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我在一個寒冷的凌晨到達莫斯科，經過了4個小時的折騰後，終於找到之前訂的小旅館。街上有醉漢，門上無門牌，莫斯科以一種超級不友好的姿態迎接我的到來。
事實上在莫斯科要尋找一個價格合適的小旅館幾乎是難於登天。我把沉重的行李扔在牀邊。這是一間六人宿舍，沒有獨立的洗手間，巨大的房間裡空蕩蕩地放着三張上下鋪的鐵牀。即便是這樣，我也要因爲這張牀的良好地理位置而付出每晚40歐元的昂貴代價。
每天晚上，確切地說是每天凌晨，旅館裡面那些年輕得好像一摔到地上就會摔碎掉的嫩人們就開始喧譁。我一邊堵着耳朵煩躁，一邊悲哀地接受自己真的已經開始像個歐巴桑。
所幸的是這個旅館有一個相當喜人的起居室。寬大而溫暖，老舊的桃木傢俬散發着時光的溫軟感，壁爐旁邊是一個小小的書架，上面放滿了各種旅客留在這裡的書。各種文字的都有，每次坐在這裡看書，都能感覺到某個和我擦肩而過的人。
白天在莫斯科城裡亂轉——如果你恰巧是那種去過30多個國家自助遊的人，如果你又恰巧還是那種覺得自己英語好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你更恰巧是一個總是能夠在旅途中遇貴人的幸運鬼，那麼，你就會在俄羅斯栽一個大跟頭。
我真後悔一時頭腦發熱，因爲兒時關於“蘇聯”的記憶讓人一直以爲這個國家對中國人應該有天生的寬容和接納，於是便去了。俄羅斯讓人難以容忍的地方和它讓人迷戀的地方一樣多，以至那些非褒即貶的形容詞在這裡沒有用途。
所以每天晚上我都拖着筋疲力盡的身體爬回這個宿舍，然後蜷縮在小書架前尋找安慰。然而能夠得到的安慰畢竟不多，在這百來本書裡，唯一的一本中文書是比爾布萊森的《歐洲在發酵》。但最幸運的是，這一定是我此生看過的最妙的旅遊書，在這裡頭沒有任何一點兒有用的資訊，沒有一點兒值得借鑑的經驗。它無用得讓人害怕，無用得讓人傷心，無用的讓人難以忍受。所有的只是他漫無邊際的，對一切事物毫不留情的調侃——或者其實應該稱之爲“調戲”更爲恰當。所以它唯一的美德是能讓人發笑，歇斯底里地發笑。他不惜使用3頁紙的篇幅去形容某個旅館大媽對他犯下的“有可能”的“惡行”，然後對一切歐洲偉大的文明和歷史都絕口不談。他就像一個跟我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那樣，甚至我認爲他根本就是我靈魂的另外一個版本，活在美國，裝在一個大鬍子的男人軀體內。
我決定把這本書偷走。
每天晚上把它還到書架上的時候，我都左右環顧，但哪怕四周連一隻蒼蠅都沒有，我還是不敢把它帶回自己的房間。
躺在牀上，我聽到它在書架上呼喚我的名字，我甚至看到它的扉頁上，作者用手寫的字體標註着：本書獻給我的靈魂知己蔻蔻樑。難道這不是旅行大神教給我的另外一個知識嗎？——如果你很想偷走一個東西，證明它上輩子就是屬於你的。不行，我必須把它偷走。
距離離開莫斯科的時間越近，偷竊的就越強烈地折磨着我。我甚至慶幸這個旅館裡沒有任何一個使用中文的客人，如果我看到它竟然出現在另外一個人的手上，心靈一定會爲愛所傷。我甚至開始相信，一定是因爲有它，我纔會突然決定來莫斯科這種見鬼的地方。一定是它在莫斯科的這個小旅館裡召喚我，穿過西伯利亞的土地，穿過黃風沙，一直跑到我枕頭邊上吼叫，“來與我相聚，來與我相聚。”
否則，拜託，俄羅斯哎。畢竟是一個壓根沒打算髮展旅遊的國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對那些拉個箱子就闖入他們國家的人不好——我沒請你來，你要來，你受罪，你活該。
那麼好吧，就算活該吧。山楂樹的旋律在登機的時候就在腦子裡迴轉，那個叫做紅場的地方應該四季都積着薄雪，聖女公墓有永恆的手風琴聲漂浮，伏爾加河上絕對還有縴夫，冬宮還等着我去解放，普希金拔出他的小手槍，瓦西里是叛徒，而列寧同志已經不咳嗽了，他已經不發燒了！而這本從誕生那日開始就應該屬於我的書，以及書寫它的那個男人，現在已經躺在我深圳的書櫃裡，從此王子和公主過上幸福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