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川陝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地位
張衛波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中後期紅四方面軍建立的新的革命根據地。它地處四川東北部和陝西南部，在地理上、戰略上和社會條件上佔有許多優勢，且面積僅次於中央蘇區，因此，曾被毛澤東譽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大區域”，“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改變了中國革命發展不均衡的狀況，奠定了西北革命運動的堅固基礎，而且還有力支援了紅軍的發展和戰略轉移，發揮了中國革命重心由南向北過渡的橋樑作用。此外，中國共產黨在川陝革命根據地所採取的一些政治和社會文化建設措施，也有效地動員了民衆參加革命，並使當地的社會文化發生了很大變化，這都爲之後黨在其他地區乃至全國執政提供了借鑑，積累了經驗。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大區域”的創建和發展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率領起義部隊餘部進入農村，逐漸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他們依靠農村的有利條件，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的大江南北開闢出一塊塊革命根據地。據統計，土地革命10年間，中國共產黨共在全國16個省300多個縣，建立了16塊革命根據地，總面積20餘萬平方公里、擁有人口1500萬。其中，川陝革命根據地是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後建立的一塊新的根據地，其規模僅次於中央革命根據地，在當時全國各革命根據地中位居第二。
紅四方面軍之所以能夠在川陝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地區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歷史傳統上都有很大優勢。它地處川陝交界的米倉山脈和大巴山脈，北有秦嶺、漢水，南有長江，東西都是大山，易守難攻，並且遠離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心，敵人力量薄弱，很適合“武裝割據”。同時，根據地內山川縱橫，江河交錯，地勢險要，很適合游擊戰爭。這都爲紅軍在這一地區建立和發展根據地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基礎。除此之外，川陝邊地區人民反抗壓迫的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由於痛恨軍閥的橫徵暴斂和草菅人命，在紅軍來到這裡之前，川陝邊地區的農民在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領導下已經舉起了起義大旗，陸續在萬源、達縣、宣漢、蓬溪、梁山、城口等地開展了武裝反抗軍閥統治的鬥爭。特別是王維舟率領的川東遊擊軍和陳淺倫領導的紅29軍，依靠並廣泛動員羣衆，積極宣傳革命，英勇打擊軍閥統治，爲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建立根據地，奠定了良好的羣衆基礎。
同其他革命根據地相比，川陝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時間相對比較晚，這與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遭遇了重大挫折有很大關係。紅四方面軍於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七裡坪成立。最初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第4軍和第25軍合編而成，徐向前任總指揮。新成立後不久，紅四方面軍便連續作戰，先後發動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戰役，殲敵約6萬人，聲威大震。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也因此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最多時擁有26個縣級政權。但是，由於張國燾實行極左的肅反政策，嚴重影響了紅四方面軍的戰鬥力，再加上國民黨軍隊重兵“圍剿”，因此，時過不久，鄂豫皖根據地便處於被敵人四面包圍的危急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紅四方面軍主力不得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開始西征。1932年10月12日夜，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總部的領導下，紅軍第10、第11、第12、第73師和少共國際團，共2萬餘人，槍1.5萬餘支，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由此揭開了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過程基本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步創立階段，從1932年底至1933年2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在西征之初，並未打算長期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只是暫時避開敵人鋒芒，以待時機成熟時重返鄂豫皖根據地。但是，形勢的發展已使這種計劃不可能實現。1932年11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經鄂北、豫西，進入陝南。這時，紅軍如何進軍，在廣大指戰員內部引起了很大分歧和爭論。爲了明確部隊的去向，12月10日，紅四方面軍在小河口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議。會上，張國燾的逃跑退卻思想遭到與會幹部的廣泛抵制和批評。同時，會議決定在陝南建立根據地。這爲之後紅軍進入川陝地區做了思想準備。經過艱苦行軍，12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渡過漢水，在西鄉縣鍾家溝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鑑於此時川北敵人兵力薄弱，防務十分空虛，會議經過認真討論，確定了向川北進軍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根據鍾家溝會議精神，紅四方面軍隨即調整部署，揮師南下，越巴山、秦嶺，向川北進軍。12月18日，先頭部隊進入通江兩河口，25日攻克通江。1933年1月1日解放南江，23日解放巴中。解放通南巴地區，標誌着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取得了初步勝利。
在通南巴地區，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遍貼告示，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方針和政策，受到當地人民羣衆的熱烈支持。他們用當地獨具特色的歌謠表達了對紅軍到來的歡迎，高興地唱道：“紅軍一到通南巴，地主豪紳忙搬家。打倒軍閥田頌堯，窮人起來坐天下。”爲了使紅軍能夠長期立足川陝地區，1932年12月29日，紅四方面軍在通江成立了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負責籌備省蘇維埃政府，曠繼勳任主席。1933年2月7日，又在通江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川陝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袁克服、曾中生、吳永康、鄭義齋、傅鍾等37人組成中共川陝省委，袁克服任書記。考慮到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條件已經成熟，2月中旬，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通江召開，正式成立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熊國炳任主席。當時，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下轄紅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縣，以及巴中特別市和陝南特別區，人口七八十萬。至此，川陝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第二階段是鞏固和發展階段，從1933年2月中下旬到1934年9月。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初步建立，爲紅四方面軍提供了新的落腳點。這使得國民黨政府和四川軍閥坐臥不寧，寢食難安。爲了消滅入川紅軍，1933年2月中旬，蔣介石委任四川軍閥田頌堯爲“川陝邊區剿匪督辦”，率領川軍主力近6萬人，分三路圍攻川陝革命根據地。根據敵軍的進攻特點，紅四方面軍採取“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經過4個多月的周旋與作戰，共殲敵14000餘人，俘敵10000餘人，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重兵圍攻。反三路圍攻的勝利，不僅使紅四方面軍主力進一步取得與川軍作戰的經驗，提高了在山地進行運動防禦和追擊作戰的能力，而且還使得川陝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新建立了江口縣、儀閬縣、廣元縣、長赤縣、蒼溪縣、萬源縣等蘇維埃政府，根據地面積近3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00多萬。
爲了總結反三路圍攻所取得的經驗，1933年6月底，紅四方面軍在南江縣木門鎮召開了軍事會議，到會幹部100餘人。鑑於紅四方面軍和地方武裝入川后已經有了很大發展，會議決定將原有4個師擴編爲4個軍：紅10師改編爲紅4軍，軍長王宏坤，政治委員周純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個師8個團；紅11師改編爲紅30軍，軍長余天雲，政治委員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張成臺，共3個師8個團；紅12師改編爲紅9軍，軍長何畏（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叛變，投降國民黨），政治委員詹才芳，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2個師6個團；紅73師改編爲紅31軍，軍長王樹聲（兼），政治委員張廣才，政治部主任黃超，共3個師7個團。方面軍直屬機關有參謀處、總經理部（軍需供給和財經管理部門）、總醫院、彭楊學校和警衛一團、二團、婦女獨立營等單位。整個方面軍共4萬餘人。此次擴編將在戰鬥中發展起來的部分地方武裝及赤衛隊納入主力紅軍序列，不僅壯大了紅四方面軍的力量，而且進一步激發了人民羣衆參加革命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紅四方面軍擴編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爲川陝革命根據地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張國燾任主席，陳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參謀長。下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兼西北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兼總政治部主任，王樹聲任副總指揮，傅鍾、曾傳六任政治部副主任。在擴編軍隊的同時，木門會議還做出了停止在部隊內部進行肅反的決定，這對穩定軍心起到很好的作用。
木門會議後，各部隊掀起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的**，部隊的軍政素質大爲提高。由於此時四川軍閥劉文輝和劉湘爲了爭奪霸權，重開戰火，無暇北顧，1933年8月至10月間，紅四方面軍主力先後發動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共殲敵萬餘人，佔領了儀隴、營山、達縣、宣漢、萬源5座縣城。在宣達戰役中，紅四方面軍與川東遊擊軍在宣漢勝利會師。10月底，川東遊擊軍改編爲紅四方面軍第33軍，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治委員。
三大進攻戰之後，川陝革命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它東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南達營山、渠縣，北抵陝西南部的鎮巴、西鄉、寧強，總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擁有人口400多萬，控制着通江、南江、巴中、儀隴、營山、宣漢、達縣、萬源等 8座縣城，共建立了23個縣和1個市的蘇維埃政權，包括區蘇維埃政府160多個，鄉蘇維埃政府990多個，村蘇維埃政府4300多個。同時，紅四方面軍也已發展到5個軍，共8萬餘人，地方武裝除陸續抽調補充主力紅軍外，還有15000餘人，赤衛軍、少先隊等羣衆武裝達數十萬人，根據地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由於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總面積約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爲453萬，而川陝革命根據地在規模上僅次於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被稱爲全國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對於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及其歷史地位，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善戰，在不足一年之內，已經在十餘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已經發展了十倍以上的紅軍隊伍，號召了整個四川的工農勞動羣衆與白軍兵士傾向於蘇維埃革命，在中國西北部建立下蘇維埃革命新的強有力的根據地。川陝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
紅軍在川陝地區的崛起，嚴重威脅了國民黨和軍閥在四川的統治。爲了“剿滅”紅軍，1933年底，在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下，四川軍閥、“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統率各路軍閥向川陝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六路圍攻”，總兵力達到110個團，共20餘萬人。面對敵人咄咄逼人的攻勢，紅四方面軍繼續採取“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與敵人周旋，並利用有利地勢在運動防禦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其中1934年8月上旬的萬源保衛戰最爲慘烈，與敵激戰三天兩夜，擊退敵人進攻十餘次，擊潰敵軍兩個旅，殲敵3000餘人，從根本上遏制了敵軍的進攻。之後，紅軍反守爲攻，一路追擊敵軍直至嘉陵江邊，於9月上旬徹底粉碎了川軍的“六路圍攻”。紅軍反“六路圍攻”，歷時10個月，共殲敵6萬餘人，俘敵2萬餘人，繳槍3萬餘支，炮百餘門，擊落飛機1架。這是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革命根據地進行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戰果最爲輝煌的一次戰役。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使川陝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但紅軍也付出了2萬餘人的代價。
第三階段是西渡嘉陵江與撤出川陝根據地階段，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四川各軍閥集結重兵“六路圍攻”紅軍，結果卻是損兵折將。爲了穩定四川局勢，1934年10月4日，蔣介石飛赴西安，開始策劃、部署 “川陝會剿”，企圖抽調甘肅、陝南、鄂西的部分國民黨軍隊，會同四川各路軍閥共200餘個團的兵力，向川陝蘇區紅軍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面對敵人的強大攻勢，根據地軍民不得不重新投入戰鬥，將工作重心放到衝破敵人的“川陝會剿”的戰鬥中。11月1日，紅四方面軍在通江縣毛浴鎮召開黨政工作會議，決定紅軍的中心任務是“衝破川陝‘會剿’，‘赤化全川’，爭取西北首先勝利。”11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又在巴中縣清江渡召開會議，討論並制定了衝破敵人“會剿”，向川陝甘發展的戰略方針和作戰方針。
鑑於此時中央紅軍已經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紅四方面軍在爲衝破敵人“川陝會剿”做準備的同時，也積極採取措施配合紅軍“大舉西征”。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電示紅四方面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指出：“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接到電令後，紅四方面軍主力迅速集結，並於當天發動了廣（元）昭（化）戰役，紅31軍、紅9軍主力部隊及紅30軍、紅4軍各一部參與了戰鬥。部隊先在轉鬥鋪、羊模壩、三壘壩等地殲滅了大量守敵，接着又包圍了廣元和昭華縣城，因久攻不下，紅軍轉而發動了陝南戰役，先後攻佔了陽平關、寧強等地，共殲敵4000餘人，沉重打擊了敵人。
紅軍突入陝西，調動大量敵軍馳援昭華、劍閣，從而使敵人嘉陵江防線出現了薄弱環節，特別是蒼溪下游一帶敵人的兵力十分空虛，百里防線僅有陳繼善旅四營兵力駐守。鑑於引敵北上的目的已經達到，紅四方面軍主力遂於2月20日返回川北，並於3月上旬，消滅了蒼溪、儀隴境內的守敵，爲紅軍強渡嘉陵江創造了條件。根據作戰部署，3月28日渡江戰役開始。經過激烈交戰，29日拂曉，紅30軍一部渡江成功，並攻佔了飛虎山、高城山、萬年山等制高點。緊接着紅31軍於蒼溪以北鴛溪口渡江成功，紅9軍於閬中以北渡過嘉陵江，第二梯隊紅4軍也在蒼溪渡過江後，按預定計劃向梓潼方向進軍。爲了擴大戰果，進而掃除部隊西進的障礙，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後，便立即投入下一個階段的戰鬥，向敵人縱深及兩翼發起進攻，相繼攻佔了閬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8座縣城和青川、中壩等重鎮。至此，歷時24天的嘉陵江戰役勝利結束。嘉陵江戰役創造了紅軍戰史上大規模強渡江河作戰的範例。此役，紅軍共殲敵12個團、約1萬餘人，並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百餘公里的廣大地區。
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之後，原計劃是要向甘肅南部發展，消滅胡宗南主力，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優勢敵人的壓迫，長年戰爭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難，策應中央紅軍的緊迫戰略需要等因素影響，紅四方面軍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在撤離的過程中，張國燾命令部隊實行“大搬家”，並在沿途“堅壁清野”，焚燒農民房屋，給人民羣衆造成了巨大損失。撤出川陝根據地後，從1935年5月起，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並於6月在懋功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紅四方面軍長征後，川陝革命根據地遭
到敵人的嚴重破壞。許多紅軍傷病員和掉隊人員以及大批地方幹部、紅軍家屬和革命羣衆慘遭敵人殺害。據粗略統計，通江城內居民原有3900餘人，經敵屠殺後僅剩1000餘人；巴中縣僅魚溪區一地，全家被殺的即達210戶，革命幹部被殺328人；宣漢縣紅軍家屬全家被殺的有1492戶，革命幹部被殺370人等等。但是，面對敵人的白色恐怖，根據地人民並沒有向敵人屈服、低頭。不少革命羣衆，在被捕後雖受盡嚴刑拷打，依然堅貞不屈。在刑場上，他們昂首高呼“打倒軍閥！”“打倒豪紳地主！”“擁護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慷慨就義。與此同時，由劉子才、趙明恩率領的1000餘人，組成紅軍獨立師，在廣元、寧羌、南鄭、南江等地區，積極展開遊擊活動，不斷打擊敵人，繼續鼓舞着川陝邊人民的鬥爭。雖然，全師最後僅剩60餘人槍，但仍然堅持鬥爭，不屈不撓，可歌可泣。
二、奠定了西北革命運動的堅固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起一大批革命根據地。正是有了這些革命根據地作爲基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才名至實歸，真正成爲一個能夠與國民黨政府分庭抗禮的政治實體。但是，由於地緣政治影響及羣衆基礎不同的緣故，這些根據地在地理位置上分佈得並不均衡，即主要根據地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中國的南部和東南部地區，北部和西北部地區即使建立了一些根據地，面積也都比較小，不足以影響革命全局。而紅四方面軍入川以及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不平衡，從而使革命的火種傳播到西北地區。
首先，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在中國西北部廣泛傳播開來。在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地區之前，儘管革命的火種已經傳播到了這裡，但是其影響是十分有限的。而紅軍進入四川，並以通南巴地區爲中心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則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在川陝革命根據地迅速傳播開來。1935年4月下旬，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佔領閬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青川、中壩，接着一路西征攻克土門、茂縣、鹹州等地，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後又在川康邊地區輾轉一年多，則把革命的影響傳播到了更遙遠的西北部地區。
爲了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爲廣大疾苦人民所瞭解，紅軍和各縣區政權組織了宣傳隊、鑽字隊、粉刷隊，廣泛利用石刻、標語、對聯等形式宣傳黨的土地革命方針，對民衆起到廣泛的動員作用。就石刻而言，紅軍在川陝根據地所遺留的石刻有近7000幅（20世紀50年代存有4000餘幅，至今尚存2233幅），分佈於川北、陝南26個縣轄區，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包括川陝根據地區域和紅四方面軍西征經過的地區），內容不僅涉及反映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主張的文獻、佈告，如《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川陝蘇維埃政府佈告》《勞動法令》等，而且還包括反映根據地軍民擁護馬列主義、支持中國革命的標語，如“列寧萬歲”“紅軍勝利萬歲”“爲保衛土地而戰”等。其中通江的“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石刻，最爲醒目，字體巨大，氣勢恢宏，充分反映了川陝軍民實行革命的信心和決心。由於這些石刻通俗易懂，保存時間持久，且隨處可見，因此，宣傳效果十分顯著，很多人正是通過石刻了解了紅軍的主張從而參加革命的。同時，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還先後出版了《川北窮人》《共產黨》《蘇維埃》《赤化全川報》《戰場日報》《幹部必讀》《少年先鋒》等23種紅色報刊和幾十種革命書籍，積極宣傳黨的土地革命方針政策，並及時報道全國紅軍和川陝蘇區軍民的鬥爭事蹟和經驗，使根據地廣大軍民得到了教育和鼓舞。此外，川陝根據地軍民充分利用當地民俗特點，創作出了《十送》《盼望救星共產黨》《打游擊》《紅軍隊伍開過來》《鐵樹總要把花開》《少年先鋒隊隊歌》《消滅劉湘歌》等2000餘首歌謠，以及《田頌堯自嘆》《劉湘投江》《送郎當紅軍》《十勸夫》《護紅謠》《打柴歌》等戲劇，極大地激發了川陝地區軍民的革命熱情。
正是由於紅四方面軍和蘇維埃政權能夠利用石刻、報刊、歌謠、戲劇等多種民衆喜聞樂道的形式宣傳黨和紅軍的主張，因此，紅軍所經過之處便留下了革命的火種。即使是紅軍長征撤出了根據地，川陝邊地區人民仍然沒有放棄對革命的信心，正如歌謠中所唱道：“反動派，你莫歪，紅軍早遲要回來。紅軍走時就說過：三年五載就轉來。過了三年等五年，過了五年從頭來。等上幾個三五年，鐵樹總要把花開。”
第二，沉重打擊軍閥統治，爲西北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西北部地區一直是軍閥紛爭之地，如四川、陝西、甘肅都是軍閥林立的省份，比較大的軍閥有劉湘、劉存厚、楊森、田頌堯等。軍閥的武力統治和軍事紛爭，一方面導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從而爲革命發生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也給革命造成很大困難，使革命力量很難生存，革命影響很難傳播。西北地區革命運動落後，交通和信息閉塞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軍閥統治對革命形勢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紅四方面軍入川並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這不僅是因爲紅軍宣傳了革命，增加了當地羣衆反抗壓迫的積極性，而且還因爲紅軍在軍事上的勝利大大削弱了軍閥武力統治的力量，使軍閥感到普遍恐慌。當軍閥因驚慌失措而放鬆控制時，就形成了發動革命的有利條件。正是利用此有利條件，紅四方面軍以破竹之勢攻佔了川北地區。鑑於形勢十分有利，紅四方面軍和中共川陝省委決心將川陝革命根據地建成西北革命的後方，從而推動西北乃至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爲了使川陝革命根據地早日成爲西北革命運動的大後方，紅軍英勇作戰，相繼取得了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的勝利，消滅敵人十餘萬，致使田頌堯部幾乎全軍覆滅，羅澤洲、李家鈺部損失過半，鄧錫侯、劉存厚部元氣大傷，劉湘、楊森部精銳遭受重創，這有力地推動了西北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這一點，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爲：“這種驚人的勝利，給整個西北革命運動奠定下了最強固的基礎，在征服中國各省革命發展之不平衡上，前進了一大步。”
第三，對楊虎城部開展統戰工作，爲紅軍落腳大西北創造了條件。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初，就面臨着四川和陝西兩方面的軍事壓力。鑑於陝西的楊虎城、孫蔚如部並不願和紅軍作戰，並派遣了少校參謀、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來根據地進行聯絡協商，因此，爲了避免四面受敵，爭取更多支持，紅四方面軍及中共川陝省委決定，同意與山西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達成互不侵犯協定。爲了表示對此事的重視，紅四方面軍還特派方面軍參謀部主任徐以新與武志平到漢中與孫蔚如面談互不侵犯協定的具體條款。後在中共陝西省委、陝南特委的配合下，通過楊虎城高參陝西著名進步人士杜斌丞的協調努力，經過多次談判，紅四方面軍與十七路軍終於於1933年6月24日達成了互不侵犯秘密協定，又稱“漢中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互不侵犯，只要陝軍不進攻蘇區，紅軍保證不進軍陝西；配合打胡宗南，如果紅軍西進甘肅攻打胡宗南，孫蔚如部願給紅軍補充部分武器彈藥，並予以掩護；紅軍可以在漢中設立交通站，陝軍可以給紅軍送東西；雙方只能秘密往來，由武志平與紅軍保持聯繫。
與十七路軍達成互不侵犯協定，是紅四方面軍統戰工作的重要成績。這不僅減輕了紅軍在前線的壓力，使紅軍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川系軍閥，而且還使川陝根據地能夠與外界的交流渠道暢通無阻。正是根據漢中協定，紅軍和陝南地下黨組織在陝南開闢了三條由西安通往根據地的秘密交通線。秘密交通線的建立，一方面使川陝革命根據地得到了急需的軍事情報及醫藥醫療器械、通信器材、汽油等重要物資；另一方面，也爲廖承志、潘自力等大批幹部順利進入根據地提供了安全保證。此外，漢中協定，還爲紅軍長征落腳陝北及之後與楊虎城進一步合作創造了條件，對後來團結抗日和西安事變都起了相當作用。
第四，爲中國革命重心由長江以南向西北部地區轉移提供了重要橋樑。土地革命時期，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時間相對比較晚，但是，與同一時期其他革命根據地相比，其在地理位置上的戰略優勢卻是不容忽視的。它地處長江和秦嶺之間，威脅國民黨軍事重鎮成都、西安、武漢，輻射甘肅、新疆及湘鄂豫皖等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可謂連接中國南北革命的橋樑。正因爲川陝革命根據地具有如此重要的戰略位置，因此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剛剛建立並有所發展的時候，中共中央就十分敏感地意識到其對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革命形勢的影響。1933年7月24日，在一次中央一級黨的活動分子的會議上，博古就代表臨時中央鄭重地指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將會推動西北和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爲此他說，川陝革命根據地在地勢上有巴山之天險，扼漢水長江之咽喉，向南發展可以截斷長江，虎視武漢；向北發展可以據漢中而制西安；向西發展可以打通甘肅、新疆與蘇聯聯絡；向東發展可以聯繫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區。這一力量的開展，不僅推動西北革命運動，而且是配合全國革命形勢與爭取一省幾省乃至全國革命勝利之必要條件；不僅是消滅田頌堯及川陝軍閥，而且是推翻國民黨與帝國主義之重大力量。1934年1月，在全國蘇維埃大會上，毛澤東就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優勢及其在戰略上的重要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川陝蘇區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之後的事實證明，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確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關鍵時期發揮了溝通南北的作用。特別是長征過程中，紅四方面軍兵力比較多，位於連接西南和西北地區的橋樑地帶，對正在雲貴川邊和川西北轉移的中央紅軍，無疑具有重要的策應作用。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之所以會選擇向雲、貴、川方向轉移，除了這些地區地形複雜、國民黨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等因素影響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合。1934年底，當同紅二方面軍會合的可能已經十分渺茫時，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就成爲中央紅軍的重要目標。據李德（奧托·布勞恩）回憶，早在黎平會議之前，毛澤東就有了“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遵義會議後，這一計劃更加明確。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在《關於渡江作戰的計劃》中就指出，中央紅軍的基本方針是協同紅四方面軍在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並爭取赤化全四川。儘管由於敵人重兵圍堵，中央紅軍曾一度放棄“赤化全川”的目標，準備就地建立根據地，但是，隨着形勢變化以及向川西進軍條件的成熟，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再次要求紅軍渡過金沙江向四川進軍，認爲這是戰略上的需要。正是在這一目標指導下，紅一、紅四方面軍最終於懋功實現了會師。會師後，中共中央在1935年6月28日的兩河口會議上進一步確定了紅軍向甘肅南部進軍和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8月5日，在沙窩會議上，再次強調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認爲紅一、紅四方面軍在中國西北部的活動，將大大推動西北少數民族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鬥爭，使西北廣大地區土地革命的鬥爭進一步的尖銳化，使共產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大大擴大。
從中共中央在長征中逐漸確定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方針的過程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才逐漸確定了向北進軍以至最終要在西北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在這個過程中，川陝革命根據地不僅是西北革命運動的後方和基礎，而且還是中共中央和紅軍從長江以南地區轉移到西北部地區的重要橋樑。關於這一點，徐向前的評價更符合當時的實際，他說：“紅軍進行戰略大轉移，如果沒有川陝根據地的橋樑和連接作用，將會增加更多的困難，造成更大的損失。”
三、支持了紅軍的發展和戰略轉移
紅四方面軍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之一，在中國革命軍事史上舉足輕重。但是，紅四方面軍的這一歷史地位並非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其中川陝革命根據地時期是紅四方面軍大發展時期。這期間，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不足1.5萬人，發展到了8萬餘人。紅四方面軍壯大後，不僅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而且還有力地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首先，川陝革命根據地爲紅四方面軍的大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紅四方面軍經過川陝時期的發展，部隊人數增加了6.5萬多人，是原來的5倍多，而其中並不包括期間歷次戰鬥中的傷亡人數。實際上，紅四方面軍在與川軍的作戰過程中，傷亡也是十分嚴重的，僅反“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就傷亡了兩萬多人。如果把歷次戰鬥中紅軍傷亡的人數和敵人反攻倒算殺害人數計算在內，那麼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川陝革命根據地人民所作出的犧牲是十分驚人的。據不完全統計，紅軍入川后，川陝邊地區共有32萬餘人蔘加紅軍，其中14.23萬紅軍英勇捐軀，48.9萬人參加各級地方武裝，260多萬人次參加各項支前工作，共有26.7萬餘民衆爲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根據地有些地區的青壯勞力幾乎全都參加了紅軍和地方武裝，例如：巴中當年人口約120萬人，參加紅軍和脫產地方武裝的達12萬人，平均每10人就有1人蔘加紅軍；通江當年有23萬人，有4.8萬人參加紅軍，平均每5人有1人蔘加紅軍。除了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外，川陝根據地人民還節衣縮食爲紅軍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包括糧食5億多斤，衣被122萬餘套。所有這些都凝結着川陝革命根據地人民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的深厚感情，是紅四方面軍的力量之源。正是由於川陝根據地人民羣衆不遺餘力的支持，使紅四方面軍迅速壯大，最終發展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之一。
其次，配合和支持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川陝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時候，正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當時，蔣介石集中了50萬兵力，氣勢洶洶，企圖一舉消滅中央紅軍。而這個時候紅四方面軍出現在川北地區，並很快打開了局面，使以通南巴地區爲中心的川陝邊地區燃起熊熊革命烈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蔣介石的精力，使其不得不多線作戰。其中紅四方面軍反“三路圍攻”勝利，殲敵24000餘人，牽制川陝地區大量敵軍，更使蔣介石窮於應付，無所適從。這都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鬥爭。1933年10月，集中100萬大軍、200架飛機，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五次“圍剿”，與此同時，調集20萬兵力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發起“六路圍攻”。由於紅四方面軍繼續採取“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與
敵周旋，致使國民黨部隊的“六路圍攻”以失敗告終，損失兵力達8萬人之多，從此川軍元氣大傷。這一勝利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場上屢遭挫折的中央紅軍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三，支持和掩護了中央紅軍的長征。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蔣介石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同時，也集中重兵對紅四方面軍發起了“川陝會剿”。在這種情況下，紅四方面軍和中共川陝省委在全力準備打破敵人“川陝會剿”的同時，也開始考慮如何配合和掩護中央紅軍主力的長征。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決定中央紅軍渡江進入四川，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在中央紅軍渡江之先，應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以吸引重慶的川軍主力。22日，當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要求紅四方面軍西進以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電報後，紅四方面軍總部在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打破“川陝會剿”的計劃與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任務緊密結合起來，共同完成。同時，會議認爲集中方面軍主力全力西進，打破蔣介石的分割包圍，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是紅四方面軍當前頭等重要的任務。根據會議決定，2月初，紅四方面軍集中12個團北出陝南，發起陝南戰役，調動了大批敵人北上，從而減輕了川軍對中央紅軍的軍事壓力。之後又發起西渡嘉陵江戰役，牽制川軍田頌堯、鄧錫侯部53個團，殲敵12個團，從而分散了國民黨軍隊的兵力，爲中央紅軍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創造了有利條件。對於當年紅四方面軍集中兵力西進以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意圖和決心，時任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仍然記憶猶新，他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來電，令紅四方面軍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紅軍作戰之日起，我們就把衝破蔣介石的‘川陝會剿’計劃和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任務，緊密結合，變成這一時期全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儘管中間因敵情變化，中央紅軍的行進路線有些曲折，但全力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方向和任務，我們是明確的，毫不動搖的。強渡嘉陵江戰役的主要企圖，就在這裡。”強渡嘉陵江之後，紅四方面軍又發起土門戰役，不僅打通了西進岷江流域的通道，而且還吸引和牽制了王纘緒、孫震、許紹宗等部14萬人，對紅軍懋功會師和中共中央毛兒蓋會議，起到了保安作用。
1935年6月中上旬，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兩軍相見，喜出望外，歡欣鼓舞。考慮到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減員較多，給養也十分缺乏，紅四方面軍盡其所能爲中央紅軍進行了必要的補充和捐贈。其中紅31軍部隊捐贈的慰勞品，有衣服495套零19件、草鞋1386雙、手巾152條、鞋子169雙、襪子419雙、襪底191雙、毯子100條、紅匾2掛、布襪子 12雙；第4軍捐贈的慰勞品，有草鞋1236雙、鞋子135雙、汗巾171條、單衣 191套、襪子690雙、襪底38雙、襪套10雙、匾4面、對子4副；軍需處慰勞棉大衣179件，等等。蘆花政治局會議後，根據紅軍總部的決定，紅四方面軍還抽調3個建制團共3800餘人補充紅一方面軍。這對長途跋涉而來的中央紅軍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第四，有力支援了其他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發展和戰略轉移。川陝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歷時一年半以上，吸引了川軍的主力，牽制了西北楊虎城、胡宗南部的大量兵力，這爲周邊地區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擺脫困境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和時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和蕭克率領的紅六軍團，利用川東敵兵虛弱之機，靈活出擊，在湘鄂川黔一帶建立了一塊新的革命根據地，吸引和牽制大批敵軍。紅二、六軍團組建紅二方面軍開始長征後，紅四方面軍也在南下途中積極接應，吸引大批敵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紅二方面軍的軍事壓力。例如1935年10月，蔣介石曾經打算調遣薛嶽部的四個軍向東進攻紅二方面軍，但因紅四方面軍佔領寶興、蘆山、名山、漢源幷包圍了雅安地區，於是蔣介石改調薛嶽部向西開拔，協助川軍全力進攻川康邊紅四方面軍。1936年7月初，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先期到達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籌集了大量的糧食、牛羊，爲紅二、紅六軍團準備了很好的宿營和生活條件,並且在自己也很困難的情況下，贈送了紅二、紅六軍團許多毛衣、毛襪。所有這些都使紅二方面軍指戰員深受感動和鼓舞，從而更加堅定了戰勝困難的信心。之後北上途經草地時，紅四方面軍在前面開路，並沿途設立兵站，爲後續部隊籌糧指路。鑑於紅二方面軍初次過草地，紅四方面軍甚至將其直屬隊所有用來馱帳篷、行李的犛牛留下來，供應後衛的紅二、紅六軍團指戰員。這都爲紅二方面軍順利通過草地從而完成戰略轉移任務創造了條件。
除了支持和掩護紅一、紅二方面軍的長征，紅四方面軍還對紅25軍在陝南的軍事鬥爭給予積極配合。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高舉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幟，踏上了長征路。年底部隊進入陝西，開始創建鄂豫陝根據地。在這期間，1935年1月，紅四方面軍以11個團的兵力發起陝南戰役，殲敵4個團，沉重打擊了孫蔚如部，從而爲紅25軍在陝南站穩腳跟掃除了障礙。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紅25軍建立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進程，加快了其長征的步伐。
正因爲川陝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在紅軍戰略轉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支持和掩護了中央紅軍及其他根據地紅軍的長征，因此，即使到了晚年徐向前仍然堅信：“紅軍進行戰略大轉移，如果沒有川陝根據地的橋樑和連接作用，將會增加更多的困難，造成更大的損失。”在他看來，當時，中央紅軍撤出江西，陝北根據地面積很小，紅四方面軍在川陝的存在，對於紅一、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對於全國的革命，是個很大的支持和掩護。
四、積累了一定的局部執政經驗
紅四方面軍入川后，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把川陝革命根據地建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並使根據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有了很大發展。其中軍事鬥爭的連連勝利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也與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比較注重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社會文化建設有很大關係。這些經驗都爲之後黨在其他地區的局部執政乃至全國執政提供了重要借鑑。
第一，加強黨在根據地的組織領導和建設。在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地區之前，儘管川北和陝南地區已經建立了黨組織，並陸續開展了革命武裝鬥爭，但是，總體而言這些黨組織還比較分散、薄弱，有的甚至遭到當地軍閥的殘酷破壞。爲了使黨組織在根據地普遍建立起來，紅軍進入川北之後，便開始在通江、南江、巴中3縣廣泛發展黨員，着手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相繼建立了赤江(原屬通江)、紅江(即南江東部和通江北部小通江一帶地區)、南江、赤北(即通江東部和巴河上游地區)、巴中5個縣的臨時縣委。以此爲基礎，於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城召開了中共川陝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共500多人，除方面軍總部和所屬4個師的黨員代表外，各縣參加會議的代表人數不等，最多的是通江縣120人，其次是南江90人，巴中、赤江、赤北30至40人。通過民主選舉，大會選出袁克服、曾中生、吳永康、鄭義齋、傅鍾等37人，組成中共川陝省委員會，袁克服任省委書記，餘洪遠任組織部副部長(當時無部長)，劉瑞龍任宣傳部長，姚明善任婦女部長，吳永康任秘書長。之後隨着根據地不斷擴大，黨組織的各級組織也在新根據地迅速建立起來。有時紅軍打下一個地方，只需十天半個月，甚至一個星期，黨的組織就能建立起來。到1933年12月召開中共川陝省委第三次代表大會時，已建立赤北、赤江、紅江、南江、達縣、宣漢、城口、萬源、紅勝、渠縣、閬南、巴中、江口、恩陽、蒼溪、儀隴、長勝、英安、廣元、嘉陝、長赤、營山、陝南23個縣委，以及中共巴中特別市委與巴中、綏定兩個道委，地方黨員發展到3萬多人。鑑於根據地黨組織發展很快，黨員素質參差不齊，中共川陝省委還設立了黨校和彭楊學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楊殷的名字命名的)，專門負責培訓地方黨和軍隊的基層幹部。由於川陝邊地區的黨組織大多都是在根據地創建之後成立的，因此自成立之日起，便擔負起了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戰鬥和發展生產的任務。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川陝根據地的各級黨組織不僅先後組織了數萬名地方武裝參加紅軍，動員了200多萬人的運輸隊支援前線，而且還領導羣衆發展經濟生產，發展社會文化事業，保證了部隊和機關的各項需要。
第二，廣泛開展土地革命，發展經濟生產。川陝邊地區多崇山峻嶺，道路崎嶇不平，生產方式極爲落後，人民生活十分貧苦。民謠所唱：“尖尖山，二陡坪，苞谷饃饃脹死人；彎彎路，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門，要想吃乾飯啥，萬不能，萬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川陝邊地區農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境遇。更爲嚴峻的是，近代以來這裡土地兼併十分嚴重，富者阡陌連片，動輒達幾百畝地，窮者則赤貧，擁有的土地極少，甚至無立錐之地。遇上災荒年，貧苦人家更是飢餓難熬，即所謂：“三月雜糧，三月糧，三月野菜，三月荒。”針對川陝邊地區農村土地和農民生活的實際情況，紅四方面軍和川陝蘇維埃政權在根據地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大力宣傳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張，1933年2月，隨着中共川陝省委和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土地革命運動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全面展開。爲了對土地改革運動進行有效領導和指導，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先後頒發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關於土地改革佈告》《怎樣分配土地？》《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關於土地、糧食、肅反問題的公告》《農村階級劃分（五言歌）》《平分土地須知》《平分土地辦法》等公告、文件，規定了土地革命的對象、原則和方法，明確要求徹底平分地主階級、軍閥豪紳、教堂寺院、富農、高利貸者的全部土地；以鄉爲單位，按照人口和勞動力的混合比例原則來平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夠做莊稼的壯年男女多分一點，老弱不能做莊稼的少分一點；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在這些方針政策指導下，根據地各級政權加快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步伐，根據地農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土地。爲杜絕地主和富農隱報、瞞報、虛報土地的情況，從1933年10月開始，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運動逐漸轉入查田查階級運動階段。由於戰爭環境影響，再加上當時各級蘇維埃政權都是將查田查階級工作與改造蘇維埃、肅反等工作同時進行的，因此，在查田查階級過程中，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
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運動，是當時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因受王明“左”傾思想影響，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在很多方面帶有“左”的色彩，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破壞工商業等等。但是，排除這些因素之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也有其獨特的一面，即在劃定農村階級成分的時候，提出了“按剝削關係來劃分”成分的原則，並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將農村的階級劃分爲僱農、貧農、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富農、地主五種成分；在確定打擊對象時，明確規定要保護中農利益。在優待紅軍及其家屬方面，不僅提出代耕制，規定凡參加紅軍與游擊隊的僱工、貧農、中農，可以分到最好的田地。無耕種能力者，由蘇維埃負責代耕，而且還特別預留出一部分比較好的土地作爲“紅軍公田”，來分給蘇區之外來當紅軍的人。這些政策方針的執行，在“左”傾思想影響嚴重的情況下，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隨意劃分成分的錯誤，從而增加農民生產和革命的積極性。特別是代耕制和紅軍公田制的實施，不僅分化瓦解了敵人，而且吸引大批農民參加紅軍，爲紅軍的壯大和根據地的鞏固提供了重要保證。
在實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川陝蘇維埃政府還開設了川陝省工農銀行，發行貨幣，發展金融貿易。同時，還開辦了紡織廠、被服廠、絲廠、造紙廠、榨油廠等工廠。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根據地經濟來源渠道，推動了根據地的經濟生產。
第三，採取了一系列利民措施，使根據地的社會面貌大爲改觀。在解放婦女方面，紅軍入川后，採取了一系列解放婦女政策，在實踐中建立、健全婦女組織，選舉婦女進入蘇維埃，分配婦女與男子同樣的土地，保護婦女勞動權益，允許婦女參加紅軍，並創造條件讓婦女接受教育，這都在很大程度上使根據地婦女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翻身做主的婦女們也不甘落後，紛紛參加生產和戒菸活動，有些人還參與了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工作，使根據地的婦女解放運動出現了一個新局面。據統計，川陝根據地1933年參加蘇維埃革命鬥爭的青壯年婦女多達30萬人；到1934年，在川陝根據地各級政權機關中，婦女幹部約爲幹部總數的四分之一；到1935年春，共組建了兩個婦女獨立團，共2000餘人。廣大婦女們積極支持革命，在運輸軍用物資、轉運傷員、造橋修路、剿匪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醫療衛生方面，川陝根據地充分發揮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醫院（即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和川陝省工農總醫院的資源優勢，採取 “以防爲主，防治結合”的方針，在戰爭環境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醫傷治病，積極爲當地幹部和羣衆治病。同時開辦護士學校，注重培養新生力量。這都使得根據地醫療條件得到很大改觀。同時在提高醫療衛生水平的同時，川陝根據地還成立禁菸局，廢除煙捐煙稅，採取各種措施禁止售賣和販運鴉片、強行禁止種植鴉片、分層次銷燬煙毒、禁絕吸食鴉片。這不僅在根本上禁止了鴉片在這一地區的種植和吸食，而且還發展了農業生產、保障了紅軍兵源的補充，效果十分明顯。
在教育方面，川陝根據地的教育種類齊全，可分爲幹部教育、紅軍教育、工農業餘教育、少兒教育等。同時教育對象的覆蓋面十分廣泛，不僅僅是廣大工農羣衆的子女，也包括廣大工農羣衆本身，特別是工農中學和列寧學校的創辦，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使廣大人民羣衆普遍享受到免費教育的機會。
川陝邊軍民在根據地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創新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確很值得後人總結。紅四方面軍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領導農民分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和武裝反對國民黨政府進攻方面。這些工作和任務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完成的，基本上是正確的。正是由於比較成功地完成了這些任務，充分激發了廣大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因此，川陝革命根據地纔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發展成爲紅色中華的第二大蘇區。
總之，川陝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溝通中國南北革命歷史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根據地軍民對中國革命所作的巨大犧牲和貢獻，以及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