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最先轉變過來的一羣人有很多，而大明的官府竟然就位列其中，原因很簡單，官員們看到採用了新的生產方式讓國庫豐盈，使用新的徵稅方式竟能廢除兩稅，總之一句話，用新的東西讓國家強大了。天籟小『說ｗｗｗ．『⒉
哪怕從個人角度來講，官員們也現，鼓勵展工業，是最快，最沒有危險的一種撈政績的方法。當自己的轄地，在短短几年之間，稅賦增加一倍的話，而百姓卻沒有被盤剝，這怎麼說都是一種政績。
所以官府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打算使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強硬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儘快進行審判，然後將幾個燒窯工流放。
他們之所以決定快，那是因爲他們感覺到一股**的輿論正在形成，這股輿論甚至比上次錦綸堂事件還要大。
錦綸堂那次畢竟是商人在鬧事，直接鬧事的人並不是工人，而是一羣見不得人的流氓，因此儘管那次事件牽扯到的工人數量幾十萬人，可輿論上多少還是兩邊倒。
但這次不一樣了，根據刑部的審訊，這些人真的就是一羣燒窯工。人數倒是不多，只有三十多個，是附近時代燒窯爲生的一個大宗族。
他們家從明代起就開始燒窯了，他們的老窯口在新安的鷹嘴山下，燒製的青磚過去行銷新安、東莞兩地，養活了全族上下三百多口人。
但現在生計日蹙，年關將近，可是窯場一年來就沒開過幾次火。一羣苦悶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多喝了幾杯，壯了膽子，來了脾氣，越說越氣，就有人提議要砸磚廠，就這麼來了。
他們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他們的行爲是不能原諒的，有錦綸堂前例在，官府認爲向公堂訴告他們，很容易就能結案。
但社會輿論起來了。
尤其是幾個月前，在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中精神信仰崩塌的一羣老夫子，突然好像找到了共識一樣，他們第一批站出來爲燒窯工說話。哪怕有人認爲燒窯工做的不對的，此時也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輿論竟然出現了一邊倒的支持燒窯工的聲音。
這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面對輿論一邊倒的**言論，陳芝廷都慌了神了，這時代的官員，誰不在意名聲呢？曾國藩那樣休養極深的大儒，都會因爲天下人的漫罵而病倒，陳芝廷的養氣功夫遠不如曾國藩，他有點無法決斷的感覺。
他習慣在無法決斷的時候來找朱敬倫，他本就不是一個強硬的官員，甚至遠遠比不上丁日昌這樣的滿清官員。
“他們犯法了對嗎？”
朱敬倫問他。
陳芝廷點點頭。
“那關你什麼事？”
陳芝廷馬上不懂了，皇帝這是什麼意思。
朱敬倫嘆道：“他們犯法了，自然有司法程序，你操那麼多心有用嗎？你想幹涉司法嗎？法院歸你管嗎？”
連聲質問讓陳芝廷如同醍醐灌頂，是啊，這些事不歸他管啊，抓人、審人，那是刑部的事情，確實還算六部分內之事，可是法院並不歸六部，朱敬倫當初直接劃到了門下省，算是監察部門。
可問題是天下人現在罵的是官府，說的是官府昏庸無能，說的是奸佞當道，他陳芝廷是尚書令，他是宰相啊，罵官府不就是罵他，而且真的有人指名道姓罵的。
“你這城府還真是太欠了，當官哪有不捱罵的。只要他沒有指着你的鼻子罵你，就當沒聽見吧。罵我的比罵你的多多了，我要是天天想這事，還活不活了？”
朱敬倫沒說謊，罵朱敬倫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讀書人，對那些人來說，朱敬倫現在就是逆賊。
陳芝廷嘆口氣：“那我能做點什麼呢？”
他真的不想捱罵了。
朱敬倫嘆道：“給那些家屬一些照看吧。不能讓孤寡坐困，讓貧弱待死啊。”
陳芝廷點點頭，情況已經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報紙也早就講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窮苦的燒窯工，真的是日子過不下去了，這一年來大多數人都是靠着打零工爲生，明明是手藝人卻不能用手藝吃飯，才做下這等錯事。按現在的法律，他們流放無疑了，可他們的兒子怎麼辦，妻子怎麼辦，還有老父母怎麼辦。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壓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況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於憤怒到這種地步。
可是陳芝廷有一個顧慮：“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話，這不是助長犯罪嗎？”
這就是從政治角度出了。按照故老相傳的做法，中國法律講株連，而不是撫慰。
朱敬倫則是從人性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
“犯人也是我們的子民，他們一時犯錯，家人卻是無辜的。我相信他們知錯能改，流放幾年後還能回來過日子。”
陳芝廷理性覺得這麼做恐怕會有無窮的麻煩，但感性上他也覺得舒服很多，另外一點，如果官府這麼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責會變小。
陳芝廷點點頭。
朱敬倫接着道：“你不來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這次的事情得讓我們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爲了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顧後，以後類似的事情還會一次一次的生，可能二三十年都會如此。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個孤例，但告訴我們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陳芝廷神色凝重起來，老百姓有怨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歷史上歷朝歷代的大案，不都是這樣出現的嗎。
“這幾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過，日子比以前艱難了，但還沒到活不下去的時候。這樣的苦恐怕還得再吃幾年，也許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業化的轉型期，沒有一代人是很難完成的，也必須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則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討論阿根廷爲什麼從一個世界級富國，突然停滯不前，有從經濟學分析的，有從政治角度解讀的，但很少有人從人性上來解釋。
朱敬倫明白一個道理，無論如何響亮的口號，無論對麼偉大的目標，最多你只能鼓動一代人犧牲奉獻，從沒有人能讓一個民族或者國家，持續幾代人爲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理想而犧牲。
阿根廷人沒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業化，那就徹底的失去了機會，日後的一代又一代，他們只能接受享樂，受苦他們絕對不幹，因爲他們的父輩、祖輩幹過，沒有什麼結果，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讓他們這一代再幹這種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麼也得二三十年，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後總會要另一代人來追趕的，他們只能追趕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倫絕對不願意將這種責任推給後代的，事實上現在他也可以選**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園的展，讓那些小茶園在享受一二十年壟斷的福利，可是之後呢，印度茶上來了，他們還是要破產，二十年之後的差距，可就真的趕不上了，這種時間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機會成本，用中國人的觀念來說，就是氣運，你失去了那個大氣運，再想遇到，沒那麼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我們就不可能讓他們心裡沒怨恨，可是我們得讓他們有怨能平，得讓他們有說理的地方。公堂本來就是一個說理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持讓公堂敢說話。誰都不能干涉公堂斷案。只是現在老百姓還不太愛打官司，否則他們也不至於用刀子說話。都是一羣文盲，但也要讓他們知道，有一個說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們現在可以做點事了。官府現在把學堂都管上了，小學也教了數學，但還缺了一門課，法律！”
教育肯定是必須的，現代教育的目的，中國人長期走了彎路，新中國後一直以爲國家培養最急需的人才爲目的，大肆強調數理化的重要性，試圖補上傳統文化中對自然科學這門功課的嚴重缺失，但是矯枉過正，反而忽視了傳統文化中濃厚的人文氣息。
西方人教育的目的是給社會培養合格的公民，至於人才，是自己奮鬥出來的，而不是國家的義務。結果西方人的世界觀反而比較正常，沒有那麼多的功利。
但中國傳統中缺少法律的教育，傳統教育中對待法律的看法往往比較負面，愛打官司的人是不道德的，息訟的結果是讓法律沒有成爲保證公道的最後一道屏障。加上官員的瀆職，法律確實也不公道，最後更沒人相信法律了。
有什麼辦法能比從小就教育孩子的法律意識好呢。
“這事禮部跟刑部合議吧。”
禮部管教育，刑部管司法，法律教育的問題，當然就這兩部共同協議出一個方案最好。
“這是長久的事情，下一代人才能起到效果，這一代人是要吃苦的。但是讓他們吃苦，也得讓他們知道爲什麼吃苦，得讓他們知道他們吃苦是有結果的。得讓大家都知道，他們現在吃苦，下一代就不會在吃苦了。現在工部力推興業大計，不就是用富民來說事嗎，讓工部牽頭告訴大家這個道理。告示也好，打廣告也好，讓大家有個盼頭，不絕望是正理。”
不讓人絕望，人就不會不顧一切，這是朱敬倫從那種明明大大減少了數量，反而安定了人心的移民現象，哪裡領悟到的，因爲他給人了最後一點希望。
陳芝廷回去後立刻遵照朱敬倫的指示，讓刑部和禮部合議推廣法制觀念的問題，一定要讓老百姓知道公堂是最後說理的地方這個道理；讓工部出面宣傳工業的最終目的是富民這一個理念，爲此每年撥出十萬兩給工部作爲宣傳費用。
關於這次砸磚廠的問題處理，那幾個激憤鬧事的燒窯工依然是被判流放了，流放到了阿拉斯加，但因爲他們這次事件中沒有死人，因此流放期限只有三年，官府保證給予他們家人以照顧，清醒過來的燒窯工都認罪了。
當然該挨的罵還是少不了，就有一羣自認爲爲國家考慮的精英，批評官府這種做法，是在助長暴民犯法的行爲，也有罵官府不過是出事了才知道收買人心，早幹什麼去了。
但陳芝廷知道，官府出面照顧那些老弱，不過是出於仁道考慮，只是因爲他們少了家裡的頂樑柱活不下去，而不是因爲其他什麼政治考量，這件事他做的問心無愧，突然感覺到，那些罵聲似乎根本不值得關心了。
國內的問題很麻煩，國外的問題也一團亂麻，最麻煩的是法國人。
德意志邦國聯軍在法國政府倒臺期間，如入無人之地一般攻打到了巴黎，包圍了巴黎，整個歐洲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