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密電給陸銘提了個醒，他這時纔想起日軍還有這樣的一支部隊，想到日軍那些瘋子將領，這些人還真有可能會走極端。
“張虎，讓你哥馬上來一下。”
這段時間因爲青島幾個國家的代表都在，張龍和內衛部隊也到了這邊。
“張龍，馬上推薦一個人去執行一個特別任務。”陸銘說到這裡，把密電給他看。
“北邊第一集團軍會配合你們行動，他們的是準備一個月後開始攻擊哈爾濱的，現在可能要提前，如果日軍真的喪心病狂使用這些武器，那麼就是一場災難。”
“總司令，我這有一個人，名字叫趙長青，他本來是東北人，是我們親手培養的人才。”
陸銘點了點頭，“好，馬上去準備，明天坐飛機去北邊。”
“好。”
安排好行動小組的人員，陸銘隨後把空軍副司令麻國良找了過來，“麻司令，你馬上組織一支精幹的空中打擊部隊，數量5架左右，準備好高爆炸彈和燃燒彈，隨時等候命令。”
趙長青，今年三十一歲，屬於內衛部隊特別行動小組，是行動一組的組長。
看完命令後，他們馬上挑選隊員，他們的這次行動目的，是找出日軍這支部隊的基地所在位置。
第二天，趙長青帶着選出來的三十一個人，當日坐專機到達了北線秘密機場，在當地部隊的配合下，連夜開始了行動。
一支小型車隊在內部人員的帶領下，慢慢朝哈爾濱而去，第二天白天，他們到了哈爾濱外面三十公里的一個小型接應點裡。
“長官，這是行軍的路線，我們接應的人員會在城門口接應。”
“謝謝。”和對方握了下手，趙長青一行人化妝成了日本商人，這次挑選的人員，個個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
在城門口，因爲有整套的通行和身份證明，他們沒有受到很嚴密的盤查就被放了進去。
三十多人分成兩組，一部分用力掩護，明面上在買賣貨物，另一部分人則在趙長青的帶領下，和內部接應人員一起，前往目標地點。
提到這個731部隊，就必須提到一個人，石井四郎，他還有個“殺人狂魔”的稱號。
擒賊先擒王，趙長青接到的這份命令裡，首先就有一條，要俘虜這些日軍731部隊的主要人員和找到他們的證據。
現在的趙長青手裡，就有一份關於這個石井四郎的完整資料，這些年來陸銘一直沒有放鬆對這支部隊的調查，這些年來的努力，關於這個人的資料很詳細。
石井四郎年青時留下與歐洲，於193年秋回到日本，向已升任爲日本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永田鐵山少將彙報，在結束彙報時，石井四郎建議：“我認爲，研製細菌武器己刻不容緩，遲延一日，必將使日本遺恨無窮。”
石井四郎回到東京4個月後，被任命爲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教官，同時晉升爲陸軍少佐。
他繼續遊說細菌戰的重要，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竟然是“細菌戰無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則聯合國也不會禁止”。
這番話打動了永田，在他看來，日本就是一個彈丸小國，不說靠這個去打擊別人，最少也能通過這樣的研究，來做的預防作用，如果能取到戰略性的威脅，自然是更好的。
得到永田的支持，石井四郎的目的是想在陸軍軍醫學校設立一個以他爲首的“防疫研究室”，以開展細菌戰的研究，並逐步成爲日本細菌戰的大本營。
石井四郎力主研究和利用細菌戰的建議，得到了日本統治集團的讚賞，陸軍省軍務局永田鐵山少將、參謀本部鈴木率道大佐等人都予以了積極幫助。
此外，石井四郎還得到了號稱日本“化學戰之父”小泉親彥的大力支持。
小泉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軍事科學家，可以說是日本軍事醫學的開拓者，後一度任過陸軍軍醫總監。1941年7月18日，還曾出任第三次近衛內閣的衛生大臣。
小泉親彥也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支持日本的擴張政策，卻還自命爲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1932年8月，東京若鬆町的陸軍軍醫學校內，所謂的“防疫研究室”終於設立了。儘管當時是設在防疫部的地下室，規模較小，石井四郎也僅有5名助手，但卻是石井四郎“食人魔窟”起始的雛形。
1932年末，爲了加緊細菌戰的研究，日本軍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質和名望來滿足石井四郎的需要”。
經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批准，在秘密賬戶上撥款2萬日元。而在當時的日本還正處於經濟大恐慌時期，2萬日元可算是一筆很大的經費了。
其他日本陸軍部隊的經費都處於拮据之中，而石井四郎的細菌戰研究經費的預算卻是在逐年地增加。
1933年8月，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小泉將自己實驗室後面的一塊地給了石井四郎，在此處又建成一棟面積達1795平方米的新樓，與防疫部原來的建築相接連，並改稱爲“防疫研究所”。
石井四郎並不滿足於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細菌戰，於是他親自執筆撰寫報告，請陸軍省軍醫總監西漢行藏中將轉交陸軍大臣荒木貞夫。
報告中提出請求：“現在，我們感到，對細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須加以實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求軍部，把我們全體調到滿洲，使我們用來維護皇軍的細菌武器得以高度的發展。”日本大本營批准了他的報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從小長大的朋友增田知貞以及4名助手、5名僱員隨行，到東北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跑遍了整個東北。
目的是要在東北選擇建立細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選擇東北，要是考慮在中國東北容易得到細菌研究的“材料”——活人；
另外，東北靠近蘇聯，氣候也與其相似，一旦與蘇軍交戰，可以直接地實施細菌攻擊。
但在具體地點的選擇上發生爭執，關東軍的石原莞爾主張設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卻執意要建在“北滿”的最大城市哈爾濱。
最後，石井四郎的主張得到了日本大本營的支持。同時，石井四郎的細菌戰計劃，也得到了關東軍的大力支持。
關東軍高層認爲細菌戰能起着擊敗蘇軍的重要作用，細菌戰將成爲抵消日軍在對蘇作戰中兵力上的劣勢。
1933年8月的一天，石井四郎命令日軍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與文廟街交叉口一帶，攆走了當地的商店主、職員和居民，秘密設立了細菌研究所（石井部隊），密稱“加茂部隊”，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鄉名稱。
此外，這支臭名昭著的細菌部隊還常冠名爲“東鄉部隊”，這是因爲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戰爭中的東鄉平八郎元帥，而且石井本人採用的別名也爲“東鄉大尉”，細菌部隊基地裡的宿舍區稱“東鄉村”，神社稱“東鄉神社”。
儘管石井四郎採取了極爲嚴格的各種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像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裡實施大規模的人體細菌實驗，顯然有諸多不方便。
石井四郎對此早有考慮，他選中了距哈爾濱市7公里以外的五常縣背蔭河鎮。在石井四郎看來，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較爲隱蔽，是作爲大規模進行人體細菌實驗場所的理想地址。
1933年秋，“加茂部隊”派黑田大尉在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圈定了5多平方千米的地盤，在附近村屯強徵近千名勞工和幾百輛馬車，日夜不停地修築“兵營”。不到一年時間，便建成了約1棟的磚瓦房。“營區不僅有營舍，還有到背蔭河火車站的專用線和飛機場。
關東軍參謀遠藤三郎視察這裡時，說：“初具規模達6平方米的大兵營，令人產生一種好似要塞的印象。
這雖然是他們努力的結果，2幾萬元的經費開支看來還是值得的。”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爲了有可他直接指揮的三百多人的細菌部隊部隊長。
背蔭河細菌實驗場不僅中國人不許靠近，就連火車經過背蔭河車站時，也要放下車窗簾，嚴禁旅客向車外探望。細菌實驗場的日本人員很少外出，並都使用假名。即使與國內家屬通信，也經過關東軍的審查。
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完全成爲了與世隔絕的軍事要塞。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因派了一個名叫中馬的大尉管理“兵營”，不知底細的當地老百姓都稱這座神秘的“大兵營”爲“中馬城”。在“中馬城”營區中央是監獄和人體實驗的綜合設施。監獄是按關押1人的規模建造，通常關押着5——6人。牢房很小，“犯人”幾乎總是戴着手銬和腳鐐。每個被囚禁的人平均3天——5天內採血5左右，採血從未停止過。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價值”便注射毒液或槍殺，然後進行解剖，最後送到焚屍爐焚燒滅跡，焚屍爐由化名細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剛男負責。
石井四郎在背蔭河進行的細菌人體實驗重點，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亂三四種的接觸傳染病病菌上；
此外，還利用人體進行毒氣瓦斯、毒液實驗；同時以人體爲“材料”來進行凍傷實驗。
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岡村寧次曾到背蔭河視察，對凍傷實驗尤爲關注，因爲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鎮壓抗日武裝及日後與蘇軍作戰時，面臨的嚴重問題便是嚴寒下凍傷威脅。
視察後，岡村寧次給上司的報告書中寫道：“凍傷最好的治療方法是在37攝氏度的水中浸泡”，這一發現是“根據使用人體用各種方法經過反覆的試驗所獲得的寶貴的數據而得出”。
“中馬城”從1933年下半年複合設施還沒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開始啓動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節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鬆懈，有3餘名囚徒越獄，其中王子揚等12人僥倖逃脫。
由於這次越獄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將背蔭河選擇在抗聯第三軍的游擊區域，是選錯了地址。
但爲了減輕和推卸責任，石井四郎還是採取了暫時維持，看看情況再定的辦法。
但此後，抗聯第三軍趙尚志部曾幾次襲擊“中馬城”及附近日軍駐地，甚至發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決心重新選擇“基地”了。
1935年初夏，關東軍強佔距哈爾濱市約2公里的平房地區，圈定6平方公里範圍，並於1936年春動工，開始了營建細菌部隊的設施。這是一項極爲保密的巨大、綜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長春招募了4個日本建設株式會社承擔，經時兩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國勞工有時超過去15人。從細菌部隊設施藍圖上看，區內至少建有76棟建築，包括指揮中樞所在的二層樓，即由3棟、4棟、5棟、6棟組成的細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樓”，佔地約爲l5平方米，內有各種細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凍傷實驗室、監獄、解剖室等，還有處理人體和動物屍骸的3個焚屍爐。
1936年時，平房及附屬設施的年度預算爲“人力費3萬日元，各支隊2——3萬日元，試驗研究經費6萬日元”。
所以事實上石井四郎掌握着1多萬日元的預算經費，而在當時即使指揮幾個師團的將官們如果得到如此一筆預算也會高興不已。1938年石井四郎晉升爲大佐。
1938年6月3日，關東軍司令部發布了第1539號命令，確定了平房“特別軍事區”範圍及規則，“特別軍事區”總面積約12多平方公里。
真正用於實戰的是1939年5月，當時，日軍與蘇軍發生衝突，石井四郎視爲進行細菌戰試驗的最好機會，他制定了具體實施方針政策案。
6月份石井四郎在海拉爾儲備了2多枚載有疽、傷寒、霍亂菌的炮彈，準備發射到蘇軍陣地。
到了7月份，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爲挽回日軍的敗局，終於答應了石井四郎所求。
欣喜望外的石井四郎將731細菌部隊當時僅有的4餘名各種從事細菌戰人員抽調一半，以“關東軍防疫班”名義參戰。
並將22。5公斤沙門菌和傷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在7、8月份，石井四郎又將早在6月份儲存在海拉爾的細菌彈運至前線，發射到蘇軍的陣地上。
這次行動，給蘇軍造成了很大傷亡，這一片地區差點變成了無人區。
1939年1月1日，731細菌部隊作爲衛生部隊在日軍軍史上首次獲得的戰功獎狀。
由第6軍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將親自頒發，石井的正面半身照片附着報紙選擇性的報道了。石井個人功四級金鵄勳章。
雖然掌握了這麼多的資料，但是想靠近731部隊研究中心卻非常困難，趙長青帶人花費了三天的觀察和調查，發現這裡日軍警戒非常嚴密，盤查也非常的嚴格。
要進入這裡，必須要有關東軍總司令部隊的命令和司令官的親筆簽字纔可以，在外面，日軍有一個聯隊的部隊駐防在這裡。
這些天的調查，也不是沒有收穫，最少一點，他們知道這個石井四郎很貪財，當年，就是因爲這個原因，石井四郎因貪污實驗經費被撤職降級，調到南京任第一軍的軍醫部長。
雖然，石井四郎後來對此解釋爲：如果他繼續從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頭了，陸軍軍醫最高軍銜只能爲了獲得更高的官銜，他需要有實戰的經歷。
還有一點，這個石井四郎很殘暴，殺人如麻，但是他本人卻很怕死，非常的怕死。
趙長青想來想去，最後他決定來個擒賊先擒王，直接想辦法抓這個人。
不過這個石井四郎平時很少外出，基本都呆在731部隊研究所裡，要完成這個行動，首先必須先把這個人給逼出來。
對怕死的人，當威脅到他性命時，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逃離危險區域。
趙長青把他的計劃用密電發給了青島總部，張龍看完認爲可行，馬上報告到了陸銘這裡。“這個計劃是可一試下，我們反正要摧毀這裡，這樣吧，晚上我會給第一集團軍下道命令，讓他們出動一支部隊協助，另外，這次空襲不要做的太明顯，乾脆來次大的行動。”“我會給美軍艦隊司令部去份電報，讓他們的遠程轟炸機配合，第一集團軍所有空軍一起行動，對哈爾濱內外軍事重地，來次大範圍的空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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