付出寶貴的時間爲治安服務，這實際上是參加民兵隊伍的人只向國家支出而自己沒有收入。法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有規定這種性質的義務勞動，而它當然要由公民擔負。但是，又有誰能精確地算出兩個國家徵集的這種勞動的數字呢？
無法進行美國和法國的公共開支準確比較的最後困難還不是這個。有些義務在美國沒有，而在法國有；而有些義務在法國沒有，而在美國有。美國政府令教徒自己維持教會，而法國政府向神職人員支付薪金；在美國，國家負責救濟窮人，在法國，國家令社會慈善團體養活窮人；美國允許公務人員享有一定的權益，法國對一切官員只付固定的薪金；美國要求公民對幾乎所有的道路提供義務勞動，法國只要求公民對少數道路提供義務勞動；法國的道路向一切能夠利用道路的旅客開放，且不收款，而在美國，你會看到所有的道路都設有柵欄以便向車輛收款。因爲有些費用公民們完全不用負擔，或者在國家沒有正式下令由公民負擔時，只負擔很小一部分，在納稅人承擔社會義務方面的這一切差別，使我們很難將這兩個國家進行對比。
②見法國海軍部的詳細預算，而關於美國的資料，則見《1833年美國大事記》第228頁。的金錢，甚至是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
但是我看到，忠實於選民的政府，卻在努力去滿足社會下層階級的需要，接受他們的監督，在他們中間普及幸福和知識。它使窮人獲得溫飽，每年撥付鉅款創辦學校，對每項得到的服務均付報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這樣的治國方式雖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認它是耗費過大的。
這裡由窮人管理公共事務和掌握國家的財源，國家支出有利於窮人，所以國家經常增加新的開支。
因此，我不想進行沒有把握的對比，也不依靠不完整的統計數據，便敢於斷言，並非如人們有時想象的那樣，美國人的民主政府並不是一個吝嗇的政府；我也不怕預言，美國人民一旦遇到嚴重困難，美國也可以達到大多數歐洲貴族國家或君主國家一樣的稅收高度。
民主國家統治者的貪污腐化及其對公共道德的影響統治者在貴族政體下偶爾試圖學壞——在民主政體下，統治者經常自動變壞——前者的敗壞行爲直接影響人民的道德——後者對人民道德的影響是間接的，但危害更大民主政體和貴族政體互相指責對方容易貪污腐化。我對此要進行辨析。
在民主政府，公務人員都是窮人，他們渴望發跡高升。而在貴族政府，政務工作人員都是富人，他們只貪圖權勢。
結果，在民主國家，貪污巨大；而在貴族國家，統治階級很少貪污，他們對金錢的也不大。
但是，在貴族制度下想當頭目的人都很有錢，而由於職位有限，能夠當上頭目的人又爲數不多，所以政府職位是待價而沽的。反之，在民主制度下，競爭當權的人同樣爲數甚多，而他們都幾乎一文不名。因此，在民主制度下，賣主可能不少，但幾乎找不到買主。而且，達到目的需要一次收買很多人。
40年來，許多在法國掌權的人曾被指控爲了發財而犧牲本國和盟國的利益，而舊君主制度下的官員則很少受到這種譴責。但不同的是，法國幾乎沒有賄選的例子，而在英國，這種事情倒是司空見慣的。
在美國，我從未聽說有人用錢去買官，但我卻總是會懷疑公務人員的廉潔。甚至我常聽說他們是依靠卑鄙的陰謀和應受譴責的手段來獲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說貴族政體的主政者偶爾試圖學壞，則民主政府的首腦就屬於自動變壞。在前一種情況下，學壞的官員會腐蝕人民的道德；在後一種情況下，變壞的官員對人民的思想意識造成更加不良的影響。
在民主國家，當上國家首腦的人差不多總要受到令人不快的懷疑，所以他會利用某種辦法由政府來保護他免於指控。這樣，他就爲被掩蓋的惡披上了光榮的外衣，爲尚在同惡進行鬥爭的善提供了危險的榜樣。
有人會說，無論是貴族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會出現可鄙的人物當上首腦的情況，邪惡的感情各階層都有，王位往往是憑生來就有的權力而獲得的。但是，這種辯解仍然是徒勞的。
因爲偶然掌權的人物的腐化行爲被通過一種粗野庸俗的東西而傳染給大衆，而在一些鉅富的墮落生活中反倒因爲具有某種貴族的文雅風度和高大氣派而不至於影響大衆，所以這種答辯不會使我滿意。
人民永遠不會理解宮庭內部鬥爭的秘密，而且人民也往往難於察覺文雅的舉止、高尚的愛好和美麗的言辭掩蓋下的卑劣行徑。但是，就連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偷盜國庫或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爲，而且他們自己也可能躍躍欲試。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乏道德，而是缺乏道德使他們成了大人物。
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個人沒有幾年就從無名小卒爬到有錢有勢的地位，普通公民看到了必定吃驚和眼紅，並在心裡琢磨，昨天還與自己一樣的人爲什麼今天就有權領導他們了。他們肯定不願意把這個人的發跡歸因於他的才德，因爲這等於承認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們便認爲只能到這個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其中的主要原因，並經常認爲這樣做是對的。結果，在權勢和卑鄙之間，在成功和下賤之間，在實惠和丟臉之間，人們便出現了可悲的概念混亂。
民主能夠作出哪些努力聯邦只爲自己的生存作過一次鬥爭——戰爭開始時，人們還抱以極大的熱情——戰爭將近尾聲時熱情已經減退許多——在美國建立徵兵制和海員強迫服役制是很困難的——爲什麼民主國家不能像其他任何國家那樣作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讀者注意，我在這裡講的政府指的是遵循人民真正意願的政府，而非僅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政府。
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政府是最難反抗的政府，因爲它總是假借大多數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義力量，堅定、迅速並頑固地去實現獨裁者的意志。
當國家發生危機時，很難說一個民主政府能作出多大努力。
迄今爲止，還未出現過強大的民主共和國。不能用共和去稱呼1793年統治法國的寡頭政治，因爲那是對共和政體的侮辱。只有美國纔是共和政體的新光輝榜樣。
自聯邦政府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它只遇到過一次生存危險，那就是獨立戰爭。
在這場長期戰爭之初，人們還能以罕見的熱情爲祖國效勞①。但是隨着戰爭的曠日持
①我認爲，其中了不起的事是國家決定暫時停止飲茶。凡是知道人們已把飲茶看做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都毫無疑問會對美國人民爲此所作出的重大而難以忍受的犧牲表示驚訝。久，國民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燃起：人們不再向國庫交款，還拒絕去應募當兵。人民雖然想獲得獨立，但又在爭取獨立的進程中卻步。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2篇）中寫道：“我們增加了許多稅目，也試行了一些新的徵稅辦法，但結果都是徒然。公衆的期望已徹底化爲失望，國庫空空如也。因爲我們民主政府的性質而確定的民主行政制度，面臨着通貨奇缺的僵局，這種局面又進而導致貿易蕭條。雖然民主行政當局一再試圖擴大稅收，但並未見成效，以至於各州的立法機構也終於認識到這種做法是愚蠢的。（萬人文庫版第55頁）從此以後，美國再也沒有進行過一場持久的殘酷戰爭。
因此，美國人民要想知道民主制度能夠忍受什麼樣的犧牲，必須等到像英國人民那樣必須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處理，或者像法國人民那樣必須把全國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戰場的時候。
美國人不承認徵兵制，招他們去當兵就得給錢。強制徵兵的辦法與美國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那不是美國人民的習慣，以至於我不相信竟有人敢把它寫進法律裡。法國所謂的徵兵制，無疑是人民最沉重的負擔。但是若沒有徵兵，我們靠什麼來進行一場陸上大戰呢？
美國人也不接受英國那種強制海員服役的辦法，他們也沒有像我們法國這樣的海軍徵兵制。美國的海軍就和商船上的海員一樣，都是依自願原則去參加應募的。
但是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竟能不依靠上述兩種辦法之一來支持一場大海戰。因此，曾在海上進行過很多光榮戰鬥的合衆國，從未有過一支大艦隊，但它爲裝備數量有限的幾隻艦艇，也曾花了很多錢。
我曾聽到美國的國務活動家們承認，美國如果不採用海員強制服役制或海軍徵兵制，將很難維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要讓行使國家主權的人民接受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
在危機時期，自由國家一般能比非自由國家表現出更堅強的毅力，這一點是無須證明的；我也更願意相信，這種情形在貴族成分佔優勢的自由國家中尤爲真實。在我看來，用民主制度治理和平社會，或在必要時用它作爲鼓舞人心的力量，要比長期用它去抵制威脅國家政治穩定的大風暴合適得多。理由很簡單：熱情雖然能使人不畏艱險，卻不如深思冷靜更能使人長期對抗艱險。所謂自發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動更具有智慧。一般來說，雖然只靠激情就能鼓起最初的幹勁，但要想達到最終的結果卻必須把最初的幹勁一直堅持下去。人們是爲了拯救其他部分，而不得不拿其一部分珍貴的東西去冒險。
但是，這種建立在知識和經驗之上的對未來的清晰認識，正是民主所缺乏的。民主制度下的人們運用感情超過運用理智。眼前的苦難雖然很大，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考慮到因戰勝不了眼前的苦難而造成今後更大的苦難。
還有一種因素會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貴族政府堅定持久。
人民不僅不能像高層階級那樣能看清未來的禍福，還要比他們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災禍。雖然貴族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然而他們獲得榮譽的機會與遭受損害的機會是相等的。對貴族來說，當他們將其大部分收入交給國家時，只是暫時失去對這些財富的享受；但是對窮人來說，光榮地死去並沒有誘惑力，而那些連富人也討厭的賦稅負擔，卻會經常威脅着他們的生存。
民主共和國的這種在危機時期的弱點，也許是歐洲難以建立這樣的共和國的最大障礙。民主共和國要想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時使其他所有國家也建立這種制度。
我相信，經過時間的推移，民主政府一定能使社會實力得到提高，但它卻不能像貴族政府或君主國那樣迅速地把力量集中於一點或一個時刻。我相信，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個世紀，那麼在這個世紀結束時，它一定會比相鄰的國家更加富強，更加繁榮，也更加人丁興旺；但在這一個世紀內，它也會面臨多次被這些國家入侵的危險。
美國民主通常顯示的自制能力美國人民經過很長時期才接受了對他們的幸福生活有利的東西，在這期間，他們還曾拒絕過——美國人可以補救失誤爲了未來的利益，民主需要暫時克服激情和壓制民衆的過度需求，這在美國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現。
愛聽奉承的人，是難以自我剋制的，當有人請求他們解決問題或救助時，即使他們也認爲目的合理，但最初幾乎都是加以拒絕。美國人對法律的服從使人們稱讚不已。但必須補充的是，美國的法律是由人民來爲人民制定的，因此它對那些時刻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是有利的。由此可以設想，一項在大多數人看來沒有實際效益的令人生厭的法律，要麼無法得以通過，要麼通過以後也不會被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