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被列強武力打開大門之前，與中國政府沒有正式外交來往。中美關係的發端是與中國被迫開放聯繫在一起的。正是在中國被迫開放的過程中，世界上最年輕的大國與最古老的大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然而，列強對近代中國開放的影響，是與其實力地位呈正比的。作爲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大國，隨着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加重，美國影響近代中國開放的能力不斷提升。
一、追隨歐洲列強迫使中國開放
在列強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過程中，英國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法國和俄國成爲主要的侵略者。由於國內國際條件的制約，美國在武力迫使中國開放的過程中扮演了幫兇和協助者的角色，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配合歐洲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1.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
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最終迫使中國把國門打開了一條縫隙。在戰爭的醞釀和實施過程中，雖然英國政府有意邀請美國政府聯合出兵，美國在中國廣東的商人以及國內部分資產階級政客也爲英國武力侵華吶喊助威，甚至要求政府出兵協助英國武力征華，但是美國政府並不是直接協助英國武力侵華，而是派遣其東印度艦隊侵入中國海疆，密切關注戰爭進展，伺機獲取侵略利益。在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清政府允諾開放五口通商後，美國國會和政府便迅速採取了行動。1843年3月3日，國會通過決議，授權總統建立中美商務關係。
1844年2月，泰勒總統的專使顧盛率軍艦抵達澳門，致書中國政府要求訂約通商。由於清政府不願按照美國政府的要求訂約，顧盛便採取武力威脅，先後致信兩廣總督程矞採：“我們只有把這種行徑，看作中國企圖再與一個大國戰爭的證據，除了原定繞好望角來華的美國艦隊正在途中外，構成太平洋艦隊的炮艦，也已受命前來中國”。在顧盛的戰爭恫嚇下，剛剛被英國侵略軍嚇破了膽的清政府屈從美國侵略者的意志，於1844年7月與美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望廈條約》。條約不僅根據所謂“利益均沾”原則爲美國獲取了中英條約除戰費賠償、割地以外的全部特權，而且爲列強攫取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和治外法權等一系列新特權。值得指出的是，條約首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利益均沾”原則，“爲列強在後來瓜分中國大開方便之門”。同時，條約還載入了12年後修約的條款：“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這就爲此後列強進一步勒索中國提供了依據。這樣，美國利用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一方面迫使清政府將國門開得更大；另一方面與中國清政府建立了不平等的外交關係，從而實現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大國與最古老的大國之間的正式交往。
2.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
中國的國門被武力撬開以後，英法美殖民者不滿足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奪得的侵略利益，不滿足於中國僅僅開放幾個口岸通商，伺機進一步向中國政府勒索，以徹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此，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起義以後，英法美殖民者便利用中國陷入大規模內戰之機，以中美《望廈條約》中“不無稍有變通”之規定爲依據，發起了一場全面的修約活動，繼而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4年4月，英國公使包令利用五口通商章程中“一體均沾”的條款，以《望廈條約》中12年爲依據，向兩廣總督、清政府負責籌辦夷務的欽差大臣葉名琛提出修約要求。6月，美國專使麥蓮向兩江總督怡良提出修約要求。麥蓮訛詐怡良道：“美國政府有可能承認太平天國政權，除非清政府同意修約，滿足開放長江口岸，開放內地貿易，傳教自由，外國使節進駐北京等要求。”當然，英美法的修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於是，三國代表決定拒絕與葉名琛談判，於是年10月乘軍艦北抵大沽。清政府擔心三國支持太平軍與朝廷做對，便對其修約要求做出了微小讓步，派直隸總督桂良前往天津交涉。但是，對於侵略者來說，這些讓步完全不能滿足其侵略胃口，武力侵華成爲三國代表的共識。然而，當時歐洲局勢雲譎波詭，英法兩國正在克里米亞半島與沙俄鏖戰，無力在東亞另闢戰場；美國不僅國內對於武力侵華意見不一，而且自身實力難以單獨對華開戰。因此，以英國爲首的修約活動無果而終。
1856年，《望廈條約》簽訂12年屆滿，美國政府要求全面修訂條約，從而展開了以美國爲首的新一輪修約活動。新任美國專使伯駕在英法支持下向葉名琛提出了全面修約的要求：准許公使入駐北京；無限制擴大通商範圍；廢止一切對美國人在華活動自由的限制。對於三國新一輪修約要求，清政府依然故我，繼續採取所謂的“羈縻”戰略。然而，此時的國際形勢並不有利於中國。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英法打敗了沙俄，有力量發起對中國的新一輪遠征。同時，沙俄戰敗後，重新將侵略目光轉向遠東地區，準備與英法美侵略者協同行動，以瓜分侵華戰果。
在美國提出的修約要求沒有獲得滿足後，1856年10月，英法聯軍悍然發動新的侵華戰爭。對於英法這場極端不正義的戰爭，雖然美國沒有直接出兵參與其中，但是它不僅自始就一直與英法侵略者一起謀劃戰爭，而且與俄國一道配合英法侵略軍的軍事行動，對清政府施以武力威脅。1858年4月，美國公使列威廉與英法俄三國公使率領軍艦兵陳大沽口示威。5月20日，英法聯軍進攻大沽炮臺，美國艦船也夥同俄國駛入白河助威。6月18日，在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時，美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通過條約，美國以狡詐伎倆不僅騙得了清政府的友誼和信任，而且獲得了其他國家已經獲得及將來可能獲得的不平等利益。條約規定：中美和平友好，“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爲調處，以示友誼關切”，“嗣後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國”，“亦當準合衆國民人一體均沾，一若在本國條約內，曾經訂明一般”。這爲美國後來以調停爲藉口幫助歐亞列強從中國獲取不平等利益提供了便利，爲美國誘導中國走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條件。其他侵略者也分別與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除要求增開漢口、九江、鎮江、牛莊、登州、臺南、淡水等通商口岸外，還提出了賠償兵費、內江通商、內地遊行以及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等侵略條款。中國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擴大了。
3.美國公使進駐北京
在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後，雙方又圍繞換約地點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並最終再起兵端。清廷擔心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對其統治造成威脅，認爲此舉有礙國體，極力要求取消該款並阻止外國公使進京換約。咸豐皇帝說道：“駐京一節，爲患最巨，斷難允行。至進京換約，如能盡力阻止，更爲妥善。”但是，在清政府付出巨大代價勉強換得取消公使駐京條款後，雙方最終還是因爲進京換約問題發生了戰爭。1859年6月，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先後趕到上海，與先期到達的美國公使華約翰一起，準備前往北京互換《天津條約》的批准書。英法公使不顧清政府的反覆要求和勸告，企圖武力打開前往北京換約的道路，遭到大沽守軍的頑強抵抗和沉重打擊。美國再次扮演了幫兇角色，華約翰隨同普魯斯、布爾布隆到達大沽，爲英法侵略軍助威出力。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他批准達底拿乘快艇衝向英軍危急存亡之地呼喊“血濃於水”，號召士兵緊急救援英軍。雖然達底拿的舵手被炮彈打掉腦袋，快艇被炸得粉碎，但他還是將自己的水兵留在英艦上代爲英軍施放槍炮。英法艦隊敗走後，華約翰又裝出友善的面孔，乘民船從北塘登陸進京，並與恆福互換了中美《天津條約》。
英法戰敗後決定再次發動侵華戰爭。此時，美國已經處於南北戰爭前夕，根本無暇顧及遠東戰事。同時，美國深知，根據既有不平等條約，美國即使不參加侵華活動也會取得英法聯軍同等的不平等利益。因此，美國公使華約翰在英法聯軍開始侵華軍事行動後返回了美國。不久，中國再次戰敗，清政府被迫與英法俄分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根據“利益均沾”原則和《天津條約》，美國分享了清政府在《北京條約》中施及英法俄等國的相關“惠政恩典”。1861年6月，美國新任總統林肯任命蒲安臣爲新一任美國駐華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抵達北京，成爲首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一。
外國公使進駐北京，清政府“天朝大國”的尊嚴掃地。爲了處理外交事務，1861年1月，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及通商等事務。至此，清政府中央政權機構發生了適應近代開放的重大變化，中國成了一個向西方列強開放的國家。
二、與歐亞列強合作推進中國開放
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之時，對既有的國際規則非常陌生，爲使中國忠實履行不平等條約，列強決定繼續改造其內政與外交，以將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此過程中，美國扮演了積極的合作者角色。
1.美國提出合作政策
蒲安臣新任美國駐華公使之際，美國正陷於南北戰爭之中，無力與列強競逐在華侵略利益，因而採取了與英法合作維持中國開放狀態、維護美國既得利益的政策，即協商與合作政策。1862年3月6日，美國國務卿西沃德訓令蒲安臣，要他在對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同英法等列強合作，以維護美國在華利益，進一步擴大美國在華的各項特權。
爲了維護美國在華條約利益，蒲安臣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措施。1862年，法國駐上海領事要求在寧波建立一個租界，引起了蒲安臣的不安和抗議，並提出“不割讓主義”予以阻止，以確保中國各通商口岸對美國開放。蒲安臣述說其理由道：“任何中國土地的讓與，就是縮小了美國的條約權利。依據條約，美國在所有條約商埠內，有權自由買賣及居住。故讓與任何一部分土地爲一國租界地，必然妨礙美僑享有之自由買賣及居住的權利。”此後，蒲安臣又秉承西沃德的意旨對“不割讓主義”進行了補充完善，從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合作政策的具體內容。根據1864年6月15日蒲安臣致美國上海總領事的信，合作政策之主要內容爲：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我們的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在純粹的行政方面，並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支持在外國人管理下的那個海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在致函該總領事前，蒲安臣還將該信致送英法俄三國公使，並獲得了他們的一致贊同。
可見，“合作”包括兩個方面，即列強與清廷合作、列強之間合作。在與清廷的合作方面就是支持清政府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在列強之間的合作方面主要是各國聯合向清政府施壓，迫使清政府成爲列強的忠實奴僕，切實履行不平等條約，同時相互抑制彼此對中國領土的獨佔和瓜分，維護各自的條約利益，當然首先是維護美國的條約利益。對此，各國雖然心存異志，但是爲了迫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爲了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它們之間的相互合作還是暫時得以實現，從而維持了中國領土的完整和開放狀態。
2.聯合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在“合作政策”指導下，美國首先夥同其他侵略者幫助清政府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穩定了清廷統治。祺祥政變後，清政府決定藉助列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62年初，英法領事在上海與上海道吳煦會商上海防務，成立“中外會防局”，並派遣英法軍隊夥同俄軍對太平軍展開了軍事攻勢。美國流氓華爾也率領洋槍隊加入其中，給太平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蒲安臣不僅在太平軍進軍上海時致信西沃德，要求向上海派遣艦隊以保護美國人的安全，而且拒絕給予幫助太平軍的美國人以“外交保護”，將一度加入太平軍的美國人白齊文交由清政府處理。正是在列強與清政府的合作下，在列強之間的相互合作下，太平軍起義被聯合鎮壓下去了。
3.誘導中國遵守國際秩序
作爲資本主義國際秩序的新來者，中國對列強主導的國際規則知之甚少，難以滿足列強維護其
對華侵略、掠奪和剝削秩序之需要。因此，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後，首要任務就是誘導清政府接受國際規則，使之忠實履行不平等條約。誠如馬士所言，“這些代表們並沒有忽視他們的首要責任——要約束中國人適當地履行條約條款，並且要保護交託給他們的那些國家利益；不過他們也認爲他們還有責任去教導在嶄新的國際關係中並無經驗的那些中華帝國大臣，並且給以意思誠懇而且實際爲了中國最大利益的勸告。”爲此，總稅務司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了自撰的《局外旁觀論》，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通過駐華公使阿禮國提交了其所撰寫的《新議略論》，以威脅的方式訓導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並聽從英國建議。在赫德、威妥瑪以殖民嘴臉威脅清政府守約的時候，美國公使蒲安臣則向總理衙門送上了一冊《萬國公法》，誘導中國遵守不平等條約、接受列強主導的國際規則。該書有助於中國正確認識當時的國際社會，有利於中國維護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奕■等人的重視並被准予刊行。這也表明以奕■爲代表的清廷官員思想觀念的改變，正由中國中心觀轉向世界中心觀，由封閉轉向開放。
4.蒲安臣使團出訪美歐
中國被列強武力打開國門後，統治者的思想仍然處於保守、封閉和落後狀態。在接納外國公使進駐北京時，清政府並沒有及時對等地向對方派出使節。這種狀況妨礙了列強強迫中國履行不平等條約，不利於推進中國開放。因此，列強多次要求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使節。對此，美國也有非常強烈的要求。1865年12月15日，西沃德訓令蒲安臣道：“本國政府甚願接待中國皇帝派來一個與你職位相等的外交代表”，“如果他們接受這一建議，美國大總統將感覺莫大的欣慰”，“由於中國人民僑居美國，特別是僑居加利福尼亞州的，非常衆多，他們尤其有遣使來此的必要”。
然而，隨着開放的擴大和深入，清政府內部中央和地方大員中要求遣使歐美的願望也日益強烈，但苦於出使人才缺乏。1867年11月，深得清政府好感的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屆滿。在赫德幫助下，他獲得了清政府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職位。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志剛、孫家谷率中國第一個赴歐美正式外交代表團從上海出發，首站便是蒲安臣的祖國。在美國，蒲安臣秘密聽取了美國國務卿西沃德的訓令，並僭越職權與之簽訂了完全由西沃德起草的“蒲安臣條約”。使團在美國活動了3個多月才啓程前往英國，此後遍歷英法普俄等10國，於1870年10月回到上海。蒲安臣在出使過程中確實做出過一些有違清政府初衷、損害中國利益的事，但是使團遍歷歐美11國也使中國人對世界的瞭解更加客觀、更加全面了。毫無疑問，這對中國人改變觀念、革新開放、自強求富是有所裨益的。
5.幫助其他歐亞國家侵華
在英法美俄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鼓舞下，在不平等條約利益的吸引下，歐洲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紛紛向中國謀取條約利益，亞洲個別走上殖民主義道路的國家也武力迫使中國給予其歐美國家所享有的不平等條約利益。從1861年到1869年，先後有普魯士、葡萄牙、荷蘭、丹麥、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等與中國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獲得了英美法俄四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獲得的特權。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索取條約利權的過程中，美國與歐洲強國合作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丹麥公使窪地瑪·拉斯勒福來華索約時得到了英美兩國公使以及赫德的極大幫助。誠如馬士所言，丹麥公使窪地瑪·拉斯勒福大佐從外交團的合作政策中獲得很大的援助。他曾經對於他所處的被排斥在天津的地位表示不滿，貿然前往北京，使恭親王頗爲不快；但是這樁事爲蒲安臣和卜魯士的友誼調處所解決了，因爲拉斯勒福本人曾經分別由這兩位公使的本國政府介紹給他們的，因此，拉斯勒福大佐對於“熱誠地一齊支持他的各外國使團”和“中國人託付安排新條款工作的那位海關裡的赫德先生”所給他的協助深表感謝。
英美兩國還多次爲日本謀取侵華利益。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確立了脫亞入歐的政策，迅速走上了侵略中國的殖民道路，得到了歐美強國的大力支持。在日本侵略臺灣、吞併琉球、侵略朝鮮的戰爭以及甲午戰爭中，美國都曾從軍事上或外交上給予大力援助。英國也在甲午戰爭中從軍事和外交上大力支持日本，利用日本侵華來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以拓展自己的侵略利益。
6.聯合鎮壓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在運動過程中，義和團沉重地打擊了列強的侵略氣焰，也出現了一些有違基本國際慣例的情況，引起了列強的仇視和嫉恨。以慈禧爲首的清統治者不僅難以滿足列強鎮壓義和團的要求，而且利用義和團打擊侵略者以泄私憤。在此情況下，各國在拋棄合作、各自爲政20來年後，再次進行了合作。1900年4月，美英法德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兩個月內將義和團鎮壓下去，否則將代爲剿平。6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奧八國聯軍2000多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犯，開始屠殺中國人民。清政府在利用義和團運動一段時間後，再次“借師助剿”。這樣，在列強之間相互合作下，在列強與清政府的合作下，義和團運動最終失敗。1901年，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除了鉅額賠款、列強軍事控制京津地區、在東交民巷設立使館區、鎮壓反帝運動以及簽訂新商約外，條約特別規定將總理衙門改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這樣，列強通過對清政府中樞機構的進一步改革，強化了中國對列強被動開放的狀態。
三、敦促歐亞列強維持中國開放
強盜聯盟，貌合神離。由於各國對華心存異志，合作政策很快被列強瓜分中國的圖謀葬送了。各國在中國掀起了強租港灣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然而，從美國當時所處的內外環境來看，中國此時被歐亞列強瓜分對其顯然是沒有好處的，因爲它自己難以分得一杯羹。因此，美國極力敦促列強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確保中國全境對美國開放，維護美國的條約利益。
1.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
正當列強在中國強租港灣和劃分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與西班牙的矛盾不斷激化並最終爆發了美西戰爭。美國無暇與其他列強競逐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當它打敗西班牙後將目光重新轉向中國時，除了直隸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沒有在其他國家的勢力範圍之內了。同時，在南北戰爭後，美國進入了鍍金時代，生產迅速發展，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到19世紀末，美國成爲名副其實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然而，美國的軍事力量，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都落在英、德、俄、法等國家後面，特別是美軍的遠洋投放能力不足。因此，美國打算揚長避短，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來與列強競逐在中國的利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1899年9月到11月，海約翰訓令美國駐英、俄、德、法、意、日六國公使向駐在國政府遞交了一份內容一致的照會：在中國任何所謂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內的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對於上述利益範圍內（除自由港外）一切口岸裝卸的一切貨物，無論屬於何國，均適用中國現行的關稅率，其稅款應由中國政府徵收；任何這樣“範圍”內的任何口岸，對進出港的他國船舶不得課以高於本國船舶的港務費；任何此種“範圍”內所敷設、管理或經營的鐵路運輸他國人民的貨物通過此種“範圍”，運費不得高於本國人民同樣距離所運輸的同類貨物。這就是所謂的“門戶開放”照會。對於美國這個“門戶開放”照會，各國反應不一，言辭閃爍。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的意大利欣然贊同，迫切希望獲得美國支持的日本表示同意，英、法、德基本上表示肯定，俄國表示除了遼東半島外贊同在中國一切港埠實行門戶開放，實際上拒絕了門戶開放政策。但是，海約翰還是以此宣佈各國都已經明確表示接受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原則。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爲了防止列強利用幫助鎮壓義和團的機會瓜分中國，1900年7月3日，海約翰再次向各國發出照會，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值此中國情勢危急之際，美國宜在目前環境許可之範圍內闡明態度”，“美國政府的政策乃是尋求一種解決辦法，使中國獲得永久安全與和平，保全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維護各友邦受條約與國際法所保障的一切權利，並保護全世界在中華帝國境內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隨着第二次“門戶開放”照會的發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對華政策已經定型。此後，美國在處理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時，門戶開放政策成了一個基本準則，影響深遠。毫無疑問，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爲了維護美國在華條約利益，但在客觀上也有利於抑制中國免於被列強瓜分，特別是被日本所獨佔。
值得指出的是，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可以看作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擺脫繼續追隨英國、拒絕繼續做英國的“狗腿子”、宣示美國強國地位的一個重大外交政策行動。1880年，美國國務卿威廉·埃瓦茨明確告訴安吉立：“我們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對華’政策，不應單純地依附英國。”事實上，“門戶開放”不是美國獨創的一個全新概念，“門戶開放主義——這個主義如此陳舊，因而英國議會在1898年提到它時說：‘這個著名的用語一再地被重複引用，令人厭煩得幾乎作嘔’”。同時，1898年3月，英國政府還向美國總統建議共同維護中國開放。英國政府在指出了其他強國可能吞併中國領土的一些地區或建立租借地的危險後詢問美國：“他們是否能指望同美國合作來一起反對外國的這類行動，美國是否準備在一旦發生意外事故時同英國一起反對這類措施。”由於此時離美西戰爭爆發僅有大約一個月，所以美國以戰爭爲由沒有做出積極迴應。1899年，美國以同樣的藉口再次拒絕了英國的提議。顯然，正如海約翰的遠東政策顧問柔克義指出的，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政府並沒有採納英國的政策。如果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與英國宣佈的政策偶然相似，這只是一個幸運的一致而已。
2.門戶開放政策的維護
對於門戶開放政策，列強並不想真心接受，美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維護門戶開放政策的決心與打算。誠如海約翰所言，“我們不想採取任何可能與其他國家爲敵的示威行動來實現我們在中國的意圖。”這就決定了各國維護門戶開放政策的力度，也決定了美國維護門戶開放政策的行動。
第一，以武力摧毀俄國對東北的獨佔。早在美國第一次提出門戶開放照會時，俄國就將遼東半島作爲例外項勉強接受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俄國又利用清政府困於內亂的時機對中國東北地區大舉入侵，妄圖將中國東三省變爲俄國的獨佔殖民地。1900年11月，俄軍司令武力脅迫清盛京將軍簽訂了《奉天交地暫且條約》，實際上獨佔了中國東北地區。顯然，這是與門戶開放政策相違背的，影響了其他列強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因此，在其他列強的阻止下，清政府不僅沒有與俄國簽訂出賣此地區的正式條約，而且於1902年簽署了《交收東三省條約》，俄國表示分三個階段從中國東北撤軍。然而，在完成第一階段撤軍後，俄國不僅違約不肯撤兵，而且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些排他性要求，從而與其他侵略者產生了嚴重衝突，英國和美國便支持日本以武力摧毀俄國獨佔中國東北的圖謀。
1904年2月7日夜，日本不宣而戰發動對俄軍的進攻。日本打着門戶開放的幌子，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大力支持。戰前，英國就與日本簽訂了同盟條約。在得到日俄開戰的消息後，美國總統羅斯福異常高興，認爲日本是在爲美國打仗，還警告德法不要重演三國干涉還遼的鬧劇，否則他將迅速站到日本一邊。戰爭期間，美國還向日本提供了鉅額的財力物力支持，僅對日低息貸款一項就高達4.5億美元。在英美兩國支持下，日本打敗了俄國，從而以武力改變了俄國獨佔中國東北的局面。
第二，以妥協誘使日本遵守門戶開放。日本侵略東北後，採取了比俄國更加封閉的政策，嚴格限制美國的商業和貿易活動，反對美國在東北修建鐵路和投資，而且妄圖獨霸全中國。對此，美國採取妥協退讓方式誘使日本遵守門戶開放。1908年，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和美國國務卿羅脫
簽署協定，兩國同意用和平手段維持中國之獨立及領土完整及該國內列強工商業之機會均等主義。但是，這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日美矛盾，日本拒絕了美國國務卿諾克斯的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而且，美國的妥協還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這是一個滅亡中國的計劃，充分表露了日本獨霸中國的野心，對門戶開放政策構成了根本威脅。對此，美國雖然對部分內容提出了抗議，但是總體上還是採取了妥協退讓政策。它勸袁世凱接受日本的有關侵略要求，並以對中日兩國分送一份內容相同的“不承認”照會了事。美國國務卿布賴恩甚至說：“日本不應該要求太多，中國也不應該讓與太少。”然而，不斷退讓換得的只是步步進逼。爲緩和兩國在侵華問題上的矛盾，日美再次展開談判。1917年，美國國務卿蘭辛與日本前外相石井交換關於中國的換文，日本表示尊重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美國承認日本基於“領土接近”在中國產生的“特殊利益”。這是美國對日本的又一重大讓步。
第三，以國際公法維護門戶開放原則。1921年底，美國發起召開關於遠東和太平洋問題的華盛頓會議。中國問題是會議的重要議題。經過3個月的討論，與會9國簽訂了《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規定：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施用各種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這樣，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就被以多邊國際條約的形式肯定下來，成了國際法的一項具體內容。這爲維持中國開放提供了法律依據，無疑有利於維護門戶開放原則。正如美國國務卿休斯所言，“我們認爲，由於有了這個公約，‘門戶開放’纔在中國終於成爲現實。”但是，公約是軟弱無力的。它不僅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保證，而且對日本在滿蒙、英國在西藏的利益加以了肯定。“按照美國代表、公約起草人伊萊休·魯特的解釋，這些原則是用來維持‘現狀’，而不是改變它。”
第四，以抗議反對日本破壞門戶開放。20世紀30年代，日本不斷髮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恣意侵犯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挑戰九國公約。對此，英、美、法等國對日本採取縱容政策，僅以軟弱無力的抗議反對日本破壞門戶開放，英法控制下的國聯也不分是非將中日同等對待。九一八事變後，針對國務卿史汀生的制裁建議，美國總統胡佛認爲美國犯不着去摸老虎屁股，建議史汀生撿起1915年布賴恩的“不承認”政策。1932年1月，史汀生向中日兩國發出內容相同的“不承認”照會，重申美國在中國推行門戶開放原則，不承認任何損害門戶開放政策的新情況。國務院甚至聲明，“美國根本不想幹涉日本在滿洲的以條約爲根據的合法權益”，“不想幹涉日本對任何事件的解決，只要這些事件不損害合衆國的利益”。日軍進攻上海後，英美再次向日本發出抗議聲明，甚至向上海增加軍事力量。但是，這只是一種姿態。在英美法意促使下，中日停戰協定接受了日軍駐留上海的事實。顯然，這樣的抗議只會縱容日本擴大侵略。此後，在日本成立僞“滿洲國”、發動盧溝橋事變等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和行政獨立的重大事變中，美英等國仍然採取這種軟弱抗議的形式，沒有也沒打算採取任何實質性步驟制約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籌劃遠東“慕尼黑陰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這種軟弱狀況才得以改變。
四、排斥歐亞列強左右中國開放
美國成爲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後，爲了取得與自己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不僅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增強了陸軍的實戰能力，而且通過華盛頓會議確定了與英國平起平坐的海上強國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的國際地位更加突出。作爲資本主義世界的“準霸主”，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發言權與其在世界其他問題上的發言權迅速上升。美國基本上擺脫了歐亞列強的羈絆，左右了中國開放的進程。這在一定意義上爲美國獨霸中國，變門戶開放爲對美開放提供了前提。
1.力主中國以強國身份加入國際機制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主要大國均捲入了大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時機成熟。1942年1月1日，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在安排簽署順序時，美國有意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將中國的位置安排在前面。“在赫爾和羅斯福討論簽字國的排列順序時，總統認爲中國和蘇聯不應當列入按字母排列的國家的名單之中，而應當與美國和英國一起領銜簽署，而且在美國的最初稿本中，中國緊跟美國之後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後來的第四位。”這既是對中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肯定，更是對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地位的肯定。但是，歐洲老牌大國不顧客觀事實的鉅變，繼續以殖民主義眼光看待中國，企圖將中國置於低人一等的位置。羅斯福力主中國以強國身份加入戰時國際機制，從而爲中國以平等地位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
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召開，通過了一項涉及戰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普遍安全宣言》。雖然中國外長沒有參加會議，但是美國認爲中國應該作爲簽字國之一簽署該宣言。國務卿赫爾說道：“中國已經在世界範圍內作爲四大國之一進行戰爭。對中國來說，現在如果俄國、大不列顛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它拋到一邊，那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反響。”但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最後，“赫爾不惜以減少‘租借’援助爲威脅，促使蘇聯同意中國也加入到宣言的簽字國之列”。顯然，這爲中國日後成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奠定了基礎。
1943年11月22至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召開會議。這是戰時中國首腦參加的唯一一次大國首腦會議。會上，羅斯福向蔣介石保證，支持中國作爲四強之一參加戰後國際組織。“中國應取得它作爲四強之一的地位，並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四強小組機構並參加制訂該機構的一切決定”，“在戰後對日軍事佔領的問題上，中國應擔任主要角色”。事實上，撇開美國的這種保證不談，首腦會議本身就是對中國大國地位的一種肯定。正因如此，蘇聯拒絕中國參加首腦會議。羅斯福原本打算將擬議中的美英蘇三國德黑蘭首腦會議擴大成四大國首腦會議，邀請蔣介石參加。但是，斯大林表示，除了蘇美英三國之外，所有其他盟國的代表必須“絕對地被排除在外”。正是在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羅斯福邀請丘吉爾一道在美英蘇首腦會議之前召開美英中首腦會議。然而，丘吉爾也非常反對美國將中國的地位擡得太高。
1943年11月27日，羅斯福、丘吉爾在結束開羅會議後立即飛赴德黑蘭參加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會議除了討論對德作戰的戰略問題外，還就戰後國際組織、德國處置、波蘭疆界、遠東問題等進行了討論。在討論戰後國際組織問題時，羅斯福再次提出自己的“四警察”設想，支持中國作爲四大國之一參與戰後世界性國際組織的建設。但是，斯大林和丘吉爾反對建立世界性組織，尤其反對“四大警察”的提議。“當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討論四大警察的構想時，斯大林就提出了一個合理的問題：如果中國試圖出面解決歐洲的爭端，歐洲人將如何反應？他又說道，在他看來，中國沒有強大到足以擔負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議創立一個地區委員會來代替，以維持和平。”但是，羅斯福拒絕了他的建議，“他認定他在德黑蘭會議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四大警察的共識。”最後，在羅斯福堅持下，會議按照他的意見通過了相關決議。
1944年7月，美國發起在華盛頓召開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討論和擬訂新的國際組織的章程。在這個籌建戰後國際組織、安排戰後世界和平的關鍵時刻，“蘇聯以自己未參加對日作戰爲理由，反對中國參加會議”。爲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不得不將會議分成兩個階段，從而保證了中國參加這一歷史性會議。這進一步奠定了中國成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基礎，基本確立了中國在戰後國際舞臺上的大國地位。
當然，美國力挺中國參加戰時國際機制是從其自身利益出發的，是爲了拉攏中國作爲自己戰後稱霸世界的小夥伴和戰略盟友。但是，其客觀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環視當前國際形勢，美國戰時力挺中國的意義對於中國走向世界更是不言而喻。
2.改變中國開放的空間方位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長期引發美國人的遐想。立國以來，美國一直尋求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影響。正如亨利·洛奇所言，“整個歐洲都在中國擴張，如果我們不在東方建立自己的地位的話，那麼，未來可以給我們帶來財富的巨大貿易，以及有希望找到對我們至關重要的新市場的廣大地區，都會實際上對我們永遠關閉。”但是，由於力量相對弱小，美國一直未圓自己的中國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隨着歐洲和中國對美國需求的增加，歷史的機遇似乎降臨到了美國頭上。
就當時的中國局勢而言，在大戰作用下，真正對中國有影響的只有四個國家：日本、美國、蘇聯和英國。日本是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員，失敗是歷史的必然，其對中國的影響將隨着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結束。英國是打開近代中國大門的急先鋒。隨着近代中國的逐漸開放，英國以侵略手段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條約利益。1943年1月，國民政府與英美兩國分別簽署了取消兩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的條約，除了香港問題被擱置外，英國在華的條約利益從法律上被廢止。雖然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要求英國歸還香港的提議遭到了丘吉爾的斷然拒絕，但是英國在中國的勢力顯然已經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大的威脅。在美國看來，只要將蘇聯的勢力從中國排除出去，美國就可以單獨控制中國，實現中國市場對美國的排他性開放。因此，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戰略，確保中國對美的排他性開放。
一方面，美國不斷誘使中國國民政府出賣民族利權，以實現中國市場對美國單獨開放。1943年，中美新約簽訂時，兩國約定在戰爭結束後6個月內進行談判，以簽訂一項新的友好通商航海設領條約。1946年2月5日，兩國開始在重慶談判新的通商條約。經過長時間談判，《中美通商航海條約》於11月4日在南京簽訂。雖然條約是在國民政府自願之基礎上籤訂的，也充滿了平等互惠之說詞，但是考慮到當時國民政府對美援依賴之深重、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之巨大，條約仍是不平等的。事實也是如此。正如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總統的報告中說的，“與早先的商務條約相比，這一條約包括了一些更寬廣、更現代化的規定，以便使公司享有的權利和特權規定得更具體、更詳盡”。同時，國民政府還與美國簽訂了中美30年船塢秘密協定、中美警憲聯合勤務議定書、中美空中運輸協定等一系列條約，從而確定了美國在中國市場的排他性地位，從法律層面實現了美國獨霸中國開放之利益的夢想。
另一方面，美國大力消除蘇聯在中國的影響，以從事實上實現自己對中國市場的獨霸。俄國是在中國獲得侵略利益最多的國家。蘇維埃政權成立後，蘇聯並沒有完全放棄在華利益。時任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不僅繼承了沙皇俄國的擴張主義傳統，而且利用共產主義擴展蘇聯的勢力範圍。這就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擔心，因爲它希望戰後在東亞出現一個統一而親美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由於“共產”二字而遭美國懷疑。在美國戰略家看來，只有將中共吃掉纔可以徹底消除蘇聯在中國擴張的危險。因此，隨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走向勝利，美國開始逐漸放棄聯共抗日的政策，扶蔣反共，以將蘇聯影響從中國排擠出去，避免中國在戰後倒向蘇聯一邊對付美國。赫爾利聲稱，美國的政策是“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國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武裝的政黨”，將中國共產黨與封建軍閥相提並論。此後，美國又不斷給國民政府提供經濟、軍事和外交援助。然而，雖然美國對國民政府提供了巨大支持，但是由於國民政府代表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及本身的腐朽，最終還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垮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中國開放的方位發生了巨大變化，由一個面向全球的全面開放國家變成了一個主要面向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局部開放國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