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控制措施都意味着必須把私營企業置於政治控制之下，當然這不是回到封建領主制度，而是通過某種政治治理形式。社團主義者認爲，如果經濟發展的主題或方向是通過政治活動來決定，就會出現他們所預想的進步。那麼應該通過何種方式實施這種政治控制呢？整個經濟將被組織成大大小小的羣組，比如企業的羣組和工人的羣組。人們的印象是，不管是工人還是所有類型的人羣，從出租車司機到藥劑師，都因爲相互之間的競爭而受損。有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此前就提出，工人的工資因爲資本的分化和破壞而被壓低。工人們擔心，漲工資會推高其所在企業的產品價格，最終會因其他企業或行業的競爭而丟掉自己的飯碗。但如果成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工會，最好是全國性工會，工人們就會發現自己擁有了夢想中的壟斷力。在倡導這種工會主義時，人們並沒有考慮到漲工資會造成工作崗位的減少。奇怪的是，社團主義的思想家認爲，把廠商組織成大型卡特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其含義是，隨着卡特爾的組建，勞資之間的力量平衡就會恢復，工會和卡特爾的組建都不會造成工作崗位的減少。這樣的論點似乎沒有注意到，工資上漲會導致供給減少，而允許企業聯合漲價將造成供給的進一步收縮。對此，社團主義提出了最後一個觀點：由勞資雙方在密室裡談判，將產生一種團結和有目標的新經濟，僱主就不再需要採取停業和大規模解僱的威脅手段，工人們也無須通過曠工、停工和大罷工達到目的。這種新的產業和平景象將改善企業運作的效率，最終實現在工資和利潤雙雙提高的情況下，就業崗位還能增加而非減少的願景。
不管社團主義者的信仰、目標和手段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他們對歐洲人的吸引力絕對不容小覷。社團主義的學說很快被付諸實踐，並席捲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20世紀早期的社團主義
意大利可以說是第一個按照社團主義的思想路線建立經濟制度的國家。生於1883年的墨索里尼（與熊彼特和凱恩斯同年）來自弗利省的一個貧苦家庭，他成爲社團主義經濟在意大利最強有力的擁護者，最終成爲其首席運營官。做了很短一段時間老師後，墨索里尼成爲政治新聞人，編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報紙《前進！》（Avanti!）。在認識到企業私有制比工人所有制或工人控制更能促進經濟發展之後，他在“一戰”來臨時脫離了社會主義，創辦《意大利*》（IlPopolod’Italia）並將其作爲他的宣傳機器。意大利在“一戰”中同奧地利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最後卻沒能因此得到回報，因此急需一位領袖滿足人民在世界上彰顯重要性的願望。作爲出色的演講家和精明的策略家，墨索里尼很適合扮演這個角色。他把很多社團主義者和昔日的社會主義盟友招募起來，成爲法西斯黨的領袖。在贏得廣泛支持後，墨索里尼於1920年當選爲議會代表。他在1922年年初組織了“向羅馬進軍”的大遊行，很快被國王維托裡奧·伊曼紐爾三世（VittorioEmanueleⅢ）任命爲總理。1925年，墨索里尼削弱議會權力，成爲獨裁者。當時的意大利乃至歐洲其他國家並沒有憲法，缺乏對這樣的行動採取司法審查的程序。
在那些年，墨索里尼的計劃對意大利的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1919年的《法西斯黨宣言》要求對資本徵收重稅、工人蔘與公司管理、實施最低工資法等。另外對生產效率也非常重視。在組建政府後，墨索里尼很快把工作目標放在經濟復興上，然而試行的政策卻導致他的思想再度發生變化。
墨索里尼政府看到，美國和英國的經驗表明，19世紀的自由主義開創了100年的增長，於是開始廢止過去10年制定的很多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例如，1923年終止保險業的國有制，1925年終止電話網絡的國有制，同樣在1925年，他取消了社會主義者給工會的授權，甚至減免進入意大利的外國投資的稅收，對外締結貿易協定。就像今天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一樣，墨索里尼政府在1926年爆發貨幣投機事件後向銀行提供救助。但最後，意大利對於世界性重商資本主義的嘗試沒能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也未能保護民衆免遭嚴重衰退的影響。墨索里尼得到的結論是，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義難以支持快速的經濟增長。
此時，墨索里尼的思考逐步轉向了社團主義經濟的概念。他所追求的不只是增長率的提高，還要通過對制度、價值觀和信仰進行根本性改造，使意大利經濟快速現代化。墨索里尼很痛苦地記錄了他對“超級資本主義”的不滿——大規模生產同質商品，他同樣不喜歡社會主義卡特爾或壟斷資本主義——缺乏創新活力以及嚴重的官僚主義。墨索里尼對資本主義的不滿無疑是真實的，當然他並不是社團主義思想家，該角色的扮演者是喬瓦尼·秦梯利（GiovanniGentile）——1932年發表的《法西斯的教條》（TheDoctrineofFascism）的真正執筆人。墨索里尼儘管不是思想家，卻是社團主義經濟的創建人，他所建立的制度與現代資本主義有着天壤之別。
墨索里尼在他自己的書裡描述了社團主義經濟的框架。這個制度的分子是被稱爲“社團”的實體，按照產業劃分爲22個類別，包括糧食業、紡織業、鋼鐵業、賓館業、藝術業和信貸業等。1926年的《工會法》要求，每個產業的社團都要組建一個僱主協會和一個工會。
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工人羣體和僱主羣體之間的階級鬥爭被不同產業的生產商參與的具體問題的討論取代……不同產業的工人之間、不同產業的僱主之間或者僱主和工人之間有可能出現爭議，但這些是人類的衝動乃至生活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表現形式……
社團可以作爲經理人和工人相互接觸、達成合作的機構。在1934年2月的法案之後，社團作爲一種合作機構最終成型。
這與“一戰”前的社會主義流行期相比有了巨大轉變。20世紀初，意大利已成立大量工會，有些還在不久前得到了社會主義政府的承認。1910年又成立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僱主協會——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以便同工會合作，併成爲遊說組織。然而在“一戰”後，工人階級的戰鬥意識增強，衝突愈演愈烈。1919~1921年，各工會發起了“工廠委員會”運動，要求勞資雙方分享企業管理權。重新組建的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則爲保護僱主的控制權而行動。法西斯體系此時加入進來，建立了法西斯主義工會，把其他工會組織邊緣化。歷史學家們把意大利社團主義的確立時間定在1925年，工業家聯合會和新工會在維道尼·卡法瑞裡府邸達成協議，相互承認對方是勞資雙方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墨索里尼的社團主義並不真正是想重建私營業主的控制權。1926年7月的法令的第四十三條宣佈“社團不是民間法人，而是政府機構”，第四十四條補充說“社團組織有權調解下屬組織可能出現的衝突”。1927年4月的《勞動憲章》在肯定私人“所有權”的同時，確認政府有權干預企業僱用工人之類的事務。因此，意大利政府可以自由否決僱主和僱員之間的約定，直到內容令其滿意爲止，也可以對企業的僱傭決策指手畫腳。墨索里尼在1934年1月的演講中談到這種干預權，他解釋說，只有在意大利的愛國僱主和愛國僱員由於某些失誤或協調失敗而陷入困境時，纔會動用干預權。
社團組織在經濟生活中引入了秩序……這種秩序應該通過何種方式發揮實際效用呢？應該通過相關各方的自律。只有在各方不能達成協議或者實現恰當的平衡時，政府才應該進行干預。當然，政府始終擁有不容置疑的干預權，因爲它是經濟生活另一方的代表，即消費。
在這段話中，墨索里尼表現得有些天真或者諷刺。事實上，正是意大利的社團主義製造或者加劇了社會問題，然後需要政府出面解決。社團主義理論家們荒唐地把私營企業引入了比資本主義卡特爾規模更大、掌握更大定價權的僱主協會，同時又創建了比傳統工會規模更大、有時影響也更強的工人辛迪加組織，由此增大了很多機構和聯盟的壟斷權，以至於必須靠無處不在和侵略性的政府幹預行動來約束。不過，我們還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社團主義經濟的表現在總體上註定不如現代經濟，至少不如那些運轉相對良好的現代經濟。
這種三方體系從1926年起開始逐步運轉，到1935年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系統。這種制度在當時是新鮮事物，獲得了很多人或羨慕或嫉妒的關注，包括溫斯頓·丘吉爾、蕭伯納和約翰·凱恩斯等。自20世紀30年代起，完成經濟制度設計的墨索里尼轉而追求他的帝國夢，向埃塞俄比亞和亞得里亞海地區擴張，然後利用國家力量對同性戀者、吉卜賽人和猶太人等羣體展開迫害，最終使其政府遺臭萬年。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意大利的社團主義經濟制度建設卻吸引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注意，並顯然對其他國家走上社團主義道路發揮了激勵作用。
其中之一就是德國。早在意大利的樣本完全實現之前，德國就有了自己的社團主義思想。事實上，德國社團主義的發展還早於意大利，甚至在利奧十三世發佈關於社會責任的通諭之前，德國就出現了對資本主義的社團主義批評：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的論文中提到，社區和行會被摧毀；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émileDurkeim）則認爲資本主義增加了沒有規則約束的衝突。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政治生活中逐漸出現了對意大利實踐的社團主義思想元素的迴應，包括對個人主義的反感、對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摒棄以及對小資產階級的蔑視。不過其他各種思潮在德國更流行，社會主義在德國的根基比意大利更牢固，因此要建立意大利式的社團主義經濟，過程將更復雜、需要的時間也更長。
阿道夫·希特勒發揮了同墨索里尼非常相似的關鍵作用。作爲生於奧地利的一位藝術類學生，希特勒在1919年爲慕尼黑的德隊工作，他被派去當間諜，監視“左派”的德國工人黨（與老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競爭的新興勢力）的活動。希特勒隨即發現自己與德國工人黨的主張不謀而合，倡導德國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作爲一名善於蠱惑人心的演說家，他獲得了德國工人黨的全力支持，還招募了一批武裝力量。1920年，他建議把黨名改爲“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後來被稱爲納粹黨，這個名字凸顯了民族主義立場，並希望繼續利用社會主義的號召力。
納粹黨在20世紀20年代及以後所奮鬥的一個主題是希望重新恢復德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他們關注“效率”，這與墨索里尼的政黨關注生產率如出一轍。1920年的工人黨的第一份綱領（所謂“25點”）與1919年的意大利法西斯黨宣言類似，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內容，要求廢除不勞而獲的收入、對企業托拉斯進行國有化、開展土地改革以及培育“健康的中產階級”等。此外還表達了近乎仇恨的對自私行爲的反對：
個人行爲絕對不能與整體利益衝突……而是要爲整體利益服務……我們要求與所有給共同利益造成損害的行爲進行無情的鬥爭……包括高利貸者、其他投機商、猶太物質主義……黨組織堅信，只有堅持共同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原則，我們的民族才能保持內在的永遠的健康。
納粹黨在國會獲得了多數席位，希特勒也於1933年被任命爲總理。勝利的推動力是1929年的德國經濟蕭條，加上納粹黨攻擊魏瑪共和國政府在處理戰爭賠款等問題上軟弱無能（其實魏瑪政府已經兩次通過談判降低了賠款額，而且實際上幾乎沒有支付任何款項）。從1933年開始，民族社會主義者着手建立包含三個組成部分的社團主義經濟制度：資方、勞方和政府。1934年的《全國勞動組織法》建立了若干產業羣體，每個羣體中都由各級“領導”統率成員。1935年，工會受到監管，要求它們尋找非商業性的動力來提高生產率。卡特爾組織幾乎遍佈整個經濟，加入組織成爲強迫行爲。然後成立了國家經濟商會，以領導所有協會，它有權發佈法律和指令。整個制度帶來的結果是，政府的干預程度可以完全取決於自身的需要。
有一段時間，德國政府試圖直接指揮很大一部分經濟的運轉：要求企業招募指定數量的工人，安排企業生產產品的類型和數量，並對工資和價格進行管制。但是到1937年，政府開始後退：國家經濟商會得到指示，不要進行更多的價格和市場管制，重新通過卡特爾制定價格和工資。納粹政府的關注點當時已轉向外交政策，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能在市場上較爲自由地爭奪顧客和政府訂單。然而，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已足以保證沒有哪家企業敢過於違背政府的意願。企業還可以成爲政府的臂膀，爭奪政府的合同和補貼。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德國的商業人士被迷惑了，誤以爲自己還保留着經濟現代程度較高時所擁有的不受政府約束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