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在英格蘭格蘭瑟姆鎮附近濃霧瀰漫的基地裡，波蘭第一傘兵旅正在等待起飛。空投的開始時刻原本定於上午10時，但天氣卻迫使它推遲了5個小時。現在這個旅將在下午3時到達。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這位極端獨立、性情多變的波蘭指揮官，在等待期間讓士兵們在他們的飛機旁邊待着。在52歲的索薩博斯基看來，英格蘭每個早晨都是被霧籠罩。如果天氣晴朗得比預期要快，命令也可能改變，索薩博斯基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發。他感到，現在每一個小時都是重要的。索薩博斯基認爲，厄克特出了麻煩。
除了本能之外，索薩博斯基的感覺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但從一開始，市場花園行動的概念就引不起他的興趣。他確信，空投場離大橋太遠了，難以產生突襲之效。除此之外，在英格蘭似乎沒有人知道阿納姆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而且索薩博斯基在司令部裡驚恐地發現，與英軍第一空降師的通信聯繫出了故障。人們所知道的一切只是阿納姆大橋的北端在英國人的手中。既然計劃沒有改變，那麼將在埃爾頓村附近的大橋南邊空投的索薩博斯基的士兵，就要攻佔大橋的另外一端。
但將軍對信息的欠缺感到擔心，他不能確信厄克特的士兵仍然在橋上。消息依賴於布朗寧後方司令部裡的聯絡官們，而那些聯絡官又似乎對實際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來想，是不是應去在阿斯克特的盟軍第一空降集團軍司令部走一趟，與集團軍司令員劉易斯·布里爾頓將軍直接交談。外交禮節卻使他不能如願。他的部隊在布朗寧將軍的指揮之下，而索薩博斯基又不願意繞過現有的軍事渠道，計劃上的任何改動都應該只是來自布朗寧，而他又沒有接到任何改動指示。但是索薩博斯基還是感到有什麼事情出了差錯。如果英國人只是堅守大橋的北端，那麼敵人在南端的兵力就應該強大，而波蘭人就大有可能面臨殊死戰鬥。索薩博斯基的運輸工具和火炮，定於裝載在46架滑翔機裡，從南邊的唐安普尼基地和託蘭特拉什頓基地出發，它們仍然定於在中午起飛。既然計劃的那一個部分仍然沒有改變，索薩博斯基就試圖說服自己，一切會順利的。
艾博特·斯馬茨尼中尉也同樣不安。他預定要率領連隊越過阿納姆大橋，佔領城市東部的一些大樓，而如果大橋沒有被攻佔，他不知道將如何讓他的士兵渡過萊茵河。斯馬茨尼得到的保證是，渡口將掌握在英國人的手中，但自從他在1939年從德國人那裡逃脫（他16歲的弟弟由此遭到報復，被蓋世太保打死了）以來，斯馬茨尼便一直教育自己：“要預料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蘭人等了一個又一個小時，而與此同時英格蘭中部地區的霧仍然不散。下士烏拉代斯勞·科羅布開始神經緊張起來。“我想出發。”他記得，“站在飛機場的四周，並不是我有關殺死德國人的最佳方式的概念。”斯蒂芬·卡茨馬里克中尉看着場地上集結的飛機，感到了“一種幾乎令人感到疼痛的歡樂”。他也對無所事事地站在機場四周感到厭倦。他告訴他的士兵們，這次行動“是解放華沙的第二最佳選擇。我們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徑直走過廚房進入德國”。
但波蘭人命中註定是要失望的。中午，索薩博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儘管飛機正在南邊的機場裡起飛，但在英格蘭中部地區，那些基地卻仍然因爲天氣惡劣而停飛。那天的跳傘被取消了。“這沒有用，將軍，”聯絡官喬治·史蒂文斯中校，對提出抗議的索薩博斯基這樣說，“我們不能讓你們出去。”攻擊推遲到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時候我們將試着在上午10點的時候出發。”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隊轉運到南邊的基地裡去，時間是絕對不夠用的。令索薩博斯基懊惱的是，他得知他的滑翔機補給空運已經離開了，正在前往荷蘭的路上。這位將軍因爲不耐煩而怒不可遏。每過去一個小時，都意味着敵人的抵抗更加強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帶來更加艱難的作戰——除非困擾着他的那些恐懼完全是沒有理由的。
困擾着他的那些恐懼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索薩博斯基的滑翔機補給空運，裝載着士兵、火炮和運輸工具，正在飛往幾乎全部被消滅的結局。第三次空運將是一場災難。
低空飄過的雲層覆蓋了穿越英吉利海峽的整個南方路線。第三次空運的飛行方向，是美軍第一〇一師、美軍第八十二師以及英軍的空投場，這次空運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根據預計，到下午就應該晴天了。但相反，甚至就在各個編隊升空的時候，條件就在惡化。一個又一箇中隊的戰鬥機被困在雲層中，無法看見地面目標，因而不得不返回。在能見度爲零的情況下，由於無法看到它們的拖曳飛機，許多滑翔機就割斷纜繩，在英格蘭地面緊急降落，或者降落在海峽裡，整個系列行動不得不夭折，返回基地。
在確實起飛了的655架運送兵員的飛機和431架滑翔機當中，只有一半到達了空投場和着陸區域，儘管大多數運送兵員的飛機滑翔機組合能夠安全地返回英格蘭着陸，或者在別的地方安全着陸，但在歐洲大陸的上空，敵人的猛烈地面炮火以及德國空軍的進攻，加上惡劣的天氣，卻造成了大約112架滑翔機和40架運輸機的損失。在原定於前往美軍第一〇一空降師的2310名士兵和68門大炮當中，只有1341名士兵和40門大炮到達了目的地。泰勒將軍的士兵處於極大的困境，結果那40門大炮幾乎一着陸便投入了戰鬥。
加文將軍的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的情況更糟。在這個時刻，對於向關鍵性的奈梅亨大橋發起的進攻來說，每一個傘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三二五滑翔機步兵團根本就沒有到達。就像波蘭傘兵們一樣，基地也是在格蘭瑟姆地區的第三二五滑翔機步兵團的飛機和滑翔機，也無法起飛。更糟糕的是，在原定於要送給第八十二空降師的265噸補給品和彈藥當中，只有大約40噸被收到。
在英軍的防區裡，厄克特不僅期待波蘭人到來，而且還期待能夠有一次滿載貨物的再次提供補給品的空降，但悲劇突然發生了。補給品空投區域已經被敵人侵佔，儘管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把承擔這次任務的163架飛機引到一個新的地區——哈滕施泰因旅館的南邊空投，但是這個努力最終失敗了。厄克特的士兵們什麼東西都極短缺，尤其缺少彈藥，他們看見，這些飛行編隊穿過暴風雪式的防空炮火來到了。接着敵人的戰鬥機出現了，向這些編隊開火，並朝着新的補給品空投區域低空掃射。
在大約下午4點鐘時，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隨軍牧師G·A·佩爾聽見有人喊：“第三次空運來了！”這位隨軍牧師記得，突然“聲音可怕地漸漸增強了，在巨大的炮火齊射當中，連空氣本身都顫動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目瞪口呆，眼睜睜地看着我們的朋友們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爾在注視的時候，“十分痛苦，因爲這些轟炸機通常是在夜間，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飛行，而現在卻是在日光之下1500英尺的高度飛進來。我們看到，不止一架飛機在熊熊燃燒，然而卻仍然繼續在航線上飛行，直到把每一個集裝箱都扔下來爲止。現在，顯而易見的就是，我們遭遇到了可怕的抵抗。已經發出了信號，要求把補給品空投到我們司令部的附近，但幾乎沒有一件是空投到我們這裡的。”
這些毫不動搖的飛行編隊沒有戰鬥機護航，仍頑強地飛行在航線上，把補給品投放在老的空投場裡。地面上的士兵們絕望地試圖吸引他們的注意，他們發射信號彈，點燃煙幕彈，揮舞降落傘，甚至把荒原的一些地方點着——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遭到俯衝下來的敵人梅塞施米特式戰鬥機的低空掃射。
許多士兵回憶說，有一架英軍達科他型飛機的右邊機翼着火了，飛進了現在由德國人堅守的空投場上空。中士維克托·米勒是一位在星期日第一次空運中着陸的滑翔機飛行員，他現在“憂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幾乎包圍了機身的整個下半部分”。米勒在注視着等待機組人員跳傘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咕噥道：“跳！跳！”當飛機低空飛行的時候，米勒看見，發送員正站在門口，把集裝箱推下去。他被迷住了，注視着那架着了火的達科他型飛機轉了個圈，再次飛進來，而通過煙霧，他看見更多的集裝箱滾落了下來。中士道格拉斯·阿特韋爾也是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他記得，士兵們從他們的戰壕裡爬了出來，一言不發凝視着天空。“我們疲倦極了，既沒有什麼吃的又沒有什麼喝的，但在那個時刻，我只想到那架飛機。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飛機。士兵們只是站在各自的地方，目不轉睛——而那位發送員則不斷地把包裹推出去。”飛行員把他燃燒着的飛機架穩，第二次緩慢地飛過。喬治·鮑威爾少校“充滿了敬畏之情，因爲他居然這樣做。我無法讓我的目光離開這架飛機。突然它不再是一架飛機了，而只是一個橘黃色的大火球”。當這架燃燒着的飛機一頭栽進地裡的時候，它的駕駛員31歲的空軍上尉戴維·洛德仍然坐在操縱裝置前。米勒朝樹林的那一邊望去，“只看見一個油膩的煙柱在上升，那個煙柱把一個勇敢的機組人員的長眠之處標示了出來，他們死了，爲的是我們能有機會活下來”。
但米勒中士錯了，在這架不幸的達科他型飛機的機組成員當中，有一位的確倖存了下來。空軍中尉亨利·阿瑟·金，是這次飛行的領航員，他記得，在差幾分鐘就到下午4點時，飛機接近空投場那一刻，被高射炮火打得右舷引擎着了火。洛德用對講機說道：“每一個人都沒事嗎？離空投場還有多遠，哈里？”金用對講機回話：“3分鐘的飛行時間。”飛機沉重地向右邊傾斜，金看到，他們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開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而去。“下面的人需要這些東西，”他聽見洛德說道，“我們要進去，然後再跳傘。每個人都把自己的降落傘穿上。”
金髮現了空投場，告訴了洛德。“好的，哈里，我能夠看見了，”這位飛行員說道，“到後面，幫他們擡筐。”金朝後面走去，來到敞開的門前。高射炮火已經擊中了用於移動沉重的補給品包裹的滾棒，發送員下士菲利普·尼克松，以及皇家陸軍服務部隊的3名士兵，已經在把裝着彈藥的8個沉重的掛籃推到門口。爲了推這些掛籃，這些人已經脫下了他們的降落傘。這5個人一起把6個掛籃推了出去，這時紅燈亮了，表明飛機現在已經離開了空投場。金走到對講機那裡。“戴夫”，他對洛德喊道，“我們還剩下兩個掛籃。”洛德讓飛機緊緊地向左邊轉。“我們要再回來，”他回答說，“堅持。”
金看到，他們接着來到大約500英尺的高度，洛德“就像駕駛戰鬥機一樣駕駛着這架飛機。我努力幫助那幾個皇家陸軍服務部隊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傘。綠燈閃亮了，我們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記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傘！跳傘！看在上帝分上，跳傘！’隨着一聲巨大的爆炸，我發現自己正在空中快速落下。我並不記得我拉了降落傘的開傘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記得，我看了下手錶，看到那隻不過是我們遭到高射炮打擊之後的9分鐘。我的制服嚴重燒焦，我找不到我的鞋子。”
將近一小時之後，金偶然遇見了第十營的一個連。有人給了他一杯茶和一塊巧克力。“這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那位傘兵告訴他。金盯着他：“你是什麼意思，這就是你們所有的一切？我們剛剛給你們空投了補給品。”那位士兵搖了搖頭說：“你們是空投給了我們沙丁魚罐頭，但德國佬拿去了。”金無話可說。他想到了空軍上尉洛德，想到了機組人員和士兵，他們脫下降落傘，不顧一切地努力要把珍貴的彈藥包裹扔到下面焦急的部隊那裡去。在所有這些人當中，只有金還活着，而現在他剛剛得知，他的機組人員白白地做出犧牲。
在整個地區到處都有飛機墜機着陸，主要是在瓦赫寧恩和倫庫姆附近。有些飛機最終在萊茵河南邊墜落。中士沃爾特·辛普森記得，他聽見駕駛員在對講機上喊道：“天哪，我們被擊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看見左舷的引擎着火了。他聽見引擎減速，接着飛機便俯衝了下去。嚇壞了的辛普森記得：“飛機拖着它的尾巴飛過河的北岸，稍微擡高了一點，然後在水面上彈射了過去，在河的南邊着了陸。”
在與地面碰撞的時候，辛普森猛衝向前，被投擲在機身的一邊。無線電操作員中士朗斯戴爾猛地向他撞去，蜷縮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體上。飛機的內部變得一團糟，燃料在燃燒，辛普森能夠聽見火焰噼啪作響。當他試圖從那位無線電操作員的下面把雙腿挪動出來的時候，朗斯戴爾發出了尖叫，暈厥了過去。中士的後背折斷了。辛普森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把他從緊急出口抱了出去。4位機組人員既茫然又震驚，已經在外面了。辛普森又回去，尋找還在飛機裡面的其他人。他發現，投彈手失去了知覺。“他的一隻鞋被炸掉了，腳後跟的一個部分掉了，兩隻胳膊全都折斷了。”他回憶說。辛普森也把這個人抱了起來，放到飛機外面。儘管飛機現在正在熊熊燃燒，但辛普森還是第三次返回，去尋找那位工兵。工兵的一條腿折斷了，他也被帶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爾村，年輕的科拉·巴爾圖森、她的妹妹裡特，以及她們的兄弟阿爾貝特，目睹辛普森的飛機落下來，三個人便立即跑到出事地點。“那是恐怖的，”科拉回憶說，“有8個人，他們中有幾個人傷得可怕。我們把他們從燃燒着的飛機那裡拖開，就在拖開的時候飛機爆炸了。我知道，德國人將會尋找機組人員。駕駛員是空軍上尉傑弗裡·利根斯，他沒有受傷，我告訴他，我們將把他隱藏起來，同時把受傷的人送到村子的小診所裡。我們把他和另外兩個人藏在附近的一個磚廠中，告訴他們我們天黑的時候回來。”那天晚上，科拉幫助村子裡的唯一一位醫生做手術，那位醫生，桑德博布洛格醫生是一個女人，她把投彈手的腳截掉了。戰爭終於來到了科拉的身邊，也來到了小小的德里爾村。
總共，在100架轟炸機和63架達科他型飛機當中，有97架受到了損壞，13架被擊落——而且，儘管飛行員們和機組成員們表現出了英雄主義，但厄克特受到重創的師並沒有得到增強。空投下來的390噸補給品和彈藥，幾乎全都落入了德國人的手中。據估計，只有大約21噸被盟軍收到。
波蘭人的運輸工具和火炮的空運，將陷入更爲嚴重的問題。中士飛行員肯尼斯·特拉維斯—戴維森，是一架霍薩型滑翔機的副駕駛，在跟隨着波蘭人的空運離開英格蘭之前，他就意識到，有關目的地的狀況，信息幾乎全無。路線是標在地圖上了，波蘭人的運輸工具和火炮的空投場也標出來了，但特拉維斯—戴維森說：“我們被告知，形勢仍然不明。”有關着陸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機應該在由紫色的煙霧所標明的地區着陸。”在特拉維斯—戴維森看來：“這個情況簡直是荒唐的。”
然而，儘管信息欠缺，皇家空軍的飛機卻正確地確定了在約翰娜霍夫農場附近的空投場地點，在46架滑翔機當中，有31架抵達了該區域。當它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空中槍炮聲大作。一個德國梅塞施米特式戰鬥機中隊，擊中了這些飛機中的許多架，把飛機薄薄的用帆布和膠合板做成的殼體打出了很多洞，打穿了吉普車的油箱，讓一些吉普車着起火來。防空炮火擊中了其他的飛機。而其餘那些成功着地的飛機，是在一個戰場當中着陸的。哈克特第四旅的傘兵們，由於正奮力從一支威脅着要打垮他們的敵軍那裡擺脫出來，因而無法及時到達高地以及高地另外一邊的空投場，也就無法給該地區提供保護。當英國人與德國人激烈交戰時，波蘭人直接就在這場災難性的戰鬥當中着陸了。在恐懼和混亂之中，波蘭人從兩邊遭到了射擊。滑翔機有許多已經着火了，它們要麼在田野上墜落，要不就是一頭撞上附近的樹。波蘭炮兵由於遭到交叉火力的打擊而無法分清敵友，便既朝德國人還擊，又朝英國人還擊。然後，在匆匆把能用的吉普車和火炮卸下來之後，這些茫然的波蘭人在炮火的攻擊之下，離開了着陸區域。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在地面上遭到的傷亡是輕微的，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不知所措和感到震驚，卻成了俘虜。大多數吉普車和補給品被摧毀了，在那8門極其重要的發射6磅重炮彈的反坦克炮當中，只有3門沒有受損。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將軍的擔心被證明是有理由的，而且還遠不止如此。波蘭第一傘兵旅的磨難只是剛剛開始。
沿公路向南大約40英里的地方，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的美軍第一〇一師的傘兵們此刻正在艱苦作戰，以便讓走廊保持暢通。但德國第十五集團軍在貝斯特的猛烈防禦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來越多的士兵陷於慘烈的交戰之中，師的一位情報官苦笑地把這場交戰稱之爲“在估計上的一個小小錯誤”。泰勒15英里長的防區，壓力正在增大，“尖叫的老鷹”把這個防區新命名爲“地獄的公路”。顯而易見，現在，敵人的動機就是以貝斯特用作基地，把霍羅克斯坦克部隊的先頭部隊切斷。
集結在公路上的擁擠的車輛縱隊，成爲炮火容易擊中的目標。推土機和坦克在馬路上不斷地四處開動，把車輛殘骸從車隊當中推出去，以便讓縱隊繼續行進。自星期天以來，貝斯特，這個小小的次要出擊目標，逐漸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以至於它可能會挫敗泰勒在這段馬路上的所有其他戰鬥。所以現在，第一〇一師的師長決心要完全粉碎貝斯特的敵人。
星期二下午早些時候，在英軍坦克部隊的支援下，泰勒投入了幾乎整個第五〇二團，與馮·紮根的士兵交戰。這個規模巨大的進攻，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在剛剛到達的第三二七滑翔機飛行員團，以及公路上的英軍裝甲部隊的支援下，二營和三營無情地肅清了貝斯特東邊的森林地區。德國人陷於龐大的包圍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明娜運河撤退，戰線垮掉了。由於新的兵力投入戰鬥，這場一刻不停持續了將近46個小時的戰鬥，突然在兩個小時之內就結束了。泰勒的士兵獲得了市場花園行動中的第一個重大勝利。300多名德軍被打死了，1000多人被俘，同時還繳獲了15門口徑爲88毫米的大炮。“到下午晚些時候，”官方的歷史書寫道，“由於幾百名德國人投降，因而有命令傳來，要把所有可用的憲兵隊都派過去。”愛德華·威爾斯鮑斯基中尉，他就是在貝斯特大橋被炸掉之前差點兒把這座橋奪取下來的那個排長，在他本人首先被俘之後，現在又把他本人抓住的俘虜帶了過來。由於手榴彈和彈藥用光了，也由於他的周圍全是傷亡人員——在他勇敢的排裡面，只有3個人沒有受傷——因而威爾斯鮑斯基最後投降了，他和他的士兵們被送進一家德軍野戰醫院。現在，威爾斯鮑斯基和他的士兵們，其中有的負了傷，他們疲憊至極，渾身污垢，繳了那家德軍野戰醫院的醫生和護理員的械，返回師部，同時把他們的俘虜們也帶了回來。
儘管這次交戰獲得了成功，但泰勒將軍的困難還遠遠沒有結束。甚至就在貝斯特之戰結束的時候，德國裝甲部隊就已經朝索恩剛建成的橋開赴過去，再次試圖把走廊切斷。泰勒親自率領着他的司令部人員——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隊——匆匆趕往現場。一輛德國豹式坦克，在幾乎就要到達大橋的時候，被火箭筒和反坦克炮擊毀了，同樣，另外幾輛坦克也被迅速處理掉。德國人的進攻崩潰了，車輛繼續前
進，但“尖叫的老鷹”的警覺卻不能放鬆。“我們的形勢，”泰勒後來寫道，“讓我回想起早期美國的西部，當時在極其重要的漫長的鐵路沿線任何地方，小的守備部隊不得不與印第安人的突然進攻進行爭鬥。”
德國人的猛烈、迅速、打了就跑的戰略，正在造成傷亡。在第一〇一師中，接近300名士兵在地面戰鬥中陣亡、負傷或者失蹤。在公路兩邊或者在貝斯特四周的田野裡堅守陣地的士兵們，隨時有被從兩翼打垮的危險，而且每一個夜晚都帶來獨特的恐懼。黑暗當中，由於德國人滲透進了第一〇一師的環形防線，所以誰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的時候，下一個散兵坑裡的那個人是不是還活着。在這些混亂而又突然的猛烈戰鬥中，士兵們會突然消失，當交火作戰結束的時候，他們的朋友們將在戰場上，在前線救護所，或者在野戰醫院裡的死者和傷者當中尋找他們。
當貝斯特戰鬥結束，長長行列的俘虜被驅趕回師部的時候，31歲的參謀軍士查爾斯·多恩，動身前去尋找他的長官勒格蘭德·約翰遜上尉。還在英格蘭的時候，跳傘之前，多恩幾乎“擔心得麻木”。22歲的約翰遜感覺也完全一樣，他“對能否回來聽天由命”。19日的上午，約翰遜把他的連投入到貝斯特附近的一次進攻之中。“不是進攻成功，就是被屠殺。”他回憶說。約翰遜記得，那場兇猛的戰鬥是“我所曾看見或聽說過的最激烈的戰鬥”，在那場戰鬥中，他的左肩被擊中了。他的連從180人減少到了38人，又被包圍在一塊田地裡，那裡的乾草垛在燃燒。約翰遜抵抗着德國人，直到前來解救的連隊擊退了敵人，趕來把倖存者轉移出去。當約翰遜在人們的幫助下返回前線救護所的時候，又再次被擊中，這一次是穿頭而過。在營的救護所裡，他的身體被放在受了致命傷的人當中，衛生員們稱那是“死屍堆”。在那裡，在找了半天之後，軍士多恩找到了他。多恩跪下身來，確信他還有一線生機。
多恩抱起這位無力活動的軍官，把約翰遜和他連裡的另外四位傷員放進吉普車，前往索恩的野戰醫院。被德國人打斷的時候，多恩便把吉普車開進樹林躲藏，當德國巡邏隊繼續前進的時候，他就再次動身。到達醫院時，他發現有長長行列的傷員在等着治療。多恩確信，約翰遜隨時都會死去，於是便在成行的傷員當中走了過去，最後來到一位外科醫生那裡，那位醫生正在檢查傷員，以確定誰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告訴那位醫生，“我的上尉需要立即治療。”那位少校搖了搖頭，說：“對不起，軍士，”他告訴多恩，“我們會到他那裡去的。他得排隊等待。”多恩再次嘗試：“少校，你如果不快點看他，他會死去的。”那位醫生態度堅決。“我們這裡有許多受了傷的人，”他說道。“我們一到他那裡，你的上尉就會被治療的。”多恩拔出他的45式手槍，扳起扳機。“那不會足夠快，”他平靜地說道，“少校，你如果不馬上去看他，我就在你站着的地方一槍斃了你。”外科醫生大吃一驚，盯着多恩。“把他帶進來！”他說道。
在手術室裡，多恩站在一邊，他的45式手槍握在手中，與此同時那位醫生以及一個醫療隊給約翰遜做手術。在軍士注視的時候，約翰遜被輸了血，傷口被清洗了，一顆子彈從他的頭顱中取了出來，另外一顆從他的左肩上取了出來。當手術結束，約翰遜被包紮好了之後，多恩移動了身子。他走到醫生的面前，遞上他的45式手槍。“好的，”他說道，“謝謝。現在你可以告發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五〇二團第二營。在那裡，他被帶到營長面前。多恩啪的一聲立正。他被問道，是否意識到他做了什麼，他的行爲構成了應受軍法審判的犯法行爲。多恩回答說：“是的，長官，我意識到了。”營長踱來踱去，然後突然停了下來。“軍士，”他說道，“我正讓你在押”——他停了下來，看了看手錶——“在押整整有一分鐘。”這兩個人沉默地等着。然後軍官看着多恩。“走吧，”他說道，“現在返回你的部隊。”多恩敏捷地行了個禮。“是，長官！”他說道，於是離開了。
現在，走廊上加文將軍的那個防區，當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駛向奈梅亨的時候，對該城的各個渡口的迅速攻佔也就具有了關鍵性的意義。在17日，德國人只派了幾個士兵把守瓦爾河大橋的各個入口，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計，他遭到了5000多名黨衛軍精銳部隊的抵抗，他們佔據着良好的陣地，並得到了炮兵和裝甲部隊的支援。近衛團裝甲師的主力部隊仍然在前往這個城市的途中。只有英軍縱隊的先頭部隊——在愛德華·H·古爾本中校的指揮下，近衛步兵第一團第一營的部隊——可以用來發動進攻，而加文第八十二師的傘兵們在10英里長的走廊裡，因爲迎擊不斷來犯的敵人造成了兵力分散。加文的滑翔機步兵團的基地，設在濃霧籠罩的英格蘭中部地區，沒有能夠起飛，由於這個原因，他只能派出一個營，與英軍先頭部隊的坦克分隊聯合發起進攻。加文挑選了第五〇五團的第二營，其指揮官是本·範德弗特中校。這次進攻，由於以速度和突然性爲基礎，也就更有成功的機會。加文認爲，如果說有人能夠幫助他取得成功，那個人就是生性矜持、說話柔和的範德弗特中校。儘管如此，這次行動還是有着極大的風險。加文認爲，英國人似乎低估了德國人的力量，而且確實是低估了。近衛步兵第一團的戰後報告強調：“據認爲，只要列出坦克戰陣來，大概就可以使敵人撤退。”
下午3點30分，聯合進攻開始。這支部隊迅速進入城市的中心，沒有遇到嚴重的抵抗。在那裡，約有40輛英軍坦克和裝甲車分成了兩個縱隊，美軍部隊則是或坐在坦克上，或跟隨其後。在開路的坦克上面以及偵察車的裡面，有12位專門挑選出來的荷蘭地下組織的偵察員，由他們帶路——其中就有22歲的大學生揚·範·胡夫，他後來的行爲將成爲激烈爭論的話題。“我不願意使用他，”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的荷蘭聯絡官阿里·D·貝斯特布羅爾赫上尉回憶說，“他似乎非常激動，但另外一位地下組織成員爲他過去的行爲擔保。他乘坐一輛英軍偵察車進了城，而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這支部隊分開之後，一個縱隊前往鐵路橋，另外一個縱隊與古爾本和範德弗特一起，走近瓦爾河上的那個主要的公路渡口。
在這兩個地方，大批德國人正在等待。上士保羅·紐南記得，當他的排走近鐵路橋附近的一個地下通道時，“就開始遭到狙擊手的射擊。由於有一千個地方可供狙擊手躲藏，因而也就難以說出射擊是從哪裡來的”。士兵們撲倒在地，隱藏起來，之後緩慢地開始撤退。英軍裝甲車的境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坦克開始朝大橋行駛時，口徑爲88毫米的大炮近距離射擊，把它們摧毀了。有一條寬闊的街道，克賴亨霍夫大街，它通向渡口西邊的一個三角形公園。在那裡，在三個方向面對公園的樓房裡傘兵們重新組織起來，準備發動另外一次進攻。但德國人再次把他們擊退。屋頂上的狙擊手們，以及從一個鐵路跨線橋上發射的機槍，不斷地把士兵們壓制在地上。
有一些傘兵記得，拉斯·帕克中尉用牙咬着一根雪茄，衝進空曠的地方，朝着屋頂掃射，把狙擊手們的頭壓了下去。有人大聲喊坦克來了，紐南記得：“就在那個時刻，整個公園似乎充滿了曳光的子彈，那些子彈來自我們左邊，來自街道對面一個快速發射的自動武器。”紐南轉向赫伯特·布法羅·博伊，博伊是蘇族印第安人，也是第八十二師一位有經驗的傘兵。“我認爲他們是要派一輛德國坦克來。”他說道。布法羅·博伊咧着嘴笑了說：“唔，要是他們再帶上步兵來，那就會是非常難對付的一天。”他告訴紐南。那輛德國坦克並沒有出現，但一門口徑爲20毫米的反坦克炮卻開火了。傘兵們用手榴彈、機槍和火箭筒繼續戰鬥，直到命令傳來，要先頭的各個排撤退，鞏固所佔領的陣地以便過夜。在士兵們撤出的時候，德國人放火燒了沿河的樓房，這就使得範德弗特的士兵們不可能滲透進去，攻佔德軍炮兵陣地並肅清進行抵抗的小股敵人。對鐵路橋的進攻漸漸停止了。
在美國炮兵的猛烈炮火掩護下，第二個縱隊向胡納公園發起進攻，胡納公園是一些裝飾性的花園，通向公路大橋的各個入口。在這裡，在一個環形交叉路口上，通向那座橋的所有馬路會合了，而俯瞰着這個地區的，則是一個古代廢墟，廢墟里有一座有16邊的教堂——瓦爾克霍夫教堂，它曾經是查理曼的宮殿，後來又由巴爾巴羅薩重建。在這個城堡裡，敵人集結了起來。古爾本上校認爲：“德國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們想做什麼。”他們確實知道一些。
卡爾·海因茨·奧伊林上尉的那個營，隸屬於黨衛軍精銳裝甲團，是首先在潘訥登渡過萊茵河的部隊之一。奉哈梅爾將軍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大橋，奧伊林於是用自行火炮包圍胡納公園地區，並把他的士兵部署在這個古老廢墟中的教堂裡。當英軍坦克沿着通向公園的街道角落行駛時，他們遭到奧伊林的炮火轟擊。坦克遭遇到齊射炮火，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於是撤了回來。範德弗特上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個迫擊炮小組投入戰鬥，以提供掩護炮火，同時派出一個連前突。這個連的先頭排在詹姆斯·J·科伊爾中尉的率領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對着公園的附聯式房屋，片刻間遭到了輕武器和迫擊炮的打擊。副排長威廉·J·麥多夫中尉看到，這是“觀測射擊，大炮和狙擊手是由無線電指揮的。英軍坦克在我們的前面掩護，同時，科伊爾中尉進入了能夠俯瞰敵人整個陣地的一個街區建築。別的排受阻，無法移動，形勢顯得十分惡劣”。
在英軍煙霧彈的掩護下，麥多夫成功地帶着連裡的其他人前進，而連長J·J·史密斯中尉，則讓他的士兵在科伊爾周圍的房屋裡鞏固陣地。麥多夫回憶說：“科伊爾的排現在可以完全看清敵人，但當我們開始把坦克向前開的時候，一些高速大炮開火了，而在此之前它們還沒有開過火。有兩輛坦克被摧毀了，別的坦克撤了下來。”當科伊爾的部下用機槍還擊時，立即便把街道對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過來。天黑下來的時候，奧伊林的黨衛軍們試圖滲透進美國人的陣地。有一組黨衛軍來到距離科伊爾的排只有幾英尺的地方，他們被發現了，於是爆發了一場猛烈的交火。科伊爾的士兵有傷亡，有3個德國人被打死。後來，奧伊林派了衛生員把他的傷員帶回去，而科伊爾的傘兵們則等待着，在受傷的德國人撤出之後再重新開始交戰。交戰當中，一等兵約翰·凱勒聽見一種低沉的連續重擊聲。他來到窗前，吃驚地看到有一個荷蘭人站在活動梯上，正在替換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
夜晚晚些時候，由於輕武器的射擊仍在繼續，因而進軍的進一步嘗試就推遲到了白天。英美聯軍的進攻，在距離瓦爾河大橋不到400碼的地方戛然而止——而這正是前往阿納姆的馬路上的最後一道水上障礙。
在盟軍的指揮官們看來，很清楚，德國人正在控制着各座大橋。布朗寧擔心這些渡口隨時都有可能被摧毀，於是在19日晚些時候召集了一次會議。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渡過那條400碼寬的瓦爾河。加文將軍曾經設計出了一個計劃，在兩軍會合時向布朗寧提及過，當時這位軍長曾經拒絕了這個方案。在這第二次會議上，加文再次提出了。“只有一種方法才能奪取這座橋樑，”他對聚集在一起的軍官們說，“我們得同時奪取它——從兩邊同時奪取。”加文敦促，“霍羅克斯工兵縱隊的任何一條船，都應該立即快速送到前面，因爲我們需要它們。”英國人看着他，大惑不解。這位第八十二師師長腦子裡想的，是突襲過河——用傘兵過河。
加文繼續進行解釋。在近三天的作戰中，他的傷亡率是很高的——約200人死亡，700人受傷，還有幾百個人失去了聯繫，或者是分散在各處，因而被列爲失蹤人員。加文分析說，如果生硬的正面進攻還要繼續的話，他的損失將會越來越嚴重。現在所需要的，是一種迅速而又廉價地奪取大橋的手段。加文的計劃是，投入一支部隊，在下游1英里處乘船過河，而與此同時，繼續進攻，以便奪取大橋南邊的各個入口。在坦克炮火齊射的掩護下，在德國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傘兵們將突然襲擊河北邊的敵軍防禦陣地。
然而完全的突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條河太寬了，無法使整船的士兵不被發現，而且對面的河岸沒有遮蔽，傘兵們一旦過了河，將不得不走過一段200碼的平地。在更遠的地方是一個堤岸，德國的槍手可以從那裡居高臨下向進攻的傘兵射擊。而那個防禦陣地也得奪下來。在加文看來，儘管可以預料會有重大傷亡，但與繼續單獨對南邊的入口發起進攻相比，傷亡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場花園行動想要獲得成功，”他告訴布朗寧，“必須進行這個嘗試。”
英軍滑翔機飛行員團的團長喬治·S·查特頓上校記得，除了布朗寧和霍羅克斯之外，出席會議的還有愛爾蘭近衛團、蘇格蘭近衛團以及近衛步兵第一團的指揮官。嚼着雪茄的魯本·H·塔克上校也出席了會議，塔克是第八十二師第五〇四團的團長，加文選中了他的團，如果計劃被批准的話，就由他的團進行這次渡河突襲。查特頓儘管專注地聽加文講話，卻也注意到了聚集在一起的這些人之間的不同。“一位準將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個摺疊座手杖上，”他回憶說。“三位近衛團的團長穿着相當破舊的燈芯絨褲子，高幫皮靴，戴着在學校裡用的舊長圍巾。”查特頓想：“他們心情輕鬆，好像是在討論一次演習似的，我不能不把他們與在場的美國人進行比較，尤其是與塔克上校進行比較，塔克戴着一頂幾乎把他的臉蓋住的頭盔。手槍放在他左胳膊下面的手槍皮套裡，大腿上還用皮帶扣着一把匕首。”讓查特頓大爲吃驚的是，“塔克偶爾咬下一塊足夠長的雪茄，再把它吐出來，而每次他這樣做的時候，隱約的驚訝表情就閃現在那些近衛團的軍官們臉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驚的，卻是加文計劃的大膽。“我知道，它聽起來是另類的，”加文回憶說，“但速度是絕對重要的，甚至都沒有時間進行偵察。當我繼續談下去時，塔克是屋子裡唯一一位似乎不驚慌失措的人。他曾經在安齊奧登陸，知道應該期待什麼。對他來說，這個渡河就像第五〇四團在佈雷格堡做過的那種演習。”儘管如此，這對傘兵們來說還是非正統的。布朗寧的參謀長戈登·沃爾什准將回憶說，軍長“現在對這個主意的大膽充滿了敬意”。這一次，布朗寧批准了。
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羅克斯與他的工兵們進行了覈對，得知他們攜帶了大約28條小帆布和膠合板船，這些船將在夜間匆匆送到奈梅亨。如果計劃的制定能夠及時完成，那麼加文對瓦爾河所進行的微型諾曼底式的水陸兩棲進攻，就將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下午1點開始。傘兵們以前從未嘗試過這樣的作戰行動，但加文的計劃卻似乎提供了完好無損奪取奈梅亨大橋的最好希望。而每個人都認爲，緊接着走廊上的另外一次迅速衝刺，將會把他們與阿納姆的士兵會合起來。
在長滿草的寬闊的優西比烏斯鄉村大道上，海因茨·哈梅爾將軍親自指揮，開始對橋上的弗羅斯特的士兵進行轟炸。他曾試圖說服弗羅斯特投降，但是失敗了。現在，對集合起來的坦克部隊和炮兵的指揮官們，他的指示是明確的：他們要把傘兵們所堅守的每一座建築物夷爲平地。“既然英國人不從他們的洞裡出來，我們就把他們炸出來。”哈梅爾說道，他告訴炮手們，“就在山牆的底下瞄準，一米一米地射擊，一層一層地射擊，一直到每一幢房子都倒塌爲止。”哈梅爾決心已定，圍困應該結束，既然別的做法已經失敗了，那麼這就是唯一的做法。“等我們結束的時候，”哈梅爾補充說，“除了一堆磚瓦之外，什麼也不會留下。”哈梅爾在兩門大炮之間平躺在地上，對準英軍的據點校準他的雙筒望遠鏡，指導開火。當頭一炮對準目標的時候，他站了起來，感到很滿意，然後把望遠鏡交給他手下的軍官。“我倒是想待在這裡，”他回憶說，“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新的作戰經歷。但由於英美聯軍正在進攻奈梅亨的那些橋，我不得不匆匆趕到那裡。”哈梅爾離開之後，他的炮手們，以有條不紊、鐮刀割草似的精確性，開始了那項把弗羅斯特剩餘的陣地化爲瓦礫的工作。
在第二營起初所佔領的18座樓房當中，弗羅斯特的士兵現在只堅守着大約10座。坦克從東邊和西邊打擊陣地，與此同時火炮把炮彈猛地投擲進那些面對北邊的陣地。火炮的齊射是冷酷無情的。“那是我所曾見過的最佳的、最有效的炮火，”黨衛軍精銳裝甲部隊的列兵霍斯特·韋貝爾回憶說，“從屋頂開始，樓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樣倒塌。我看不出，有誰還能從這個火海中活着出來。我真的替這些英國人感到遺憾。”
韋貝爾看到，3輛虎式坦克緩慢駛向格魯特市場，在機槍向大橋北入口一個建築羣的每一扇窗戶掃射時，坦克“向每一棟房子打出一發又一發的炮彈”。他記得，在角落裡有一座樓房，“它的屋頂落了進去，上面的兩層開始傾頹，然後，就像皮膚從骨骼上脫落一樣，前面的整堵牆落進了街道，把每一層都暴露了出來，英國人在那裡拼命地爬”。韋貝爾記得，灰塵和瓦礫“很快就使人不可能再看見任何東西了。嘈雜聲是可怕的，但即使如此，在嘈雜聲之上我們也能聽見傷員的尖叫”。
坦克輪番上陣，摧毀了萊茵河濱水區的房屋，以及在大橋本身下面的房屋。往往當英國人猛衝出來的時候，坦克就像推土機一樣猛撞廢墟，把那些地點完全夷平。在坡道的下面，在那座幾乎被摧毀的校舍裡的麥凱上尉司令部裡，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計，“高爆炮彈以每10秒鐘一發的速度，射進大樓的南牆”。牆變得“相當熱”，他回憶，“每一個人都多少受了傷。”然而傘兵們頑強地堅持着，“在天花板塌落，牆上出現斷裂，房間變得不堪一擊的時候”，便依次從那些房間裡撤離。斯坦福斯驕傲地回憶說，在瓦礫之中，“紅毛鬼子”們彈無虛發，“就像鼴鼠一樣倖存了下來。德國兵就是無法把我們挖出來”。但在別的地方，士兵們發現，他們的陣地幾乎讓他們無法忍受。“德國人決定要把我們轟炸致死，”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解釋說，“似乎讓炮轟和迫擊炮的炮擊變得更重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是變得更重了。一個爆炸接着一個爆炸，一枚又一枚炮彈像雨點一樣飛來，各自的爆炸匯合成爲一個持續的滾動爆炸。”隨着火炮的每一次齊射，西姆斯都重複着一個絕望的連續祈禱：“堅持！堅持！它不會持續多久的。”當他在狹長掩體裡面獨自蹲伏的時候，西姆斯閃過一個念頭，他是“躺在一個剛剛挖好的墳墓裡，正等着被活埋”。他記得，他當時想：“要是第三十軍不趕快，我們就完了。”
弗羅斯特上校意識到，災難終於降臨在第二營身上了。前來救援的各個營還沒有突破，弗羅斯特確信，他們再也不能來幫助他了。波蘭人的空投沒有實現。彈藥幾乎用盡。傷亡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每一個可用的地下室都人滿爲患，而且士兵們已經一刻不停地作戰50多個小時了。弗羅斯特知道，他們不能更久地忍受這個懲罰了。在他的環形防線的各處，房屋在燃燒，樓房倒塌，陣地正在被侵佔。他不知道，他還能堅持多長時間。他所珍愛的第二營，正在被埋在他周圍的樓房廢墟里。然而弗羅斯特
並不準備幫敵人的忙。他絕望了，但決心直到最後也不讓德國人得到阿納姆大橋。
並非只有他一個人有這種情感。磨難對士兵們的影響，似乎就像對弗羅斯特的影響一樣。傘兵們共用彈藥，從傷員那裡所能找到的那點彈藥，爲正在吞沒他們的那個末日做好了準備。沒有什麼證據說明他們害怕了。士兵們疲憊不堪，飢餓，疼痛，他們似乎對自己以及形勢產生了一種幽默感，隨着犧牲越來越明顯，那種幽默感也就越來越增強。
伊根神父記得，他碰見弗羅斯特從廁所裡出來。“上校的臉——疲倦，滿是污垢，滿臉胡茬兒——帶着微笑明亮了起來，”伊根回憶說，“‘神父，’他告訴我，‘窗戶粉碎了，牆上有洞，屋頂不見了。但它有一個鏈條，還在起作用。’”
後來，伊根試圖穿過一條街道，去看望地下室裡的傷員。這個地區遭到迫擊炮的猛烈轟擊，牧師儘可能地隱蔽着行走。“外面有一個人正在漫不經心地在街上溜達，此人是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最初就是他的那個連攻佔的大橋，”他回憶說，“少校看見我畏縮不前，便走了過來。他的手裡拿着一把雨傘。”伊根回憶說，泰瑟姆—沃特“打開雨傘，撐在我的頭上。到處都有迫擊炮炮彈雨點般落下，他說道：‘跟我來，神父。’”當伊根表現出不願意的時候，泰瑟姆—沃特安慰了他。“不要擔心，”他說道，“我有雨傘。”此後不久，帕特里克·巴尼特中尉碰巧遇見了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巴尼特正在快速跑過街道，前往弗羅斯特命令他去堅守的一個新防禦地區。泰瑟姆—沃特在護送伊根神父之後回來，又出去訪問他縮小了的環形防線裡的士兵，頭上還撐着那把傘。巴尼特大吃一驚，於是便在途中停了下來。“那把傘對你不會有多少用處的。”他告訴少校。泰瑟姆—沃特佯裝驚訝，看着他。“噢，天啊，帕特”，他說道，“要是下雨了該怎麼辦呢？”
下午，轟炸繼續進行，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見，泰瑟姆—沃特手裡拿着傘，率領着他的連。坦克正隆隆行駛在街上，到處開火。“當看見那些龐大的馬克Ⅳ型坦克幾乎是近距離朝我們射擊的時候，我幾乎昏厥過去。”高夫回憶說。然後，這種緊張突然得到了緩解。“在那裡，就在街道上，是泰瑟姆—沃特，正率領着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朝一些已經滲透過來的德國人衝去，”高夫回憶說，“他不知在什麼地方找到了一頂舊的圓頂禮帽，當他向前衝去時，還轉動着那把破雨傘，那個樣子活像查理·卓別林。”
還有一些別的幽默時刻，也同樣令人難忘。在那個下午緩慢地過去的時候，營司令部受到猛烈轟炸，着了火。伊根神父下樓去地下室看望傷員。“唔，神父，”中士傑克·斯普拉特說道，斯普拉特被認爲是營裡的喜劇演員，“他們把不管什麼東西都扔給我們，就是沒有扔給我們廚竈。”他這話還沒有說完，大樓又再次被直接擊中。“天花板落了進來，給我們來了一場泥土和灰泥的淋浴。當我們又站起身來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正好有一個廚竈。”斯普拉特看着那個廚竈，搖了搖頭。“我知道那些雜種就在附近，”他說道，“但我認爲他們聽不見我們說話。”
將近傍晚時，天開始下雨了，德國人的進攻似乎也加強了。在大橋另外一邊的麥凱上尉，打電話與弗羅斯特進行了聯繫。“我告訴上校，如果進攻在同樣的規模上繼續，我無法再堅持一個晚上，”麥凱寫道，“他說他不能幫助我，但要我不惜一切代價堅持。”
麥凱能夠看出，德國人正在慢慢地壓縮弗羅斯特的兵力。他看見，英國傘兵正從河岸邊燃燒着的房子裡出來，朝幾乎就在他對面的兩幢房子急速跑去，那兩幢房子還沒有倒塌。“他們開始把我們團團包圍，”他注意到，“顯然，如果我們不能很快就得到幫助，他們就會把我們趕出去。我爬上閣樓，把無線電調到6點鐘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播音員說，英軍裝甲部隊已經到達了空降部隊那裡。”
幾乎立即，麥凱便聽到下面一層的叫聲。“虎式坦克正在開往大橋。”（這正好是德國時間下午7點，英國時間下午6點。）兩輛這種60噸重的巨型坦克正從北邊開進來。在大橋另一邊的弗羅斯特，也看見了那兩輛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線中，它們顯得難以置信的邪惡，”他着重提到，“它們就像一些史前的怪物一樣，因爲他們的巨大火炮從一邊向另外一邊旋轉着，吐出烈火來。它們的炮彈穿過牆壁。隨着爆炸而來的塵土和緩慢落下的瓦礫充滿了過道和房間。”
麥凱所在大樓的整整的一邊被擊中了。“一些炮彈一定是穿甲彈，”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說道，“因爲它們從學校的一邊穿透到另外一邊，在每個房間裡都打出了一個四英尺大的洞。”天花板掉了下來，牆出現了裂縫，而且“整個結構搖晃了”。麥凱盯着坡道上的那兩輛坦克，心中想，結局來到了。“再來上這麼兩輪，我們就要被報銷了。”他說道。但麥凱仍然認爲，以那種自從他們到達以來所表現出的頑強和無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帶着一隊人出去，把它們炸掉。但就在這個時候，那兩輛坦克倒車，撤回去了。我們還活着”。
在弗羅斯特的司令部裡，伊根神父被擊中了。炮彈開始打進來的時候，他在一段樓梯上進退兩難，結果摔下了兩段樓梯，倒在一樓。當他甦醒過來時，還有另外一個人，牧師不是孤獨一人。伊根爬到那人的面前，看到那位傘兵快要死了。這時，另外一次炮火齊射擊中了大樓，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覺。他醒來的時候，發現房間和他的衣服都着火了，他絕望地在地板上滾動着，用雙手把火打滅。他先前看見的那位傷員死去了。現在伊根無法使用他的雙腿，在劇烈的疼痛之中，他慢慢地拖拉着身子朝窗戶走去。有人喊他的名字，情報軍官布基·布坎南中尉幫助他爬出窗戶，讓中士傑克·斯普拉特把他接住。在地下室裡，詹姆斯·洛根醫生正在工作，牧師與其他傷員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斷了，他的後背和雙手佈滿了細小的炮彈碎片。“我幸虧多少是置身事外”，伊根回憶說，“我現在除了趴着身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遠處，就是那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他負了輕傷，仍然試圖給大家打氣，仍然緊緊抓住他的那把傘。
偶爾在那種可怕的轟擊中有一個停頓，麥凱上尉認爲，那是德國人在裝填彈藥。在一次這樣的間隔中，黑暗降臨了，這時麥凱給疲倦的士兵們發放安非他明藥片，一個人兩片。它對疲憊不堪而又精神不振的人產生的效果，是難以預料而又劇烈的。有些傘兵變得易怒且好爭吵，還有的人產生了複視，一時間無法瞄準。在那些受驚和負傷的人當中，有些人極其興奮，還有的人開始產生幻覺。下士阿瑟·亨迪記得，有一個傘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聲命令亨迪，“那是第二集團軍！在對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見他們了嗎？”亨迪悲傷地搖了搖頭。那個人勃然大怒。“他們就在那裡，”他喊道，“一清二楚。”
麥凱不知道，他小小的兵力能否活過這個夜晚。疲憊和傷病正在帶來傷亡。“我在清楚地思考，”麥凱記得，“但我們沒有吃的東西，也沒有睡覺。我們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每個人都受傷了。”由於彈藥幾乎用盡，於是麥凱讓士兵用還剩下的少量備用炸藥來自製炸彈。他打算在德國人的坦克返回時，做好一切準備。麥凱現在點了一下人數，向弗羅斯特報告說，他只有13名有能力作戰的人。
在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從大橋對面的陣地裡，弗羅斯特看到，整個城市似乎都在燃燒。兩個大教堂的塔尖正在猛烈燃燒，當弗羅斯特注視的時候，“掛在兩個可愛的塔樓之間的那個十字架，在升到天空的煙霧的映襯下露出了輪廓”。他注意到，“燃燒着的木頭髮出的噼啪聲，以及倒塌的建築物發出的回聲，似乎是怪異的”。在樓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無線電設備面前，已經不再用莫爾斯電碼發報了。現在他正在用明碼發報。他不斷地重複：“這是第一傘兵旅在呼叫第二集團軍……來吧，第二集團軍……來吧，第二集團軍。”
在位於奧斯特貝克鎮哈滕施泰因旅館裡的司令部裡，厄克特將軍拼命試圖拯救他的剩餘人員。弗羅斯特被切斷了。每一個要到橋上與他會合的嘗試，都被冷酷無情地擊退了。德國的增援部隊正在大量擁來。從西邊、北邊和東邊，比特里希的部隊正在持續把勇敢的英軍第一空降師切成碎片。“紅毛鬼子”們寒冷，潮溼，疲憊不堪，但仍然毫無怨言，他們在努力堅持用步槍和斯特恩式輕機槍擊退坦克。對厄克特來說，形勢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的行動才能拯救他勇敢的士兵。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的時候，厄克特已經形成了一個計劃，可以拯救他麾下的剩餘人員，而且也許能朝着對他有利的方向扭轉形勢。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話來說是“一個黑暗而又災難性的一天”——成爲轉折點。他所希望的能夠灌輸出來的那種凝聚力和魄力，來得太晚了。一切都失敗了：波蘭軍隊沒有到來；貨物空投成了一場災難；而各個營在試圖到達弗羅斯特那裡的時候被摧毀了。這個師越來越被推向毀滅。對厄克特剩餘人員的人數統計，講述了一個可怕的故事。在19日的整個夜晚，與師司令部仍然有聯繫的各個營彙報了他們的兵力。儘管那些數字是非結論性的，不精確的，但它們仍然展現出了一個恐怖的結局：厄克特的師正處於消失的邊緣。
在拉思伯裡的第一傘兵旅當中，只有弗羅斯特的部隊是作爲一個協調的單位在作戰，但厄克特並不知道第二營還剩下多少人。菲奇的第三營列出的單子，是大約50人，而且營長也陣亡了。多比的第一營總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負傷被俘。第十一營的兵力減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團第二營減少到100人。這兩個營的營長利和麥卡迪，都受傷了。在哈克特的第10營，現在有250人，而他的第一五六營，彙報說是270人。儘管厄克特師的總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數字並沒有包括別的單位，比如英格蘭蘇格蘭邊境團的一個營、御用蘇格蘭邊境居民團的第七工兵營、偵察和服務部隊、滑翔機飛行員團，以及其他人——但他的進攻營卻幾乎不復存在。這些驕傲的部隊的士兵們，現在分散成小組，茫然、震驚而且往往沒有領導人。
作戰是如此血腥，如此可怕，甚至連久經戰鬥鍛鍊的老兵也崩潰了。厄克特和他的參謀長意識到，一種惶恐的氣氛滲透進了司令部，當時幾個小組的掉隊的人從草坪上跑過，喊叫着：“德國人來了。”往往，他們是年輕的士兵。“其自我控制暫時拋棄了他們，”厄克特後來寫道，“我和麥肯齊不得不動手干預他們。”但別的士兵卻是面對着可怕的困難在繼續戰鬥。L·E·奎裡佩爾上尉，面部和雙臂都負了傷，仍然率領部下對德國人的一個雙人機槍掩體發起了進攻，殺死了機槍手。當別的德國人投擲手榴彈，開始包圍奎裡佩爾一行人的時候，奎裡佩爾把那些“木柄手榴彈”又擲了回去。這位軍官命令士兵們離開他，他掩護他們撤退，繼續投擲手榴彈，直到最後戰死。
現在，厄克特受到重創、受傷流血的剩餘人員正在受到擠壓，被趕回來。所有的馬路似乎都在奧斯特貝克地區到達了盡頭，他的部隊主力以哈滕施泰因旅館爲中心，分佈在方圓幾英里的地方，在西邊是赫維多普村與沃爾夫黑策村之間，東邊是從奧斯特貝克鎮與約翰娜霍夫農場之間。厄克特計劃在那個大致的走廊之內採取守勢，該走廊到位於赫維多普村的萊茵河爲止。他希望，通過把部隊撤進來，就能夠妥善使用他的兵力，堅持下去，直到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來到。
在19日的整個夜晚，都有命令要求部隊撤退進奧斯特貝克環形防線，而在20日凌晨的時候，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棄第十營與第一五六營朝阿納姆大橋發起進攻的計劃，並且也要他們脫離戰鬥。“這是一個極其難以做出的決定，”厄克特後來說道，“這意味着要放棄仍在大橋上的第二營，但我又知道，要到達他們那裡，就像要到達柏林一樣幾乎沒有可能。”在他看來，唯一的希望，“就是鞏固陣地，形成一個防禦性的矩陣，並且努力控制住河北邊一個小的橋頭陣地，這樣第三十軍就能渡河來到我們這裡。”
對赫維多普村與德里爾村之間運行的那個渡口的發現，是促使厄克特做出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他要繼續生存下去的計劃來說，那個渡口是極其重要的：因爲從理論上講，通過那個渡口，援軍可以從南岸到達。除此之外，在渡口兩岸的碼頭上有一些坡道，將有助於工兵建起一座橫跨萊茵河的貝利橋。不可否認，困難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橋能夠迅速奪取，如果霍羅克斯進軍迅速，如果厄克特的士兵能夠在他們的環形防線裡堅持足夠長的時間，讓工兵在河上建起橋來——那是數量衆多的“如果”——的話，那麼仍然還有機會，讓蒙哥馬利得以在萊茵河對岸建起橋頭陣地，並且向魯爾河地區發起大規模強攻，即使弗羅斯特可能在阿納姆被打垮。
在19日，從早到晚，厄克特的司令部都在不停地發電報，要求給波蘭人一個新的空投場。通信手段雖然仍不穩定，但也略微有了改善。鬼怪式通信網的內維爾·海中尉，正在把一些電報送給英軍第二集團軍的司令部，司令部又相應地把它們轉給了布朗寧。20日的凌晨3點，厄克特收到軍部的一份電報，要這位將軍就波蘭人的空投場提出建議。在厄克特看來，只剩下一個可能的地區。鑑於他的新計劃，他要求那個有1500名兵力的空降旅，應該在小小的德里爾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陸。
放棄弗羅斯特和他的士兵，是這個計劃最使人痛苦的部分。在星期三上午8點鐘時，厄克特有了一個機會，可以把這個立場向在大橋上的弗羅斯特和高夫進行解釋。高夫使用芒福德與湯普森之間的無線電中繼線，給師司令部打電話，與厄克特接通了。這是自17日以來，高夫第一次與將軍取得聯繫，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師部，結果發現厄克特卻在行軍路線的某個地方。“天啊，”厄克特說道，“我還以爲你死了呢。”高夫簡述了橋上的形勢。“士氣仍然高漲，”他記得他當時這樣說，“但我們什麼都缺。儘管如此，我們將繼續堅持。”厄克特記得，接着“高夫問，他們能否得到增援部隊”。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訴他，”厄克特回憶說，“究竟是我向他們靠攏，還是他們向我們靠攏，我沒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希望從南邊得到救援。”弗羅斯特接着來聽電話了。“聽見將軍說話非常讓人感到安慰，”弗羅斯特寫道，“但他卻無法告訴我任何真正鼓舞人的事情……他們自己顯然也有巨大的困難。”厄克特“對他們所做出的良好努力表示個人的祝賀”，要求“把我的個人祝賀傳達給每一個相關的人，我祝他們好運”。別的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20分鐘後，厄克特接到了從內維爾·海中尉的鬼怪式通信網發來的電報。電報說：
200820（發自第二集團軍）。對奈梅亨發動的進攻被該城南邊的據點阻擋。近衛團第五旅在前往該市途中。大橋完好，但被敵人佔據。打算今天13時發起進攻。
厄克特立即告訴他的參謀們，通知所有部隊。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個好消息。
可嘆的是，厄克特有一支傑出的部隊可以支配，這支部隊的貢獻倘若被接受的話，本來可能大大改變英軍第一空降師的嚴酷形勢。在整個被佔領的歐洲，荷蘭抵抗力量當屬最富於獻身精神和最有紀律的地下組織。在美軍第一〇一師和第八十二師的防區，荷蘭人正在與美國傘兵並肩作戰。泰勒將軍和加文將軍在着陸時所下達的最早的命令當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藥發放給地下小組的內容。但在阿納姆，英國人卻實際上對這些生機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們的存在視而不見。阿納姆的地下小組武裝了起來，擺好了架勢要立即給在大橋上的弗羅斯特提供幫助，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們的幫助也遭到婉言拒絕。經過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後，只有一個人曾經擁有權力可以進行協調，把抵抗力量融入英軍的進攻中，而這個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中校，曾經受到厄克特的委派，去協調西郊各個營搖搖欲墜的進攻，但這位軍官在能夠把他本人的使命充分執行之前，就陣亡了。
在最初的計劃中，巴洛定於一旦戰鬥結束，便承擔起阿納姆的城鎮警備長官和軍政府長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爾德蘭省的荷蘭代表，也已經被任命了，那人便是荷蘭海軍的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少校。市場花園行動開始之前，一個英國與荷蘭的聯合情報委員會便把絕密名單交給了巴洛，名單上列出的是荷蘭地下組織的成員，據悉他們是完全可靠的。“根據這些名單，”沃爾特斯回憶說，“巴洛和我將要對這些小組進行篩選，根據他們各自的能力來使用他們，情報、破壞、作戰等。巴洛是知道我們真正任務是什麼的唯一一個人。當他消失的時候，計劃也就崩潰了。”在師司令部裡，沃爾特斯被認爲不是民政事務官員就是情報軍官，當把那些秘密名單提交出來並提出建議的時候，他遭到了懷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爾特斯說道，“我很遺憾，司令部裡的其他人並非如此。”
隨着巴洛的死亡，沃爾特斯的手被束縛住了。“英國人感到納悶，一個荷蘭海軍的人，居然和他們在一起，”他記得。逐漸地，他獲得了有限的接受，儘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員被安排去工作，但他們人數太少，並且他們的幫助也來得太晚了。“我們再也沒有時間，把每一個人都覈對得讓司令部滿意，”沃爾特斯說道，“而且那裡的態度純粹就是：‘我們能夠相信誰呢？’”把阿納姆地區的地下力量有效地組織起來，委派任務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在英格蘭，20日早晨快7點的時候，斯坦尼斯勞·索薩博斯基少將得知，他的空投場換了地方。這個波蘭旅現在將在距離原先地點幾英里之外的一個地區着陸，在德里爾村附近着陸。他的聯絡官喬治·史蒂文斯中校帶來的消息讓索薩博斯基瞠目結舌。這個旅已經在機場裡了，定於三個小時之後前往荷蘭。在這三個小時裡，索薩博斯基不得不針對他以前從未研究過的地區，重新設計他的進攻。先前的那些日子，都用在爲阿納姆大橋南入口埃爾頓村附近的空投制訂計劃上了。他後來回憶說，現在，“給我的僅是一個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來制訂計劃”。
有關阿納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憐，不過當史蒂文斯向他簡介這個新的計劃——在德里爾—赫維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隊擺渡過萊茵河——的時候，索薩博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勢變得糟糕了。他預見到了無數的問題，但他也注意到，“別的人似乎都不十分擔心。史蒂文斯所得知的一切，其情形相當令人困惑”。索薩博斯基迅速把這個新的進展告訴他的參謀部，同時又把起飛從上午10點推遲到下午1點。他需要這個時間使他的傘兵重新適應新的形勢，並制訂新的進攻計劃，而且這三個小時的延誤，也可能使史蒂文斯獲得有關阿納姆的更新的信息。不管怎麼說，索薩博斯基都懷疑他的部隊能否在上午10點的時候飛出去。霧再次覆蓋了英格蘭中部地區，而且天氣預報也不讓人放心。“天氣以及我們所收到的信息的不充分，使我非常焦慮，”索薩博斯基回憶說，“我不認爲厄克特的行動進展順利。我開始相信，我們可能是空投進入荷蘭，結果卻增加了失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