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工資差距是從70年代後期（增長率下降幾年之後）開始顯著增大，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懷疑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目前還存在疑問。本書用很多篇幅指出，創新活動可以推高對資本品的價值評估，從而把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就業率推向更高的軌道，另外還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因爲產品開發、推廣和評價往往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工作。然而這裡要討論的是低收入者相對於中等收入者的工資水平，答案可能與高技術產業體系的出現有關，因爲通信技術提高了大多數商業創新對技能的要求。史蒂夫·喬布斯必須對相關技術有所瞭解，才能判斷哪些新產品是可行的。新出現的高技術體系對負責其運轉的員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簡而言之，快速創新是問題的根源。然而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數據表明，從整體經濟來看，創新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只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假如創新活動恢復到當年的高水平，那會造成怎樣的就業悲劇！因此，更符合實際的假設是，參與和採用創新的企業往往可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當創新停滯時，其價格也不再下降，這會給弱勢羣體和大多數工人羣體造成較大的損失。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積極採取措施，試圖扭轉或控制差距的擴大。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具有預言性地出現在70年代初，他認爲經濟正義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補貼或者其他手段進行干預，儘可能提高最低工資率。幾年之後，衆議院的威爾伯·米爾斯（WilburMills）領頭並通過了1975年的《所得稅抵扣法案》。該法案規定某個年度的低收入者將獲得未來的稅收抵扣，700美元可能變成1000美元。這個措施恰逢其時，因爲最低收入者的工資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下滑，並延續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里根減稅法案對該法案進行了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顧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質由此變得更類似於兒童撫養補貼，而非工作補貼。但不管怎樣，這方面的年度支出從未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1%。
這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增加收入從而鼓勵人們通過繼續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說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經濟幫助，不管他們是否參加工作。來自稅收抵扣的微薄收入遠遠比不上低收入者從其他補貼項目中獲得的好處，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低收入者住房項目、未成年子女的母親補助、殘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較小的項目。與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相比，從這些項目中獲得的收入加起來更可觀。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社會性轉移支付”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並於70年代飆升到15.03%，幾乎與英國的水平相當，然後在8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21.36%，遠遠超過英國。隨着生產率增長減速的延續，社會福利依然呈現擴大趨勢。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表明，獲得某種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1983年的29%，直線提高到2011年的48%。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增長停滯時，非工作性質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層的10%的羣體在1990年的收入僅爲150億美元，人均約1200美元，而整體經濟中的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當年約爲2.5萬美元……這點兒收入（1200美元）怎麼維持生計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爲大規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於）在崗員工和潛在員工有資格獲得的福利……當年，針對在職員工的各項福利，如醫療補助計劃、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補充收入保障計劃的總公共支出高達1500億美元。從現有的補助項目中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最底層的10%的羣體的工資收入。我們這裡有一個對其依賴度的測算：他們的工資收入在全部收入（現金和實物收入）中只佔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制度並不會增強他們的獨立性……他們還是會依賴，只不過依賴對象會轉移到親屬和慈善機構。
這樣一來，工作被嚴重貶值。願意從事全職工作乃至任何一種工作的低收入者越來越少。
政策制定者在最近幾十年採取了另一種應對措施，即對收入最低的40%的羣體（幾乎是總人口的一半）接近於取消稅收。選擇工作的人（多數是工資較高的人）面臨的稅率也幾乎低於西方其他國家：非常名不副實的所得稅、零住房稅收以及零聯邦增值稅等。於是，美國政府爲收入較低的一半人口負擔了鉅額的財政赤字，使人們的稅後工資、財富和消費基本上保持在相對收入沒有下降的水平。然而，這些政策對於鼓勵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會、增強他們因爲貢獻而獲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無裨益。以前，美國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口雖然不能爲政府提供稅收，也不能影響政府，但至少還有自己的事業和工作，但如今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對政府事務有了發言權卻依然不負擔任何成本。
面對各種問題，政府採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只有表面作用，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此外，即使稅收抵扣、社會福利支出和減稅能夠持續有效地把失業和工資差距縮小到以前的水平，還是會有問題。如果創新萎縮繼續拖累經濟發展，經濟生活的滿意度也很可能下降。從本質上講，政策措施無法解決經濟生活的結構問題和體驗的退步。
此外還有關於工作滿意度的損失和工作安全問題。在增長率增速放緩時，工作滿意度的確出現了顯著下降。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新產品和新工藝的創新速度大爲減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創新帶來的新產品和新工藝，我們可以推論，在產業界從事工作的收益將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滿意度趨勢的數據可用於檢測經濟發展形勢的嚴重惡化。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滿意度問題的多次家庭調查中，雖然某些調查顯示7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滿意度並沒有下降，但總體而言，工作滿意度呈顯著下降趨勢。例如，蓋洛普諮詢公司的一份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邊時感覺很難熬？”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答覆者在1955年佔51%，1988年爲33%，2001年只有23%。吉孚富凱羅普顧問公司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閒的目的是給工作充電還是純粹娛樂？”回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爲48%，1985年爲46%，1995年爲37%，2000年只有34%。最後，蓋洛普諮詢公司在調查中問道：“對你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是否滿意？”回答“滿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爲86%，1973年爲77%，1984年爲70%，1995年爲73%，到2001年僅爲70%。
布蘭弗羅和奧斯瓦爾德對美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工作滿意度數據的分析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一時期出現了“幅度較小但系統性的”下降趨勢。作爲工作滿意度研究方面的權威經濟學家，他們還指出這個結果，因爲在最近幾十年中，工作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在不斷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這個趨勢方面的差異並不明顯。
或許有人會問，工作滿意度的下降趨勢是表明工作士氣出現了問題，還是說由於生產率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導致員工和僱主的地位發生變化？畢竟，美國的失業率曾經在1982年11~12月達到10.8%的高點，那正是對抗通貨膨脹過程中最艱難的時期。然而，即便我們把研究範圍縮小到失業率較低、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這樣的年景也越來越罕見），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滿意度的顯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