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旅行攻略上的“警告”欄目都會跳過去——切，我來自廣州，長在深圳，誰還怕誰？事實上我不敲人腦袋搶錢幫補一下差旅費就不錯了。每次想到這一點，我都獰笑着安下心來。
今天要說的知識歸我和我的閨蜜旅伴祺祺沈共有：旅途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經過我們嚴密分析，總結如下：女人在途中能夠遇到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人殺掉。如果已經被殺掉了，也就一了百了，沒啥可怕。
如果不殺，第二可怕的無非就是劫財劫色而已。遭劫財，則好言相向，勸他只要把相機卡和護照給我們留下，之後無論是賣藝還是求助警察叔叔，總有回家的辦法。而相機卡里的旅行記憶，也總歸是還保得住的。
遭劫色，就當異國他鄉有了豔遇，無非回家封個嘴而已——一不小心，劫匪如索馬里海盜一樣帥呢，就可以撿了便宜還賣乖，大大享受一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到老時，瞪着搖椅上穿跨欄背心，屁股下垂，流着口水打瞌睡的老伴兒，悲哀而甜蜜地回憶：想當年劫我色的那個死強盜……
瞧，那麼到底女人在旅途中還能有什麼可怕的呢？顯然沒有。想到這一點，我的膽子比健美比賽上那些肌肉男都壯。
有一天膽壯的蔻蔻樑來到了惡名昭著的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的特產可是黑手黨啊，在這裡被殺掉或者被劫財劫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麼，爲了表達對這個城市的敬意，我是不是至少應該懷着半顆惴惴的心，哼唱着《忐忑》，方不顯得失禮呢？
一下火車，果然名不虛傳。火車站廣場的混亂程度跟廣州有得一拼：汽車在人行道上走，人在欄杆上走，好人藏在廣場周圍破爛的房屋裡，壞人全部聚集在路面上。聚集在路面上的壞人臉上都寫着字：“我是壞人”，以及“我纔是壞人”。
一股“重歸故里”的親切感頓時包圍了我——我這是回到了廣州火車站，還是深圳東門？這些混亂不堪和嘈雜聲響怎麼那麼令人賓至如歸啊，以前就聽說與中國人共同點最多的是意大利人，此言果然不假。
我的腎上腺素被黑幫片的記憶刺激得一直飆升。《教父》出來了，《格莫拉》也出來了。一路上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近視的雙眼保持一種炯炯有神的表情，雙手還動不動就把自己的口袋以及揹包輪流摸一趟，用各種肢體語言傳達一句話：“我可是有防備的！”──據一些攻略上說，只要擺出這種有防備的氣勢，壞人就會聞風喪膽，知難而退。
我的好朋友美女蘇蘇曾經獲贈過一個防狼器，據說有200的長焦鏡頭那麼大，包包裡通常放不下，只能扛在肩膀上走。可惜沒找她借了來，否則那個造型想必相當有震懾力，連黑幫老大都要繞道走。
逡巡在這個城市我像警察破門而入一個空屋子之後舉槍四顧那樣，審視它的海岸，搜索它的街道，檢查它的博物館。疑犯一個都沒有出現。我既沒有看到有人尖叫着去追逐一個搶包的小男孩，也沒有見到警車嗚嗚飛過街道。更別說警察把人按在牆上或者用槍指着，這種事情了。好吧，這裡是意大利，至少要有欺負婦女的好色登徒子衝我吹口哨吧？沒有，都沒有。
所以……難道今天是家庭日，黑手黨今天都回家吃飯了？
我無奈而安全地離開。在那不勒斯沒有遇到黑手黨，豈非像去美國沒買Coach（蔻馳）包包，去海南沒買花襯衫？一個旅行者連點兒驚險故事都沒有，回家在飯桌上拿什麼顯擺？你以爲同臺吃飯的人有興趣聽你用文藝腔和形容詞描述那不勒斯就是“一小片天掉到了地上”？
但我畢竟沒有白來。
當我買票回羅馬，把揹包拉到面前時，赫然發現黑手黨還是關注了我。他們沒有對遠道而來的客人視而不見，還是偷偷派人來把我的小揹包割了一下，以表示他們謙遜的歡迎。
精於設計和時尚的意大利人絕非把揹包割出大毛口子的粗人，他們只是把我的揹包搭扣完美地割掉了。割處沒有痕跡，沒有線頭，沒有割壞揹包的任何其他部分。它像一個摘除腫瘤的手術那樣，揹包失去搭扣的光滑部分完美得讓我覺得：原有的搭扣簡直是對這個揹包的褻瀆。
在人潮中，我甚至都能看到他薄薄的雪白刀鋒就這麼輕輕一旋，這個縫得死死的揹包搭扣應聲而落。落在他帶着白手套的另外一隻手上。他無聲地收起這個搭扣，掏出我的錢包一看，才200歐元，比他還窮，算了。
這是一個多麼有品格的那不勒斯黑手黨啊，他甚至沒有驚動我，沒有留下他的名片，他悄悄地來去，不帶走我一個歐元。他代表了那不勒斯的精神，一個城市，就該有點兒“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