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鄧錫侯與馬鴻賓送走後，劉湘與劉鄖倆人一起坐車，去了灌江口二郎真君廟，因爲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正在那裡朝拜二郎神楊戩，真是入鄉隨俗，與都江堰的民衆打成一片。讓劉司令也哭笑不得，真懷疑德國大鼻子，是否真的知道楊戩是誰，去參拜就不怕得罪基督麼。
基督教，不同於道教和佛教，它是有名的單神教，具有排他性，換而言之，只要信了基督和耶和華，就不能信奉其他的宗教或神靈，一旦遇見，還必須潑污撒尿，因此而導致的宗教戰爭，也不是一次二次了。
當劉鄖倆人抵達真君廟時，天色已經晚了，而法肯豪森將軍，卻跪在二郎神面前，低聲的禱告，久久不起，一應的顧問隨從，早已驚慌失措，不知如何辦了，看到劉湘等人到來，就像見到了救世主一般。
俗話說，“進屋喊人，進廟拜神”。
劉湘與劉鄖進廟後，也沒直接招呼法肯豪森，而是點了一柱香，也向二郎真君參拜一番，待一切禮儀妥當後，才拉起了德國將軍，一起往廟後的小院去休憩喝茶，左右官佐與警衛人員自動去外圍警戒。
法肯豪森似乎有些黯然傷神，與上午在禮堂演講時相比，簡直判若兩人，這廝顯金黃的頭髮，略略有些慌亂，軟軟的貼在額頭，整個人看上去萎靡不振，身上的德軍軍服依舊是筆挺，就是有些華而不實的感覺。
三人坐在小院的木桌邊，彼此大眼瞪小眼，似乎都有所顧慮。
半響之後，法肯豪森將軍才略有苦笑的至歉意，“親愛的劉，我感到十分的抱歉，柏林此次的態度，有些過於曖昧，竟然想與日本人結盟，實在是荒誕不經”。
“與日本人結盟？”素有老好人之稱的劉湘主席，此時也有些出離的憤怒了，一副難以置信的質問道，“德意志帝國，可是世界性的大國，竟然如此不講信義，難道就不怕失去公信力，從今以後，誰還敢與貴國結盟”。
法肯豪森有些欲言又止，劉鄖連忙爲朋友解圍，“此事與總顧問個人無關，德意志與日本結盟，絕對是經過了希特勒的同意，何況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爲天職，總顧問又長期不在國內，他即使想做些什麼，都很不方便”。
劉湘又不是不講道理的人，經人一提點即刻就醒悟了，但是在心中還是有些忿忿不平，因此也不肯當場道歉，劉鄖只好問德國將軍，“總顧問，請恕我直言，中德合作一直很愉快，怎麼會說變就變呢？”
法肯豪森猶豫了片刻，才決定透露一二，於是低聲的解釋道，“此事說來話長，誘因是今年（1936年）的三月份，美國滑稽大師卓別林訪問華夏，華夏官員進行了熱烈的歡迎，以致元首對此很不高興”。
劉鄖不由心中一動，卓別林不就是個滑稽演員麼，怎麼會影響到中德間友誼，雖然這個滑稽大師，是製作了《大獨裁者》，是有點醜化希特勒，然而老希是個政治人物，對於這類的媒體炒作，應該習以爲常纔對。
還是劉湘的反應較快，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不由失聲叫道，“這個汪兆銘好糊塗啊，他怎麼能隨便代表南京政府，胡亂發表個人的言論呢？”
經劉湘細細的解釋之後，劉鄖才知箇中的真相，原來卓別林大師訪問華夏，也不是那麼純粹，他的背後就是親猶反德的美國政客，這些政客正想乘此良機試探南京與柏林的關係，本身就具有半官方的性質。不料汪兆銘嫉妒老蔣訪問美國時，得到了羅斯福總統的青睞，以及其他友好人士的盛情歡迎，因此也想瞄一瞄別頭。
愛出風頭的汪院長，不但親赴上海接待卓別林大師，還率領大小官員一起捧場，還在上海虹橋公園發表了即興演講，宣稱“中美合作，將取代中德合作，將與蘇聯、日本和英國等大國一起，共同維護遠東的國際秩序”。
從表面上來看，老汪的發言也沒什麼稀奇之處，因爲許多政治人物，都喜歡發表這般“高大上”的外交辭令，以及發瘋似的胡說八道，可惜汪院長不學無術，又不怎麼喜歡關心國際大事，這番無腦之言，剛好讓希特勒、戈林、戈培爾等德國政要，火冒萬丈，還以爲華夏即將拋棄德國，轉而與英美結盟。
1936年1月，德國爲了團結華夏，還主動提出幫助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南京憲兵隊伍。3月1日，老蔣還在美國訪問時，華夏憲兵學校就已經悄悄的開張了，日後號稱無敵的中華憲兵，就出自這所特殊的軍事學校。
然而更令德國人仇大苦深的是，1922年法國曾藉口德國沒交付戰敗賠償金，與比利時軍隊一起，佔領了德國的魯爾區，製造了震驚全球的“魯爾危機”。1935年5月2日，法蘇兩國又簽定了《法蘇互助條約》，從戰略上對德國形成東西夾擊，有效時間5年，生效時間正是1936年3月26日。
因此，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決定軍事冒險，單方撕毀了《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條約》，命令德軍開進萊茵蘭非軍事區，並在那裡修築了軍事工事，目的是爲了防禦法國軍隊對德國隨意侵犯的可能。
當然，劉鄖與法肯豪森身在遠東，壓根不知1935年至1936年，德國國內的社會經濟再次出現危機，希特勒此番軍事冒險，也有轉移社會關注焦點的意思。
因此，汪院長的一番外交辭令，真的令人很難說喜、很難說悲，更多是一種無知吧，而就在德國憤怒的時候，日本首相兼外相，廣田弘毅，及時抓住了機遇，派出特使鬆崗洋右，秘密會見了德國的空軍司令戈林將軍。
戈林是一戰期間的飛行英雄，目前是柏林的核心政要之一，日後還登上了德國空軍元帥的寶座，因此很得希特勒的器重，經常與“外交部新星”裡賓特洛普一起，遊說希特勒與日本人結盟，並將國內的溫和派定義爲“華夏遊說團”，其矛頭直指外交部長馮·紐賴特，戰爭部長馮·勃洛姆堡，以及國防軍之父馮·塞克特等鴿派人士。
幸好本時空有劉鄖的出現，及時的提供了初級治療液，導致馮·塞克特將軍沒在1936年與世長辭，因此“鴿派”在德軍之中仍有很大的影響，暫時沒讓戈林等人的陰謀得逞。但是希特勒本人卻心動了，已經派裡賓特洛普擔任他的特使，專門謀劃“柏林—羅馬—東京”得軸心計劃，以及反對紅色蘇聯的“防蘇協定”。
儘管德國鴿派在盡力延遲戰爭的到來，但是許多政治家都看到了一點，“日德結盟是大勢所趨”。
法肯豪森將軍在華夏待了很久，對華夏的基本國情極其瞭解，尤其深知華夏民衆的淳樸與善良，倘若有朝一日，讓他們與日本鬼子一起侵略華夏，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導致他深感良心不安，這就是他來真君廟祈禱的真正緣故。
劉鄖可是未來人，對於德意日三國結盟，形成二戰法西斯陣營的軸心，也是早有心理準備，這些年來他雖然爲德國人，提供了很多的資源與技術，但是從來都沒將抗戰的未來，寄託在虛無縹緲的奇蹟上。
日德結盟，是這個特定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爲德國的陸軍歷來很強勢，但是海軍方面卻極其弱勢，而號稱世界第三的日本海軍，卻剛好能彌補這個致命的弱點，這一點，根本不是華夏在短期內能夠迎頭趕上的。
民國時期的華夏，是個國土龐大、人口衆多的國家，卻也是個全球知名的弱國，尤其是軍事力量方面，不要說與英法相比，就是與日本相比也差之甚遠。
今後華夏也許真的會強大起來，但是在未來的五到十年之內，恐怕是沒什麼希望了，而德國的復興之戰，將在二三年之內打響，因此不能將寶押在華夏身上，那麼主動積極的日本人，就成了柏林的最佳選擇之一。
看到法肯豪森如此的內疚，以及劉湘的氣憤填膺，劉鄖唯有長嘆一聲，於是緩緩的安撫道，“你們都不要自責或氣憤了，《西方·聖經》曾說，‘自救者天救’。德國盟友現在要選擇離開，那是他們的自由，畢竟幫是人情、不幫是本份，華夏沒有資格指責他們，何況我們還有總顧問這樣的友人”。
劉湘苦笑一聲，心情頓時好了不少，他是一方諸侯，什麼樣的背叛沒見過，雖然是氣憤德國的背離，但是更多是一種害怕，害怕華夏被德國拋棄後，華夏將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害怕日本鬼子侵略，華夏孤木難支。
說一千道一萬，最終還是實力的問題。
如果華夏自己的實力足夠強大，又何懼德國的背離，又何懼世界強國的眼色，又何懼日本鬼子的侵略，劉湘是一個真正的華夏軍人，知道中日大決戰無可避免，早已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
法肯豪森將軍沉吟了片刻後，有些猶豫的望着劉鄖，悄聲的提醒道，“親愛的劉，目前，柏林仍在猶豫之中，只要華夏盟友，能再次證明自己的價值，元首也會再次慎重考慮華夏的問題，何況國內目前還有很多的溫和派”。
哪怕只有一分希望，劉鄖也願意付出九十九分的努力，於是很慎重的點了點頭，很及時的問道，“以貴國的總體實力，早已強過了華夏無數倍，我們倆國若是相鄰的話，華夏隨之出兵又何妨，總顧問若有什麼建議，無妨直言”。
法肯豪森也不怎麼避諱，直接提出了他的想法，“在德國的外交部，馮·紐賴特外長，還可以壓住裡賓特洛普，唯有戈林司令最爲麻煩，馮·塞克特將軍，想安插一人進入空軍總部，爭取遏制住這廝的瘋狂行爲”。
“想在重要位置安插自己人，就需要卓越的貢獻，比如空軍的前沿技術。當然華夏本來就落後，讓你們提供技術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塞克特將軍，建議貴國通過與美國的關係，搞來一些先進的航空技術，當然不願意的話，我們也不會勉強的”。
劉鄖有些眉頭緊鎖，他聽懂了法肯豪森的意思，對於與華夏結盟的問題，德國內部也出現了分裂，塞克特將軍雖是德軍之父，卻不想再打仗了，所以成了溫和派的代表，所以纔想與狂熱派或好戰派，爭奪柏林的軍政控制權。
換而言之，德國鴿派在變相的要求華夏，參與柏林的政治鬥爭，但是說到政治鬥爭，又有誰鬥得過希特勒。因此華夏投資德國空軍的話，實質上的意義並不大，頂多讓希特勒在考慮華夏事務時，更加慎重一些而已。
劉湘也大爲搖頭，他自己就是過來人，這些政治鬥爭歷來殘酷，看看在蘇聯方興未艾的肅反活動，就一清二楚了，什麼大將元帥，什麼列寧的親密戰友，統統都是屁話。因爲純粹的軍人，永遠也鬥不過無恥的政客，何況希特勒的國內聲望如日中天，溫和派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