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歷史觀

我最早的歷史知識與歷史觀念，是在鄉村鼓書藝人那裡獲得的。三四歲時，母親就帶着我去聽鼓書。那都是半個世紀前的事情了。那時，聽鼓書是山中小鎮漫漫長夜裡唯一的娛樂。鼓書藝人是山區最受歡迎的人物。我從他們惟妙惟肖的說唱中，不止一次地聽了《隋唐演義》《說岳全傳》《三國演義》等歷史通俗話本。這是我的歷史文學的啓蒙階段。後來，我走上歷史小說創作的道路，也得益於這童年的啓蒙教育。完全可以說，童年培植的愛好，影響了我的一生。

上小學時，我就喜歡閱讀小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長篇小說，我幾乎全部讀過，許多小說都讓我如醉如癡。但最讓我產生閱讀震撼的，是姚雪垠先生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若干年後，當我成爲專業作家並有幸與姚老在一個單位時，我除了向他表述我初讀《李自成》的感覺，還對他說：“我也準備寫一部歷史小說。”姚老聽了點點頭說：“寫好一部歷史小說，要有紮實的學養做支撐。”

及至我着手創作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時，才理解了姚老這句話的含義。所謂學養，對應於歷史，即史識、史鑑、史膽諸因素的綜合。說得嚴格一點，一個好的歷史小說家，首先應該是一個稱職的歷史學者。這就是歷史小說與當代題材小說創作的最大不同點。

如果說對歷史事件的研究及考證是一個細緻的工作，需要作者有甘於寂寞坐冷板凳的耐心，那麼，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恰當定位及評判，則更需要作者的智慧和閱歷。從研究中發現，在故紙堆中開掘，既要有大視野，也要有縱深感。

長期浸淫於歷史，我注意到中國歷史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悠久，二是多民族的融合。

歷史悠久，便產生豐富性，但亦容易產生歧義，漫漶處易被忽略；多民族的融合，產生了多樣性，但異質的文化常遭排斥。我在進行第二部歷史小說的創作準備時，便遇到這樣的問題。我研究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即北宋的徽宗、欽宗被金兵擄走這段歷史。趙宋南渡，造成中國南北對峙一百多年，國土分裂。中國的政權一向以漢人爲中心，因此漢文化被視爲中華文化的主體。既然漢族的皇帝被金兵擄走，那麼抗金便成爲南宋的第一戰略。此情之下，岳飛便成爲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這種觀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我個人認爲，南宋與大金是在中國土地上曾經同時存在的兩個政權，它們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評判這兩個政權的優劣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但不應以民族的不同來判斷其好壞。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民族之間的愛恨情仇，恰恰展現了中國歷史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也生動地展現了各個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做出的獨特貢獻。

在十幾年的歷史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同時在更長的研究歷史的時間裡，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導文學創作的歷史觀。主要是三點：一、永遠選擇歷史上健康的、積極的一面，作爲我文學的素材；二、始終提醒自己，不可戲說歷史，更不可將歷史人物漫畫化或者臉譜化；三、要從歷史的寶庫中開掘時代精神，爲讀者提供思考的空間，但不可借古諷今，做不負責任的比附與調侃。

在創作《張居正》這部小說時，以上三點我始終牢記。有些細微之處很難區分，但必須把握。所謂形神兼備，形即史識，神即史智。兩者結合得好，小說纔會既好看，又耐看。反之，小說不是流於通俗，就是接近史著。五年前，我接受一位記者採訪，她問我：“你是詩人出身，爲何轉行寫歷史小說呢？”我回答：“我喜歡歷史，又喜歡詩，歷史小說正好是歷史與詩歌的結合。作家的理想就是寫出史詩性的作品。”此雖倉促應答，卻是我寫歷史小說的初衷。

200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