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中的困惑
一
年過四十，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生命激情的內斂。作爲一名詩人，我感到進入了“休眠期”，最大的症狀是一首詩也寫不出來，或者乾脆說，缺乏那種寫詩的衝動。
爲什麼會這樣呢？一些像我一樣擱筆的詩人把這歸咎爲“物慾橫流”的結果。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導致精神與物質的需求分配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並不是說現代社會不需要精神創造活動，而是衡量精神創造活動的客觀尺度改變了。直白地說，就是你的精神創造活動能否轉變爲豐富的物質財富，乃至整個社會眼光關注的所在。
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加速了社會物質文明的進程，但對於從事着無法物質化的精神創造活動的這部分人來講，這種轉變無異於一場災難。更爲不幸的是，在這場災難中，詩人首當其衝。
我進入“休眠期”，固然有上述原因的作用，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就是自身日益增大的理性約束力正在逐步取代一個詩人必備的對幻想世界的憧憬。
邏輯是詩人的大敵，詩只能是智慧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講，智慧、禪與幻想構成了一個詩人的理想的殿宇。誠如英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所言：“那殿宇的預示顯現在想象中、音樂中、建築中、寧謐的理性之國度中、抒情詩的金色夕陽的魔術中。在那裡，美麗閃着亮光，遠離着悲哀之觸及，遠離着對變易之恐懼，遠離着事實世界的失敗和幻覺。當我們對音樂、建築、抒情詩那些東西加以思索的時候，天國之憧憬就在我們心裡形成，立刻給予我們一塊審判我們周圍世界的試金石，給予我們一種靈感，藉以使可能成爲那聖殿的石頭的任何東西適合我們的需要。”
現在，人們心中的天國已經世俗化了。而且，詩人一旦脫離純真的感情世界，他的智慧之光就有可能熄滅，也就再也不能擁有審判我們周圍世界的試金石。
我想，我的“休眠”正是源於上述的原因。對於現實世界，我此刻的心態是思考多於盲從。可以說，這既不是一個牧歌的時代，也不是一個頌歌的時代。因此，它不是一個詩人的時代。
二
我今年四十歲，對於詩人來講，這是一個很老的年齡了。孔子講“四十而不惑”，而我對於生活的流變，卻是惑莫大焉。
惑，迷惑、困惑，或許還有誘惑，前兩惑產於自身，後一惑來自外界。孔子那時的四十歲和現在的四十歲遠不是一回事。那時候，一是人的壽命比現在短得多，二是外部世界也遠沒有現在這麼複雜，所以，在四十歲上做到不惑並不是一件難事。現在可不同了，國家、民族、宗教、科技、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問題，構成世界龐大而又多變的矛盾體系，單單挑出其中的某一個來，就足以把你折騰得頭昏腦漲，死去活來。更何況你根本無法挑出其中一個來，所有矛盾的根部都是糾結在一起的，分清它們的支脈尚且不易，遑論其他？所以，在“六十而耳順”的人中，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而瞠目結舌者多的是，就是孔子認爲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進入了人生化境的老人，在今天照樣會犯路線上的錯誤。二十年前，我們的時代還是一個有章可循的時代、一個崇尚權威的時代，現在一切都變了。由於變化太快，許多人，哪怕是一些政治領袖、大學問家，也只能跟着感覺走。所以，當今之世，能做到“四十而不惑”的人，那可真是鳳毛麟角。
也許，還可以再引用孔子的觀點，來說明世事常變而道不變。但道又是什麼？一陰一陽謂之道。然而，陰陽的盈虛消長，泰否兩者的判別，究竟有沒有客觀的尺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種循法通則，早已被古人挑戰過，有一副對聯的上聯這樣寫道：“世上事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
以非法之法來對待、處理瞬息萬變的世界，乃是積極的人生態度，但其難度也是可以想象的。首先，你得判別何謂“法”，何謂“非法”。這種判別的第一個後果就是“惑”的產生。“惑”之後，要麼以“非法”處世，要麼就“難得糊塗”。消極與積極，儒家與道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都是遊走在這兩種既相吸又相斥的文化傳統中，詩人也不例外。
在釋家那裡，“惑”之後就是“開悟”。我去過黃梅五祖寺，那是禪宗六祖慧能開悟的地方。禪宗七祖懷讓開悟的衡山，我也去過，那裡留下了他的遺蹟明鏡臺。站在這樣偉大的禪宗大師開悟的地方，面對純樸、古老的寺院及森森的林木，我的心悄然而動，一種超然物外的神秘悠然而至。
關於“悟”，日本著名的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先生是這樣說的：“禪同所謂思想一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悟’是一種感覺或知覺，但又不是單純的、個別事物的感覺，而是存在的根本事實的感覺，其終極的目的是自體，即除自體以外沒有其他任何目的。”
1989年以後，我對禪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雖沒有達到開悟的境界，但至少爲自己的“惑”找到了一個極其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今天，我正是懷着這樣的平常心：在不忽視生命的物質性的同時，更着重於揭示精神的獨立性。
三
今天的文學，尤其是詩，從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來看，無疑已從**跌進了低谷，其原因在前面已經論及。這時候，詩人已被邊緣化，這反而會讓詩更加純粹。我雖然已缺乏了詩的感覺，但是，我仍然樂意以詩人自居。這個時代，也許不再需要詩了，但我生命的每一天，仍離不開詩歌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