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興盛或衰落、股市繁榮或崩潰、戰爭與經濟蕭條，一切都周而復始，但它們似乎總是在人們措手不及的時候來臨。”——彼得·伯恩斯坦《風險》
在《大敗局》出版6年之後，我決意寫作《大敗局Ⅱ》。在這個被英特爾公司的傳奇拯救者安德魯·格魯夫稱爲“10倍數變革”的數字化年代，6年已足以讓一個商業帝國崛起，而我只不過又寫了9個企業的興衰史——我甚至還不能像6年前那樣寫出10個。
本書所記錄的敗局均發生在2000年到2007年之間，將它們與《大敗局》中的失敗案例合在一起來閱讀，你將可以看到過去10年裡發生在中國商業界的衆多興衰往事。在任何一個商業社會中，成功永遠是偶然和幸運的，而失敗則無所不在。商業，就本質而言，是一個關於倖存者的遊戲；對企業家來說，失敗則是職業生涯的一部分。這是一件讓人遺憾、但不可恥的事情，失敗往往伴隨着偉大的創新和冒險。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正是燃燒在企業家內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顛覆着陳舊的秩序，掀起並發動了商業上的巨浪與革命。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探尋中國企業的失敗基因。現在，我稱之爲“中國式失敗”。
“中國式失敗”的前提是，存在一個獨特的中國式商業環境。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一直處在一個劇烈轉型的時代，法制在建設和完善之中，冒險者往往需要穿越現行的某些法規才能成功，這造成很多企業不時運行於灰色的中間地帶，企業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業之外的衆多挑戰。正如財經專欄作家覃裡雯所描述的：“這是一片正在被馴服的莽林，光線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子宮，政策的變化依然可以隨時摧毀民營企業家脆弱的、積攢多年的心血與精力。”
與此同時，這還是一個有“資本身份”的環境。跟幾乎所有發達的商業國家不同的是，我們擁有一個強大的國有資本集團，它們構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本支柱力量，對這部分資本的變革、壯大和保護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主要的方針和使命之一。與其相伴隨的是，國際資本在中國一直受到稅收等多個方面的優待，而萌芽於民間的民營資本力量則在成長的過程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三大資本在中國經濟舞臺上的博弈，構成了所有經濟現象的基本原因。很顯然，對於處在競爭弱勢地位的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必須學着去警惕及防範純商業思維之外的種種風險。這種環境分析能力及所需要的應對智慧，並不是西方管理學抑或歐美大牌商學院教授所能夠傳授的。
“中國式失敗”之一：政商博弈的敗局
如果說6年前出版的《大敗局》中講述的大多是經營性敗局的話，那麼，在《大敗局Ⅱ》中則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敗案例。在某種意義上，它具有更爲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徵。
在本書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種政商博弈的景象：
——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的政商破裂。從1998年起，中央開始實施“國退民進”戰略，國有資本逐漸從完全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大規模的企業產權變革由此開始。據國資委統計，從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銳減到15萬戶，減少了40％。這些企業要麼消失，要麼就改變了產權屬性。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發生了產權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終，前者因種種原因選擇了拋棄後者的策略。這種破裂直接導致了企業的快速衰敗。科龍、健力寶兩個案例堪稱經典。這兩家企業都是在創業型企業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艱苦努力下成長起來的，最終卻因雙方溝通破裂而釀成悲劇。
——宏觀調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中，宏觀調控往往要作爲一個半週期性的因素來加以考慮。從1981年開始，中國經濟每隔3到5年必有一次宏觀調控，而每次整治的重點對象便是民營企業。近年來，隨着國有資本在壟斷性行業中的權重越來越大，其調控的行業性排斥特徵也越來越明顯。有些民營企業冒險突進上游重工行業或壟斷性領域，其政策風險便往往大於任何經營上的風險。在2004年春夏之際，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在重點治理的行業中，便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敗局，如資金市場的德隆、房地產業的順馳、鋼鐵行業的鐵本等等，它們都因爲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失誤而馬失前蹄。
——地方利益競爭格局中的犧牲者。香港的張五常教授認爲，中國經濟的發展整個兒就是區域激烈競爭的產物。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時，它也在客觀上造成了資源的區域性分割，相互以鄰爲壑，楚漢分明，而那些試圖通過全國性佈局以形成整合優勢的企業則很可能在無意間陷於這種利益之爭中。在華晨案例中，我們即可看到中國汽車產業最富想象力的企業家仰融如何失陷於此。
誕生於市場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有目共睹，企業家爲之付出的代價也可謂“血流成河”。企業家馮侖甚至認爲：“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如何有技巧地遊刃于越來越錯綜複雜的政商博弈之中，將成爲考驗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挑戰。
在中國，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怎樣的距離，這是一個已經被談論了將近30年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成長越來越呈現出國家商業主義的特徵。在未來的數年內，財富積累的重點將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其一是以互聯網和移動信息技術爲中心，將會有大量的新興行業和成長機會產生，很多傳統行業將在這種變革中被急劇洗牌，利益將在新的交易平臺上進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壟斷性資源爲中心，將發生一系列的資本重組活動，擁有這些資源的政府將把大量的壟斷機會以市場化方式出售，而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以及民間資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顯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只有一線之隔，一朝得手與穩健擁有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式失敗”之二：創業原罪的困擾
“原罪”是一個舶來的宗教名詞，在企業界卻是一個正宗的中國式拷問。
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企業家階層經歷了數次公衆形象的變遷。改革開放最初期，他們是致富的能人和改革家，是一羣勇於打破舊體制、改變自己命運的人。一度，他們甚至還被視爲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帶頭人，是“國家的新英雄”。當時，對企業家的稱頌日漸成爲社會主流的聲音，就跟20世紀初期的美國社會一樣，中國進入了一個對商業頂禮膜拜並深信技術進步將洗去一切貧困、不平和憂傷的時代，年輕的知識界也開始朗誦起亨利·盧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須被當作最偉大的職業。”
而隨着社會商業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特別是社會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人們也與此同時開始質疑企業家財富聚集的正當性。在一個制度漸變的轉型國家，任何商業上的突破和創新都意味着可能與現行法制發生衝突，因此便存在着無數的“灰色地帶”，幾乎所有的企業家在企業初創期的原始積累階段都有過種種灰色行爲。2003年10月，在雲南彌勒舉行的一次企業家論壇上，主持人請問在座的數百位企業家：“誰敢說你們沒行過賄？沒有行過賄的請舉手！”據當時在場的萬科董事長王石記錄：“在座的老總就開始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會兒開始有人舉手了，舉手的姿勢很緩慢，像做賊心虛似的，最後有五六位舉手。我想在當時的氛圍中，大家都默認：在多數新興企業中，一定存在行賄，不行賄是不正常的。”很顯然，對原罪的質疑，既是部分的事實，也是貧富差距拉大後公衆心理失衡現象造成的。企業家身上的“改革者光環”已經日漸褪去，他們漸漸變成了一個獨立的、高高在上的卻始終被一層質疑的目光環繞着的“金色階層”。
過去的這些年裡，在所有關於中國企業的成長史描述中，都繞不開“原罪”，它彷彿成了懸在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原罪的清算、否認或道德性批判都不能完全破解這個沉重的難題。透過《大敗局》、《大敗局Ⅱ》收錄的19個案例，我們發現了下述事實：
企業“原罪”是一個變革時代的必然現象。在一個轉型時代，任何變革便意味着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帶有違反現行法規的性質，這其實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原罪”。這一轉型時代的特徵使很多企業家始終無法完全地站立在陽光之下，也造成了很多貌似“偶然”的落馬事件。
企業“原罪”是制度建設滯後的產物。中國企業改革的“自下而上”特徵，決定了制度的變革往往會落後於企業的實踐，使企業家自然養成了“繞道前行”的職業習慣。這也最終成爲原罪滋生的緣由之一。有時候，“原罪”甚至是政商共謀的結果。在鐵本案中，我們發現，爲了促進鋼鐵項目的上馬，地方政府曾主動爲企業出謀劃策，將項目分塊切小，規避現有的申報制度。當企業最終遭到懲罰的時候，這一切便都成了“原罪”的證據。
企業“原罪”是“監管真空”所縱容出來的產物。在很多企業案例中，我們看到，企業家因自己的行爲不被制度所容而鋌而走險，但相關的政府監管部門卻令人吃驚地沒有恪守監管之責，以致違規行爲日漸猖獗。於是，那些冒險者要麼成就霸業，要麼造成無比慘烈的悲劇。這一特徵在資本市場上尤爲明顯，在呂梁的“中科系”案以及唐萬新的德隆案中，其違規手法之大膽和明顯都已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卻不見監管者的蹤跡，以致其崩塌之際也造成了重大的社會惡果。
當今中國的商業界仍處於潛規則太多的時期。正如文學家餘秋雨對中國歷史所觀察的那樣，“我們的歷史太長、權謀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內幕太厚、口舌太貪、眼光太雜、預計太險，因此，對一切都‘構思過度’”。我們至今缺少對一種簡單而普適的商業邏輯的尊重，缺少對公平透明的遊戲規則的遵守，缺少對符合人性的商業道德的敬畏。所有這一切都使得中國企業的神話或悲劇難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層莫名的灰色。
這個時代，在許多人的眼裡，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生生不息的成長。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商業法則的成熟與確立，往往同那一代企業家的實踐和遭遇是分不開的。榮·切爾諾在《洛克菲勒傳》中揭示了一個現象：“洛克菲勒和他那一代商業鉅子，在經商中表現出來的無與倫比的才智和貪婪，直截了當地向美國提出了有關規模經濟、財富分配、企業與政府之間應保持何種關係等一些十分棘手的問題。”這種互動最終推動美國的經濟立法及商業精神趨向成熟。而關於原罪的討論、反思及清算，也是中國商業環境日漸成熟的標誌。
在這個意義上，“原罪”最終將是一個偉大世紀生成過程中讓人尷尬卻很難避免的“黑點”。
“中國式失敗”之三：職業精神的缺失
在討論“中國式失敗”的時候，除了體制和制度問題之外，我們還得着眼於“中國式企業家性格”。
哈佛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克里斯·阿基里斯曾經寫道：“許多具有專業知識及天分極高的人幾乎總能做成他們要做的事，所以他們極少有失敗的經驗，而正因爲他們極少失敗，所以他們從來不曾學過如何在失敗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