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調整
在“大躍進”導致的嚴重挫折面前，全黨和中央逐步清醒起來，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1年1月，黨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表明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轉變，表明“大躍進”的方針實際已經停止，國民經濟轉入調整的軌道。
政策的調整首先從農村開始。還在八屆九中全會前，1960年11月，黨中央就發出了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努力來糾正“共產”風，重申徹底清理“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實行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使1961年成爲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會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到地方搞調查研究。各地方和各部門的負責人也紛紛下去搞調查。針對調查中反映出來的最突出的平均主義問題，黨中央先後於1961年3月和5月在廣州和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規定，人民公社各級規模不宜過大，以避免在分配上將經濟水平不同的社隊拉平。黨中央將“農業六十條”發給全體農村社員討論，得到廣大基層幹部和社員羣衆的熱烈擁護。討論中社員羣衆也提出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給制以及基本覈算單位問題，普遍要求取消食堂和供給制，並以生產隊爲基本覈算單位。黨中央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羣衆要求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明確將生產隊作爲人民公社的基本覈算單位。“農業六十條”雖然維護了人民公社的框架，但是糾正了公社化以來農村實際工作中的若干突出的錯誤，解決了當時羣衆意見最大最緊迫的問題，對於重新調動農民羣衆的積極性、恢復農業生產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時糧食供應緊張是城鄉經濟生活中最爲突出的矛盾。黨中央採取壓縮城鎮人口、減少城鎮糧食銷量的緊急措施，動員城鎮人員到農村安置。廣大幹部、職工和城鎮居民顧全大局，體諒國家困難，聽從政府安排，紛紛返鄉或下鄉。到年底，職工比年初減少820萬，城鎮人口減少1000萬左右。
八屆九中全會後，黨中央還對工業進行調整。起初，工業的調整成效不大。1961年八九月間，黨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國家計委根據這個精神，對1961年的計劃指標作了較大的調整。工業調整不僅在計劃指標方面，而且在企業秩序方面。針對“大躍進”給企業管理帶來的許多混亂現象，黨中央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文件不僅恢復了在“大躍進”中被廢弛和搞亂了的企業規章制度，而且建立健全了一些以前不曾建立的制度。“工業七十條”的貫徹執行，使企業出現一些新氣象。廣大幹部和職工反映，原先感到企業問題很多，腦子很亂，千頭萬緒，“七十條”理出頭緒來了。
同經濟工作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個領域也開始進行調整。這方面的調整是從制定科學、教育、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着手的。1961年到1962年春，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有關部門分別制定出“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條例。這些條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肯定成績，又着重指出近三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其中一箇中心問題是調整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指出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和粗暴現象必須引起高度關注，對反右派以後進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批判錯了的要進行甄別，分清是非，糾正錯誤。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貫徹落實科學和文化工作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強調在科學研究、文藝創作上要允許自由探討、自由競賽，不能用政治鬥爭的方法，更不能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去處理人民內部在學術、藝術上的不同觀點。這些條例還針對科學、教育、文化部門生
產勞動過多、社會活動過多和瞎指揮、浮誇風的問題，規定必須保證科研工作的穩定性，學校以教學爲主，文藝爲政治服務不能理解得過於狹窄。這些條例的貫徹執行，使黨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得到緩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復，大多數知識分子心情較爲舒暢，工作熱情重新煥發出來。
經過一年多的調整，三年“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開始有了轉變。但是整個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面對這種形勢，黨內外在思想認識上存在種種疑問和不同看法。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有七千餘人，通常稱“七千人大會”。召開這次會議，目的在於進一步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和提高全黨的認識，增強團結，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爲戰勝嚴重困難而奮鬥。
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和講話，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近幾年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劉少奇特別指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從全國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錯誤還不止是三個指頭，也可能是七個指頭。由於工作中的錯誤，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關於“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繼續爲“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在會上講了話。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羣衆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他還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今後要下苦功夫調查它，研究它，在實踐中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講話，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作了自我批評。
中央領導人帶頭認真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帶頭對幾年來發生的問題作自我批評，使與會者解除了不少顧慮，勇於當面提出批評意見。一些省的分組討論中，與會者面對面地向省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暢所欲言，直抒己見；而不少被批評者也坦誠接受，懇切道歉，真誠作自我批評，一時間洋溢着幾年來少見的寬鬆氣氛。
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會議發揚黨內民主，實質上是黨內關係的一次調整。大會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實際上是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黨所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會議對待缺點和錯誤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的心情比較舒暢，增強了全黨團結奮鬥、戰勝困難的信心。
當然，那時還沒有改變從原則上肯定“三面紅旗”這個前提。在對形勢的估計和困難原因的分析上，黨內也還存在分歧。有人認爲劉少奇報告草稿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講缺點過多，也不同意說工作中的錯誤是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這樣，提交給大會討論的報告修改稿在一些問題上就不能不有所妥協。這也說明，當時不可能從指導思想上認真清理“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林彪在大會上也作了發言。他別出心裁地說，三年以來，我們在物質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這個方面將要發揮很大的作用。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幾年發生錯誤和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擾”了他的緣故。林彪離開實事求是的原則，用個人崇拜的精神來總結經驗教訓，與大會的氣氛很不協調。但會後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卻表示讚賞。此類的事情說明在中央領導層也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的民主空氣，民主集中制仍然很難充分執行，思想上政策上還隱藏着和醞釀着一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
七千人大會後，經濟的調整和政治關係的調
整都有新的進展，在某些方面還從上到下進行了大膽探索。
七千人大會估計，經濟上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會後黨中央首先從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方面發現對困難仍然估計不足。1962年2月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兩次召開擴大會議，認爲現在處於“非常時期”，如不採取果斷措施，國民經濟將進一步惡化。陳雲講了系統的意見，主張國民經濟安排一個恢復階段，從1960年算起大約要五年。他提出恢復階段的任務是克服困難，恢復農業，恢復工業，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還要大規模減少城市人口，爭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陳雲的意見得到贊同。黨中央正視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形勢，制定了大幅度調整的措施：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鎮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物力、財力、人力各方面支援農業；加強財政管理，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抑制通貨膨脹。
在實行調整的歲月裡，雖然面臨嚴重困難，但是領袖和人民、幹部與羣衆休慼與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以身作則，節衣縮食，黨和政府的廣大幹部及廣大黨員與人民羣衆不畏困難，表現出高昂的精神狀態，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調整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明顯成效。首先是農業生產開始回升，糧食總產量和農業總產值均比上年增加，結束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是當年財政收支平衡，並有結餘，結束了連續四年赤字的狀況。市場商品供應方面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開始略有上升。
隨着國民經濟調整的深入，黨對知識分子政策作了進一步調整。1962年二三月間，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周恩來毅然從實質上恢復了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黨對我國知識分子狀況所作的基本估計，肯定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陳毅講話宣佈給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隨後周恩來又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這一論斷。這一報告是經黨中央批准的。廣大知識分子感到心情更加舒暢。
在政治關係的調整方面，黨中央還對近幾年來在統一戰線工作、僑務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左”傾錯誤進行了檢查，對在政治運動當中受到傷害的黨外人士進行了甄別平反，並接續1959年就已開始的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到1962年大部分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都已摘去帽子。黨中央還對黨內的政治關係進行了調整。七千人大會後，黨中央加快對幾年來在“反右傾”運動中受過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對全國縣以下的幹部來一個一攬子解決，對過去搞錯了的幹部統統平反，除個別有嚴重問題外，都不留“尾巴”。到1962年8月，全國有600多萬黨員、幹部和羣衆得到平反。
在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人民羣衆自身也尋找多種途徑渡過難關。其中最爲突出的是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出現和推行。1961年，安徽省委主張對這種責任制加以支持和引導，在保證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和生產計劃等幾個“統一”的條件下，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制度。除了安徽以外，甘肅、浙江、四川、廣西、福建、貴州、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也都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凡是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地方，效果大都較好，很受基層幹部和羣衆擁護。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經過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也都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並準備在中央領導層進行研究。
1961年和1962年的調整，實質上是糾正“大躍進”以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一些重大的“左”傾錯誤。這兩年黨對經濟和社會調整的思想認識、政策主張及其實踐，實際上接續了黨的八大前後的探索和“大躍進”期間一度糾“左”的探索，並且在理論和思想認識上有所前進，對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積累了新的可貴的經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