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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與庫克少校的第一撥傘兵開始強渡瓦爾河的同一時刻，埃裡克·M·麥凱上尉下達了命令，從阿納姆的那座校舍裡撤離，他的士兵們在那裡堅守了60多個小時——那是從9月17日的傍晚開始的。現在，從70碼之外的地方，一輛虎式坦克把一枚枚炮彈發射進了大樓的南牆。“那幢房子現在在燃燒，”麥凱記得，“而且我聽見，留在樓上的我的那點炸藥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夠移動的13個人當中，每一個人都只剩下了一個彈夾的子彈。麥凱在地下室裡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決定，讓他的部隊突圍，戰鬥到底。
他無意把傷員留在後面。由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帶路，麥凱與兩名士兵殿後，傘兵們把傷亡人員擡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爲他們打掩護的時候，傷員被送進了旁邊的一個花園裡。“然後，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的時候，迫擊炮的又一輪炮轟開始了，我聽見他喊道：‘又有6個人負傷了。’我知道，”麥凱回憶說，“我們將被大規模屠殺掉——或者不管怎樣，傷員將被大規模屠殺掉——如果我們試圖帶着他們一起逃脫的話。我朝辛普森叫喊，要他投降。”
麥凱把剩下的5個人集合起來，每一個人都配一隻布倫式輕機槍，朝東邊奔去——他相信，德國人不會料到他會走那個方向。他的計劃是“在夜裡隱匿起來，並試圖再回到西邊，與主力部隊會合”。麥凱率領他的士兵越過馬路，穿過馬路對面已成爲廢墟的房子，來到了下一條街道。在那裡，他們與兩輛坦克撞了個面對面，伴隨着坦克的有五六十名士兵。這6位傘兵迅速並排前進，一起朝那羣大吃一驚的德國人掃射。“我們只有每人發射一個彈匣的時間，”麥凱回憶說，“兩三分鐘之後就全部結束了。德國人就像裝得半滿的穀子口袋一樣倒下了。”當麥凱朝他的小組喊着前往附近的一幢房子的時候，又有一名士兵被殺死了，另一人受傷。在到達臨時掩蔽處後，麥凱告訴剩下的3個士兵：“這場戰鬥結束了。”他提議，傘兵們單獨行動。“要是走運的話，”他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可能全都在大橋邊再次相遇。”
士兵們一個個地走開了。麥凱躲進一個花園，在一個玫瑰叢的下面趴着。在那裡，他取下他的軍銜徽章，把它們扔掉。“我認爲，我可以睡點覺了，”他回憶說，“我剛剛閉上眼睛，到達昏昏欲睡的階段，便聽見了德國人的說話聲。我盡力輕聲呼吸，而且由於我的衣服焦黑，滿是血污，我認爲我可以令人信服地顯得就像死去一樣”。突然“他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柔軟地接受了這一踢，“就像剛剛死去的屍體一樣”。然後他“感到，一把刺刀刺進了我的屁股，顛簸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麥凱回憶說，奇怪的是，“那並不疼痛，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時候讓我震驚。在刺刀拔出來的時候，我才感到疼痛”。這激起了麥凱的憤怒。他費力地站了起來，拔出他的科爾特左輪手槍。“你把刺刀刺進一名英國軍官，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國人對麥凱的爆發毫無準備，向後移動了，麥凱意識到：“要是還有子彈的話，他就能射中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他們無法還擊，”他記得，“因爲他們圍着我成了一個圈。要是還擊的話，他們就會擊中自己人。他們的形勢太滑稽了，結果我笑了起來。”當德國人盯着他的時候，麥凱輕蔑地把他的科爾特左輪手槍扔出了花園的牆，“這樣他們就不能取來留作紀念”。
那些德國人強迫麥凱靠牆站着，開始搜他的身。他的手錶以及他父親留給他的一個空的銀質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裡的一張逃跑地圖卻被忽略了。一位軍官把瓶子還給了他。當麥凱問手錶的時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會需要它了，而我們又相當缺少手錶。”他手舉在頭上，被押送到了一個關押英軍俘虜的大樓裡。麥凱從一羣人走到另外一羣人那裡，提醒他們，他們的任務就是逃跑。突然，麥凱，這位在場的唯一一位軍官，被帶到另外一個房間審問。“我決定採取攻勢，”他回憶說，“有一位德國中尉能說完美的英語，我告訴他，堅定但又客氣地告訴他，對德國人來說一切全都結束了，我將欣然接受他們的投降。”麥凱記得，那位中尉驚訝地盯着他，但“這就是審問的結束”。
快到傍晚的時候，俘虜們被趕了出來，上了卡車，卡車載着他們向東前往德國。“他們在車後面放了一個警衛，這使得試圖逃跑更加困難，”麥凱說道，“但我告訴小夥子們，蹲下來擠他
，這樣他就無法開槍了。”當他乘坐的卡車在馬路上緩慢拐彎的時候，麥凱跳了下來，試圖逃跑。“不幸的是，我選擇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憶說，“我落在距離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襲擊他，試圖扭斷他的脖子。就在這時別的德國人來了，他們打得我失去了知覺。”麥凱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和別的俘虜擠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蘭小旅館的房間裡。他費了好大的勁才爬起身來，靠着一面牆坐着，接着，在90個小時裡第一次，這位年輕的軍官熟睡了過去。
傍晚時分，在弗羅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樓四周，在坡道邊上。大約有100個士兵，分成小組，仍然在兇猛地戰鬥着、堅持着。司令部的屋頂在燃燒，而且幾乎每個人都只剩下最後幾發子彈了。然而傘兵們似乎還是那麼精神飽滿。弗雷迪·高夫少校認爲：“即使是現在，如果我們能夠再堅持幾個小時的話，我們就得救了。”
下午7點鐘前後，第二營負了傷的指揮官醒了過來，因爲發現自己居然睡了一覺而惱火。弗羅斯特聽見，在黑暗的地下室裡，“有一些顯示出患有戰鬥疲勞症的胡言亂語”。德國人仍然在轟擊這座大樓，弗羅斯特意識到，地下室裡現在塞滿了200多名傷員，裡面一派酷熱。他試圖挪動時，感到疼痛的衝擊穿過了他的雙腿。他派人把高夫叫來。“你將替我指揮，”弗羅斯特告訴少校，“但在做出關鍵性的決定之前必須先找我商量。”到現在，弗羅斯特開始意識到，他最懼怕的事情開始出現了：大樓正在燒倒，傷員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險。在黑暗屋子的各個地方，人們由於吸入了刺激性的煙而咳嗽。營的首席醫官詹姆斯·洛根醫生在弗羅斯特的旁邊跪了下來。洛根說到了該把傷員搬出去的時候了。“我們得與德國人安排一次休戰，長官，”洛根堅決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等了。”弗羅斯特轉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戰的士兵們帶到別的大樓裡，繼續戰鬥。我感到了，即使大橋丟失了，我們仍然能夠控制入口一段時間，也許能控制足夠長的時間，讓我們的坦克部隊上來”。
高夫和洛根離開，去爲休戰作安排。洛根提議，打開大樓沉重的前門，打着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幟出去。高夫對這個主意持懷疑態度。他並不信任黨衛軍，黨衛軍很有可能在對方舉着紅十字會旗幟的情況下開火。洛根又回到弗羅斯特那裡，得到了如此進行的許可。當醫生朝門口走去的時候，弗羅斯特取下了他的軍銜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們當中，也許以後能逃脫”。他的勤務兵威克斯，則出去找擔架。
在不遠處，傷員之一列兵詹姆斯·西姆斯，悶悶不樂地聽見正在制訂撤退計劃。從邏輯上，他知道別無選擇。“我們的陣地顯然毫無希望了，”他後來回憶說，“彈藥幾乎用完了，幾乎所有的軍官和軍士都死去或者負傷了，而且大樓正在熊熊燃燒，煙霧幾乎讓每一個人窒息。”他聽見，弗羅斯特讓體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傷員“出去，突然逃跑”。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們要被留在後面這個消息，卻不怎麼被人接受”。
在樓上，洛根醫生打開了前門。在兩名勤務兵的陪同下，洛根舉着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幟走了出去，與德國人見面。戰鬥的喧鬧聲停止了。“我看見，有一些德國人跑到大樓的後面，那裡停放着我們的吉普車和運兵車，”高夫記得，“他們需要用那些車輛來搬運傷員，我在腦子裡向我們的剩餘運輸工具永遠地揮手道別了。”
在地下室裡，人們聽見，走廊裡傳來了德國人說話的聲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國人的納粹軍靴重重地踏在樓梯上”。地下室突然安靜了下來。西姆斯擡起頭，看見一名德國軍官出現在門口。令他非常恐懼的是，“一名負了重傷的傘兵舉起了他的斯特恩式輕機槍，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記得，那位軍官“對形勢做出了判斷，於是厲聲發出了一些命令。德國士兵魚貫走進來，開始把傷員擡到樓上”。他們幾乎是太晚了。當西姆斯被搬動時，“一塊巨大的燃燒着的大梁幾乎落在我們上面”。他敏銳地意識到，那些德國人是“神經緊張的，隨便就會開槍，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配備的是英國步槍和斯特恩式輕機槍”。
在一名患戰鬥疲勞症的傘兵幫助下，弗羅斯特被擡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守住的那座大橋邊的堤岸上。在四周，他看到樓房在猛烈燃燒着。他看到，德國人和英國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們擡出來，與此同時，
整個場面被火焰照得明亮極了”。最後一名傷員被擡上來後沒過幾分鐘，突然發出了一聲轟鳴，大樓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紅的瓦礫。道格拉斯·克勞利少校正躺在他旁邊的擔架上，弗羅斯特轉向克勞利，疲倦地說道：“唔，道格，這一次我們沒有能夠逃脫，是嗎？”克勞利搖了搖頭。“是的，長官，”他說道，“不過我們也讓他們夠受的了。”
當英軍傷員又小心又驚訝地注視的時候，德國人以非同尋常的友好在他們當中走動着，分發着香菸、巧克力和白蘭地。傘兵們辛酸地注意到，這些補給品大多是他們自己的，顯然是從落入德國人手中的空投補給品中拿來的。當這些飢餓、口渴的士兵們開始吃的時候，德國士兵們在他們旁邊跪着，爲這場戰役而向他們表示祝賀。列兵西姆斯盯着一行馬克Ⅳ型坦克，那些坦克沿着馬路向後延伸。有一個德國人看見了他的表情，便點了點頭。“是的，英國兵，”他告訴西姆斯，“要是你們沒有投降的話，到上午時那些坦克就是對付你們的了。”
但弗羅斯特頑強而又體格健全的士兵們，卻並沒有放棄。當最後一名傷員被擡出地下室的時候，戰鬥又再次開始了，就像一個小時以前那樣猛烈。“那是個噩夢，”高夫回憶說，“不論你轉到哪個方向，都是德國人——在前面，背後，以及兩邊。在休戰期間，他們設法把一支大的兵力滲透進了這個地區。他們現在實際上佔據着每一幢房子。我們實際上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傘兵們散開，躲藏起來過夜。他希望，在黎明的時候，能把兵力集中在河岸邊一部分被毀的建築裡。甚至現在他仍然預料，到上午的時候就能得到解救，而且“我認爲，在某種程度上講，我們能夠堅持到那個時候”。當士兵們出去進入黑暗之中時，高夫在他的無線電旁邊蹲了下來。他把話筒緊放在嘴前，說道：“這是第一傘兵旅。我們不能堅守多久了。我們的陣地情形危急。請趕快。請趕快。”
德國人知道，戰鬥結束了，現在所剩下的，就是一次肅清行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橋上有坦克，但坦克卻無法通過。正如哈梅爾將軍所預料的那樣，積聚起來的車輛殘骸需要幾個小時的時間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終清理出了一條單行通道，過橋的行動才得以開始。
星期四天剛亮，高夫和仍然待在環形防線裡散開的士兵們，從他們的躲藏處出現了。救援並沒有來到。德國人系統地佔領了陣地，迫使現在已沒有彈藥的士兵們投降。倖存者們三三兩兩，未被察覺，他們分散開來試圖逃跑。英國人的最後抵抗緩慢地、不服氣地結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來水廠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嘗試一路向西，走向厄克特指揮下的主力部隊。就在自來水廠大樓的外面，他聽見了德國人的說話聲。高夫全速朝一堆柴火跑去，試圖在柴火下面鑽過去。他靴子的後跟露了出來，一個德國人一把抓住後跟，把高夫拽了出來。“我累死了，我只是擡頭看着他們，笑了。”高夫說道。他的雙手舉在頭上，被帶走了。
在滿滿一屋子俘虜當中，一位德國少校叫高夫出來。他向這位英國軍官行了一個希特勒式的敬禮。“我聽說你是指揮官。”那個德國人說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說道。“我想向你和你的士兵們表示祝賀，”那個德國人告訴他，“你們是英勇的軍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過仗，顯然你們英國人有許多巷戰的經驗。”高夫盯着這位敵軍軍官。“不，”他說道，“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巷戰。下一次我們會好得多。”
在這最後幾個小時當中的某個時刻，一條最後的信息由大橋附近的某個人用無線電發出了。不論是厄克特的司令部，還是英軍第二集團軍，都沒有接收到，但在第九黨衛軍裝甲師（霍亨施陶芬師）的司令部裡，哈策爾中校的監聽員們卻清楚地聽到了。多年以後，哈策爾已不能回憶起信息的全部，但最後的兩句話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沒有彈藥了。上帝保佑我王。”
在北邊幾英里處，在阿珀爾多倫的附近，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躺在一家德國部隊醫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圍是負傷的傘兵，等待處理和治療。這些士兵是安靜的，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們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寫道，“但我卻不能不想到主力部隊，主力部隊是那麼強大，然而卻無法走上那最後的幾英里來到我們這裡。最難以忍受的事情，就是感到人家決定要把我們忘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