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再重複幾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因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員，推行比“立三路線”還“左”的錯誤路線。
顧順章、向忠發和盧福坦先後被捕叛變，臨時中央被迫陸續轉移。王明暫時主持了幾十天中央工作，就委託24歲的博古（四中全會前也不是中央委員）總負責，自己掛上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牌子赴蘇聯。在共產國際大會上，王明被選爲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公佈名單時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臺爾曼（德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書記）等七位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頭像並排上了《真理報》，可謂“炙手可熱勢絕倫”，身價百倍。
1937年11月，離國六年的王明，代表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儼然成了天上掉下來（毛**當時說“喜從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同樣是他，過去是極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劉少奇語），猛然轉到右的“兩個一切”。拿現在話說，大家都懵圈兒了，就任命王明爲中央書記處書記。接着，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作報告否定毛**及洛川會議方針，毛處境異常困難。似是而非多顛倒，真僞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發。
劉少奇深知共產國際和王明就裡，站在毛**一邊，以華北的抗日**和國民黨的不可靠反駁王明。因此，父親再度被冠以“老機”（老機會主義）遭到圍攻。王明點名批劉“過分強調獨立自主”、過分強調游擊戰爭的作用、游擊戰爭“小冊子提的太多”，明確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爲“不能允許的行動”，“對戰爭的估計是失敗主義”。
歷史往復諭示：真理最初常在少數人手裡！“市中可信有虎”、毛劉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爲、他們同守戰壕。激烈地抗辯和抵制，使會議沒能形成錯誤決定。
南京淪陷後，極其自負的王明（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長）帶團到武漢見蔣介石。出於對蘇聯援華抗日需求，蔣介石還算重視王明，聽多了誇誇其談，出乎意料，根本不甩什麼共產國際書記或“中共原代理***”，倒是照顧周恩來的面子。在長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兩個一切”的右傾路線，跟着國民黨走，不許建立獨立政權等。項英負責，將八省十四地區堅持在老紅區的游擊隊收攏，組建成新四軍，自然完全聽信並執行了王明的主張。
當時，王明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周恩來語），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張聞天、毛**和陳雲三位，在長江局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項英。王明認爲，長江局佔了常委的多數，沒把延安放在眼裡，持對抗立場，嚴重違背組織原則，拒不遵守組織紀律。武漢即將失陷，王明、周恩來與博古隨到重慶，又回延安，項英留在新四軍軍部任長江局書記。後來，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義”“武漢中央化”，就指的這半年多。
插一句家庭要事：在武漢期間，與何葆貞同獄的難友夏之栩媽媽受父親委託，在恩來伯伯關懷下細緻查訪，找到被賣作童養媳的我大姐劉愛琴，親自帶回延安。父親初見11歲木訥膽怯的女兒，說了句“太瘦了，真是太瘦了”，就將女兒緊摟懷中！一直緊張呆滯的孩子，放聲大哭！項英精心安排，派人到老家聯繫上我大哥劉允斌（保華）。不久，我六伯劉雲庭送允斌、允明（六伯長子）到延安，回父親身邊。小哥倆成了“三八式紅小鬼”。
“十二月會議”後，劉少奇和彭德懷帶幾十名幹部回前線。
前面說到，劉少奇提出要在短時期內發展“數十萬人槍”的人民武裝。通過北方局全力發動，到1938年底八路軍擴軍近20萬，加地方部隊、游擊隊、武裝民兵，真的發展到幾十萬人槍！而國民黨軍抗日一敗塗地，大多潰散逃離，我人民武裝成爲華北敵後“最大的軍隊”（劉少奇語）！
剛纔說到，1936年初北方局僅有30多名黨員，一年後黨員已經發展到5000多名。按現在8900多萬黨員來說，這不算多，但從30多人到5000多人，還不算全國各地區黨組織得以恢復發展的人數，已是百倍的增長啊！共產黨在極其兇險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羣衆運動，發展成百上千的黨員，堪稱奇蹟！再一年（1938年）黨員17萬人，中國共產黨早已成爲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劉少奇語）！
八路軍進山西時，劉少奇說我們有了抗日的旗幟，需要人槍，需要錢糧，最重要的我們應該有個家呀！“這個家就是根據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權。”必須馬上建個家，建立根據地。他發出大量電報，指示彭真（代理北方局書記）、聶榮臻（一一五師政委）如何在晉察冀建立根據地（調北方局黃敬爲書記）；又給賀龍（一二○師師長）、關嚮應（一二○師政委）和林楓（北方局副書記）發電報，指示如何建立晉西北、晉綏根據地；並依託八路軍總部彭德懷等，建立晉東南根據地。同時，開闢山東、冀中、冀魯豫、冀熱遼。
父親明示：“這種**當前的迫切任務，是領導抗日遊擊戰爭並取得勝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務應該是：一、普遍地武裝人民，動員人民參戰；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肅清漢奸，取締一切阻礙與破壞人民參加抗日戰爭的行爲”。一塊塊根據地的建立，不僅與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息息相關，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着手建立“新中國的雛形”（劉少奇語），向建國邁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黨、最大的軍隊、最強的政權、最大的地盤。阿基米德說：“給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正是人民給了共產黨、給了劉少奇及其戰友們這個支點，他們已撬動整個中國，也將撬動整個世界！
1938年7月，王稼祥從蘇聯返回，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毛**的政治路線。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父親爲主席團成員。
開始階段，先開了十幾天政治局會議。王明先聲奪人，擡出“國際”嚇，亂扣帽子壓，繼續他的“一切經過、一切服從”那一套，儼然掌控主導局面。此時武漢失陷，急令項英返新四軍。
會議的後半段，毛**作了醞釀已久、胸有成竹的報告，議程大轉折；劉少奇等多數同志的報告和發言，使會議整體大翻盤。經過異常激烈的爭論，否定了王明的路線和“配合國軍打運動戰”主張，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肯定了劉少奇對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獨立自主進行遊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的正確性。
前面簡述了1937年6月的白區工作會議上，毛**曾說：過去“對少奇問題的處理態度上完全不對的……應該作出正確的結論”。這次全會上，毛**在政治報告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結論：對“左”傾宗派主義錯批錯整的同志予以平反。按今天能理解的口頭語叫“一風吹”，其中當然包括對父親受到的批評及撤職處分予以糾正。總結時，毛主席又強調宣佈：“少奇同志歷來是正確的，過去的帽子（1932年在中央職工部）、打擊（1929年在滿洲省委）、批評（1928年在順直省委）等等是不對的”。這是一年前在白區工作會議上肯定劉少奇“基本上正確”後，在中央全會上再次給他平反作“結論”，並進一步確認，父親“歷來是正確的”。這也是第一次在黨的全會上，對以往的錯誤路線冠以“‘左’傾宗派主義”作出結論。
會上，毛**支持，劉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於中央”，並主持起草了我黨第一份黨法黨規黨紀的報告和決定。
會議還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東南局——基本是將原長江局所轄地域一分爲三，以“發展華中”爲重點。鞏固壯大華北很好的局面，同時全黨把發展的重心轉移到華中地區。
華北的“轟轟烈烈”與華中的“冷冷清清”（毛**語）形成鮮明對照。武漢會戰之後，華中地區基本上遍地是槍、到處是匪，國民黨軍隊戰敗後仍留在敵後，與日軍犬牙交錯，恰恰就是沒有共產黨軍隊。當時，新四軍在“國統區”，一無地盤，二無政權，槍彈和糧食都得找國民黨要，難以發展。到處要錢要糧要裝備，成了葉挺軍長最重要的事務。蔣介石再三催逼，新四軍分兵江北敵後作戰，斷了後勤不說，連兵源都成了大問題，頑強堅持，進退兩難。
劉少奇又成爲不二人選，被任命爲中原局書記，再次“深入虎穴”。馬不停蹄，他繼續披荊斬棘“長征”，開闢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