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結束
林彪事件發生後，隨着林彪集團的罪行材料陸續發出並逐步傳達到基層，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一系列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各種問題。中央對那些捲入林彪集團活動的人和單位進行清查，並對一些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調整。
九一三事件的突發使毛澤東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刺激。他覺察到“**”所造成的一些嚴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一批老幹部的看法，親自抓了對一些重要幹部落實政策的工作。他的這些舉動，爲加快落實幹部政策創造了條件。但是，毛澤東沒有認識到“**”的全局性錯誤，也沒有在這個轉折關頭毅然宣告結束這場“大革命”。毛澤東仍然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宣稱林彪事件是激烈階級鬥爭的表現，是第十次路線鬥爭。他仍然讓江青一夥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延長和加深了“**”對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
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周恩來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和批判極左思潮結合起來，多次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周恩來指出：極左思潮“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大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重要領導崗位。針對極左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採取果斷措施，對國民經濟的若干比例關係進行調整，強調加強統一計劃，解決“三個突破”的問題。在工業上，整頓企業管理，反對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問題放到第一位等，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推動作用。在周恩來的努力下， 1970年至1973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由45.9億美元上升到109.8億美元，回升之快，爲建國後少見。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開始糾正一些“左”的經濟政策，重申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隊的勞動管理辦法和分配辦法，而要從實際出發，注意農業的全面發展，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等。周恩來還抓了落實黨的科教、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強調認真清理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辦好綜合大學的理科；提倡爲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敢攻關。在此期間，一度受到嚴重破壞的民族關係得到初步改善。周恩來的糾“左”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在不長的時間裡有了轉機，經濟形勢明顯好轉。對此，江青一夥百般阻撓，極力反對。由於毛澤東錯誤地認爲當時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致使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斷。
林彪事件後產生了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爲接班人的黨章和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成立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京召開。黨的十大繼續肯定九大路線，肯定“**”，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堅持“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十大還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爲“客觀規律” ，宣稱反對林彪反黨集團這樣的鬥爭，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報告關於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 “要重視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增寫了“**今後還要進行多次”這樣的內容。大會產生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鄧小平等一批在“**”中受到打擊和排斥的老幹部
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十大以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加強。
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憑藉他們膨脹了的權勢，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成了他們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標。他們借毛澤東批評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和批評周恩來在11月間一次外事活動中的所謂錯誤爲由頭，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一些基層單位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在毛澤東作了林彪是“尊孔反法”的談話後，他們又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在全國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他們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爲名，影射攻擊周恩來是“現代的儒”，鼓吹“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對周恩來在1972年前後恢復“**”以前某些正確的政策措施、落實政策、安排一批老幹部重新工作等進行攻擊。江青等人鼓吹“大亂是大好事”。他們的幫派分子到處揪鬥老幹部，社會上又出現了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一類組織，派性鬥爭再起**。“批林批孔”運動使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林彪事件後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又混亂起來，國民經濟重新遭到破壞，工業生產再次下降。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有所覺察，對他們進行了多次批評。他還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幫派活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內提出了“四人幫”問題。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人幫”意識到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了陰謀活動。此前，毛澤東已提議由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一夥極爲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們製造事端，攻擊鄧小平。鄧小平憤然離開會場。“四人幫”當晚密謀，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彙報，想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並把周恩來撇在一邊，由“四人幫”出來組閣。毛澤東當即告誡王洪文：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此後，毛澤東幾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提議任命鄧小平爲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於挫敗江青的“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大會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爲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爲鄧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但是，這次大會是在 “批林批孔”運動中召開的，會議所作的報告、通過的決議和憲法，都受到“左”傾錯誤的嚴重影響。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病重的周恩來繼續住院治療。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提出四化建設是大局的思想和要全面整頓的任務，與“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和反對所謂“經驗主義”的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果斷地對被搞亂了的各條戰線進行整頓。在經濟方面，鄧小平首先抓了鐵路整頓。經過整頓，到4月底，堵塞嚴重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有19個超額完成計劃。接着，鋼鐵工業開始了整頓。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工業交通部門經過幾個月的整頓，形勢明顯好轉。科技工作也開始了整頓。文藝領域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也在積極着手。軍隊整頓，作爲各方面整頓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繼2月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後，於6月至7月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後，對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
整，對於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頓的過程中，鄧小平領導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後來修改爲《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等重要的文件和文章。這些文件和文章針對整個工業和科技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爲目標，提出了加快工業和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這些工作實際上是系統地糾正“**”的錯誤，恢復黨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開始了當時條件下所能進行的撥亂反正。 整頓在短時間內收到顯著成效，得到了廣大幹部和羣衆的支持。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期間代表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的黨內力量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斗爭。經過整頓，一些地區的武鬥逐步減少，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
毛澤東雖然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工作，但他仍然認爲“**”是正確的，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各條戰線整頓的展開，勢必觸及“**”的“左”傾錯誤思想和政策，逐漸發展到對這些錯誤進行系統的糾正，這就有從根本上否定“**”的可能。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爲毛澤東所不能容忍。毛澤東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後，病情時輕時重。但是，無論在他患病期間或是休養期間，仍然掌握着決定黨和國家大事的大權。1975年下半年以後，他的病情逐漸加重，行動、說話都很困難。根據他的意見，由毛遠新擔任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處於這種完全脫離實際、脫離羣衆，也同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隔絕的狀況，他更加不能準確地瞭解情況，作出的決定也更容易犯錯誤。這期間，“四人幫”、毛遠新等別有用心的情況反映，對毛澤東作出錯誤決策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11月下旬，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周恩來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無限悲痛。2月2日，經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悼念周恩來逝世的日子裡，“四人幫”一夥作出種種規定，壓制人民羣衆的悼念活動，加緊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違背黨心民心，破壞了各條戰線剛剛出現的比較穩定的局勢，受到了廣泛的抵制。儘管華國鋒主持召開一系列“打招呼會”, “四人幫”又施加各種壓力，廣大幹部和羣衆更加看清了“四人幫”禍國殃民的面目。在人民羣衆對“四人幫”一夥的憤恨越來越強烈時，《文匯報》在3月製造的兩起影射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事件，激起了羣衆更大的憤怒。人們心中長期積聚又迅速發展起來的對“**”的懷疑、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擁護以及對“四人幫”的憎惡，於1976年三四月間，通過以天安門事件爲代表的全國範圍的羣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集中地迸發出來。這個全國性的羣衆抗議運動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當時，它雖然被定爲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但是爲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強大的羣衆基礎。
9月9日，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這使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爲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消除黨和國家身上的這個癰疽。經過他同葉劍英、李先念以及汪東興反覆研究，決定對“四人幫”進行斷然處置。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果斷採取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這一舉動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爲黨的歷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創造了前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