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莊失敗之後，日軍加快了反擊的步伐。
11月8日，日軍的第十軍與第十一軍，正式在各駐地逐一裝船就緒，原本歸關東軍統轄的日軍第四師團，也正式劃歸到華北派遣軍之列，而華北日軍則全面收縮戰線，以防華北一帶的華夏軍隊反撲。
連戰火橫飛的忻口會戰，也開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實力受創的第六師團，則暫時退守河北保定，而第十師團則退出德州，堅守滄州一線。
與之同時，得到補充後的第十四、第二十師團，也被一起劃入日軍第十一軍序列，與第十五師團，臺灣步兵旅團，以及第1後備步兵團等，共同組成杭州灣的登陸兵團，司令官正是朝香宮鳩彥親王。
與另一時空相比，第十五師團的情況略有差別，該師團原本是日軍的常設師團之一，在大正（天皇）年間被拆減，本該於1938年4月重新組建成軍，級別也降了一檔，變成了三聯隊的乙等師團。
然而，由於某隻小螞蟻的出現，導致華夏的軍勢更爲強盛了幾分，所以該師團的成軍時間，也提前了半年之久，而且仍然是四聯隊的常設主力師團，下轄第17、第29旅團，其師團長由朝香宮鳩彥兼任。
第八、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以及僞靖安軍1旅、僞李春山旅、僞於芷山旅等部隊，組成了日軍之第十軍，司令官是柳川平助中將。
該軍的攻擊目標，正是淞滬戰場的側後方——杭州灣金山衛，他們將與吳淞口和浦東的日軍，一起夾擊華夏的上海守軍，爭取殲滅華夏在淞滬的所有參戰部隊，進而爲佔領整個華夏做準備。
此時的南京政府卻度日如年，淞滬會戰也快撐不下去了。
在30年代的民國，許多常用物資全靠國外進口，僅以鋼鐵一項爲例，在“七七事變”之前，華夏每月要進口十萬噸鋼鐵，不但要用於鐵路、戰備工事、兵工廠等重大工程，還要用於房屋建築、道路橋樑，以及百姓日常的洋（鐵）釘、洋（鐵）鏟、洋（鐵）碗等等。
到了中日全面開戰之後，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強，以避免中日戰爭擴大爲名，倡導歐美諸國對中日進行“全面禁運”。
因此中日兩國要想獲得鋼鐵、石油和軍火之類的戰略物資，就必須花出幾倍的代價，但日本帝國主義已完成了工業化，禁運只是略添一些麻煩而已，對於落後的華夏而言，卻是一道道致命的絞索。
到了1937年11月，華夏南京政府的各類戰略物資，以及優秀的兵源，都接近枯竭的狀態了，表面上淞滬戰場，似乎還處於勢均力敵的激戰中，但是老蔣等人卻早知大勢已去，也該做大撤退的準備了。
11月9日上午，蔣介石、白崇禧、蔣百里、陳誠與吳佩孚等重要將領，在南京小營秘密軍事基地內，召開南京軍委特殊作戰會議，商討如何應對日軍再次登陸一事，以及整個淞滬戰場的去向問題。
簡而言之，若是要打的話，該是如何一個打法？
若是要退的話，該如何一個退法？
若是要撤，該撤到什麼位置合適？
蔣百里先生是老蔣的首席幕僚，兼任着整個華夏抗戰的總策劃師，因此淞滬戰事如何打、如何撤，他是最有發言權，經老蔣綜合評述了近四個月來的，淞滬戰事的演變之後，就該他出來發言了。
因爲蔣先生日夜謀劃操勞，身體其實並不太好，於是略略乾咳之後說道，“若上海失守，南京必然不保”。
“既然上海與南京不保，那麼杭州也必然不保，當我們逆長江後退到蕪湖、九江、武漢，日軍也必然會一路尾隨，如此算來，日軍想一一佔領華夏各地，根本沒那多的兵力，所以到打武漢就是極限了”。
吳佩孚是老蔣新任命的中將參議，而且又是軍人出身，最不喜歡嘰嘰歪歪的文人，乾脆站起來反駁道，“方震兄，據吳某人所知，你老，從來都沒有獨立的領兵作戰，而是長期擔任參謀之職”。
“因此，你所說的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想當然吧？你的這些判斷，都純屬紙上談兵而已，你就是現代的趙括”。
正欲繼續解說的蔣百里，也不由爲之一怔，不過他的涵養比較好，而且又學貫古今、鹹通中外，對於中日之戰事，早已瞭然於胸，對於一些逆耳之語也不會生氣，反而很謙虛的笑道，“子玉兄是大軍事家，方震洗耳恭聽就是”。
吳老總雖然喜歡放炮，但是人家確實有真本事。
這廝也不怎麼客氣了，讓一旁聽的劉鄖過來幫忙，在會議室內拉開三張大地圖，一張華夏全國各省地圖，一張日本勢力地圖，以及一張世界列強分佈地圖。
吳佩孚拿着指揮棒，指着世界地圖說道，“吳某人自歐洲大戰（一戰）以來，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歐美之崛起與華夏之衰弱，以及日本之興盛而華夏之沒落。最後吳某得出一個結論——還是思想觀念問題”。
“日本帝國之崛起，並不是日本人有多聰明，而是他們順應了世界發展的潮流”。
“由於西方歐美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導致全世界的聯繫日益增強，因此歐美可以將他們的殖民網絡遍佈於全球，可以在全世界各個咽喉之地，設立他們的軍事要塞，從而將全世界的財富向歐美聚集”。
“這些財富，不僅僅是金銀、礦產和糧食之類，甚至還包括先進的文化知識，與先進的技術人才，因此在當今時代，與歐美爲敵就是與整個世界爲敵——這就是整個世界的大勢所在”。
“日本所搞的明治維新，其實就是以英法爲師，希望跟隨在英法的後面，當一個小嘍囉，隨便撿上一些殘羹冷炙而已，到了1871年之後，隨着德意志帝國在歐洲崛起，又讓他們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們認爲——日本也可以成爲列強之一”。
“因此到19世紀後期，日本又改爲以英德爲師，確切的說，是海軍仿照英國、陸軍仿照德國，但是在經濟領域卻照搬了大英帝國，所以日本就是亞洲版的英國，它的發展道路，必然是野蠻的擴張之路”。
說到這裡，吳佩孚偷偷的看了老蔣一眼，然後才略有自豪的說，“吳某人，從1932年返回北平之後，之所以滯留不走，就是爲了搞清楚——日本鬼子侵華的具體套路，以及最後的終極目的”。
“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然而時至今日，吳某人就是一個愚者，也算終於看清了一些門道，那就是——重商主義”。
老蔣突然有些後悔了，早知道吳老總這麼能侃，就該讓宋子文或孔祥熙參加會議，他自己可是青幫流氓出身，後來又依靠丘八上的位，哪裡懂什麼“重商主義”，這個吳秀才太喜歡咬文嚼字了。
至於白崇禧與陳誠，也沒好到哪裡去，蔣百里可能很懂行，但是人家的修養好，豈會輕易出頭——與吳佩孚一一辯論呢，對了，還有劉鄖這個機械學博士，似乎也很懂經濟的樣子。
不過這廝是搞鐵路的專家，又不是搞經濟的料。
老蔣正想讓劉少將出來亮一手時，吳老總已開始向大家講解，什麼是重商主義了——“就是通過做生意的方式，讓一個國家的總體財富增殖，過去是單純的獲取金銀，現在卻包括原料、市場和人才”。
“遍觀古今中外，獲取財富的道路有四種，一種是自己生產、一種是交換，一種是搶劫，還有一種是饋贈”。
“第一種，就是18世紀期間，法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提倡的重農主義——以工農業爲基礎，以自然形成的市場秩序爲最高信條，提倡自由經濟競爭，從而爲國家集聚大量的財富”。
這下蔣百里與劉鄖等人，也真的服了氣了，吳佩孚就是吳佩孚，自小以博學多聞而著稱，哪怕在北洋軍中當兵，也被人稱爲“吳秀才”，不料經歷北伐慘敗之後，反而因禍得福，居然成功的從政治軍事領域，跳躍到了政治經濟領域，不簡單啊，是一等一的大才。
老蔣也暗暗自責，以前真不該以惡意揣測吳老總。
“第二種就是重商主義，也是目前歐美等列強，所倡導的西方文明的核心內容，早期以西班牙、葡萄牙爲代表，現在以英美爲代表，他們通過大航海與全球殖民，目前已經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
“所以他們要求世界各國，必須遵循文明而平等的交換原則，這就是歐美目前所倡導的國際新秩序”。
“第四種就不談了，那是西方貴族之間的問題，又或是朋友或親人之間的事情，在東方文明中，還上升不到國家之間的關係範疇，因此只有第三種情況，纔是中日之間的根本問題”。
“日本鬼子要鯨吞蠶食，要搶劫華夏的財富，從而加快他們自己的財富積累，而華夏則要反吞併、反搶劫、反侵略”。
“由於日本起步太晚，又是一個島國，按說來只有走重商的道路，但是19世紀以後，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一極獨大）已一去不復返，而西方世界逐漸趨於秩序化，大多都注意到了商業問題，連華夏這樣的落後國家，都注意到對外貿易問題，滿清甚至請來了洋人，幫着打理海關與貿易”。
“因此日本鬼子只好選擇——以重商主義爲幌子，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去周圍的各個鄰國之中搶劫財富，以圖完成原始積累”。
“準確來說，日本鬼子是在挑戰整個歐美文明，又或說在挑戰整個國際秩序，19世紀的日本極其弱小，大家都當它是一個笑話，想滅它也只是舉手之勞，到了20世紀初葉，列強又忙於歐戰，它們才迎來膨脹的春天”。
“恰恰是歐美的一次又一次次放縱，才導致日本的上上下下自我陶醉，甚至以爲自己是全世界第一的海軍強國，想在各個領域挑戰歐美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昔日的歐洲霸主——英法俄等國，都是他們的打倒對象”。
“至於美國與華夏，則是大日本帝國崛起的墊腳石，當華夏被吞噬之後，就該是靦腆而孤立的美國了”。
老蔣與劉鄖都有苦笑不已。
蔣委座可是親自訪問過美國，美國究竟有多強大，以他內行而挑剔的眼光去看，自然是一覽無遺。
劉少將則是穿越者，在21世紀的美國有多強大，更是深有體會，日本鬼子竟然將美國當成了魚腩，想怎麼宰殺就怎麼宰殺，哎呀，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吳佩孚的長篇大論終於到了最後。
他很肯定的指出，“日本鬼子侵華計劃，可以分爲三個層次，而最起碼的目標，就是佔領華夏的沿海，以及各個主要的通商口岸”。
“該戰略目標是，讓整個華夏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將由日本帝國來主導華夏的經濟領域，華夏今後無論是進出口，還是與外界的交流都得經過他們的允許，他們將直接從中賺取稅費和差額”。
“如果長此以往的話，日本鬼子將會越來越強，而且由於長期主導華夏的經濟領域，也會對華夏的思想領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最後甚至不費一槍一彈，也能滅亡華夏民族，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進而驅使億萬的華夏老百姓，爲他們稱霸全球當炮灰、當馬前卒”。
當話說到這裡，吳老總也有怔然出神，隨後有些凝重的說道，“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循序漸進，最早還是石原莞爾自己提出來的，得到了很多日本上層人士的支持”。
“但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卻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而且日本的近代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強盜的搶劫史”。
“所以石原莞爾修改了他的計劃”。
“他倡導重商的同時，重視重農的思想，重農就必須擁有大量土地，而放眼日本帝國的周圍，除了華夏之外，也就只有蘇俄了，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的改變，才爆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然而戰爭就是一頭猛獸，一旦放鬆了繮繩，其後果會非常的嚴重，以至中日戰爭越演越烈”。
“好在日本海軍足夠強大，自然就肆無忌憚了”。
吳佩孚將指揮棒一轉，順勢指向了華夏全國地圖，很冷靜的一一劃過，“平津、上海、廣州等沿海大城市，是日軍必須佔領的地方，但是佔領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利用這些地方，令華夏政府受其脅迫，進而妥協纔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