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不久，在APEC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一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就企業而言，就是要求企業降低成本，減輕稅負，提高發展能力，淘汰落後產能，淘汰“殭屍企業”，引領企業向新興領域、創新領域發展，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製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行業債務壓力加大，許多企業進入以債養債、以貸養貸的“龐氏融資”，企業的收益不能覆蓋成本，有些甚至歸還不了利息，進入了從債務到通縮的惡性循環，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爲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
另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行業和領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和不足。
一段時間以來，政府力圖保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需求。但不論是2009～2010年的“四萬億”，還是目前的投資刺激，均收效不佳。企業不願投資、過度負債、產能過剩；銀行壞賬多、利率低不敢放貸，銀行超額儲備率上升，這些情況表明貨幣寬鬆並不能刺激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只會推動資產價格膨脹。
人們在思考，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是否在於供給側結構性的缺陷，即要素價格扭曲導致資源不能有效配置。如一些行業過度投資過度發展，生產出的產品社會不需要，造成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企業還停留在低成本競爭階段。經濟面臨的問題不是短期的、週期性的、外部的衝擊，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部的壓力，單純地提倡需求是難以幫助中國經濟走向復甦。
不難看出，目前社會面臨的問題是無法適應社會消費升級的結構需求，社會是否應該從強調需求轉向強調資本、勞動、技術的供給，答案是肯定的，應從調整經濟結構出發，讓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消除多餘產能，清理“殭屍企業”，爲產業升級創造空間，恢復人們的投資信心。而近期中央多次提出的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當前對經濟問題的重視和對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主義佔據了經濟學的重要位置，許多國家依據凱恩斯的理論制定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並取得了較大效果。
但是，隨着社會人爲地擴大需求，導致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了生產停滯和嚴重失業，出現了物價持續上漲的“滯脹”局面。
而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產生的供給學派，他們批評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並提出相反的論點和主張。反對政府徵收附加所得稅控制物價計劃，主張降低稅率、鼓勵生產，同時恢復金本位、穩定美元價值抑制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爲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並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當前，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GDP增速逐步回落，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究其原因，其中政府、國企和金融體系長期對GDP分配力量的日益強化，導致流向企業和城鄉居民部分的減少，使其投資和消費能力下降；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等金融體系，由於負債率高，國企產能過剩和結構轉型困難，使政府、國企投資和銀行大規模地向國企放款受到阻攔，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的三公消費在反腐倡廉的影響下減少，再加上人口逐步老齡化和出生人口減少等原因，社會總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幅，從2011年後開始下行。
在經濟下行壓力的擠壓下，城鄉居民和許多企業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流量被擠出，使消費和投資能力減弱，現在，居民收入佔經濟總量的比例過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卻高於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進而影響了消費和經濟增長。
有專家認爲，經濟核心的問題還是經濟內部增長動力和活力的問題。其是否產生效益，產生現金流，如果企業本身是殭屍，你再刺激也不會出現所預想的效果。比如，大多數企業已經是殭屍，其本身已經失去了創造價值的能力，貨幣方面儘管有多輪刺激，只是增加了債務，生產的產品不是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只有庫存積壓。過多的過剩產能，銀行還繼續放貸，機構還是去買它的債券，它得到融資後，還只能生產賣不掉的產品。債務進一步擴大，市場不能出清，包袱更重。這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允許其破產清算，或者讓更有效率的機構介入進行重整，把勞動
力、資金和其他資源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這樣才能讓經濟再次煥發活力，這就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
因此，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思路，可考慮從經濟運行的源頭入手，從經濟政策上入手。從凱恩斯主義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管理，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和思路都要變化和轉型。
所以，通過供給側管理，旨在通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後產能，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減輕企業負擔，推動經濟發展。
三
2015年12月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會上強調2016年要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必須從供需兩端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用創新供給帶動需求，用擴大需求倒逼供給升級，實現穩增長和調結構互促共進。
在供給方面，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推動“雙創”和“中國製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服務業、先進製造業發展，繼續扶持小微企業，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用，擴大有效供給。
在需求方面，以優質的產品、豐富的新業態、便利的服務，引領消費需求，繼續支持信息、綠色、旅遊等領域的消費發展，在消費升級中釋放需求潛力。
李克強總理的講話，指明瞭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和先行領域的政策發展趨勢，使今後的宏觀調控思路更加清晰，爲全面實現“十三五”規劃開局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們知道，中國經濟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內部有許多新興產業動能沒有激發出來。從內外環境來看，中國在一段時間內依舊具備中高速發展的能力，但關鍵是要激發潛力。對於供給端嚴重滯後的問題，要通過新供給結構性改革，盤活老需求和過剩需求，創造新的需求才能解決。現階段對於新供給改革應避免炒概念，避免將其理解爲新計劃經濟，避免將需求與供給對立，這樣才能真正推動供給側改革。
爲此，許多專家指出，實現穩增長和調結構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考慮。在宏觀層面，推進改革要着眼於政府自身，着力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和宏觀管理方式，打造市場主體能夠充分釋放財富、創造潛力的良好環境，並使各類政策工具的運用有利於存量資源不斷優化重組，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在微觀層面，要着眼於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率，着力激發市場主體的自身活力，使各類要素能夠便利地進出市場，自由地創造價值，自主地實現價值，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不竭動力。
對於過剩產能如何解決，專家們認爲，用行政手段造成的過剩必須要用行政手段去解決。例如因房價上漲過快，連續多年增加房地產用地供應，帶來了庫存的嚴重過剩，因此政策要針對需求的用途變化做部分改變；例如將現有存量住房用地改變用途，增加健康產業、養老、旅遊等業態。
另外，供給側改革對央企和國有企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許多專家認爲，在不同歷史階段，供給矛盾的單位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從供給角度看，就是產品創新、服務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通過創新引導需求，分配驅動，解決有效需求問題，從多方面來解決“殭屍”企業的問題。
長期以來，依靠傳統的增加成本要素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的老路是越走越窄，效益不高、效率也不高。而在這個基礎上擴大政府開支，來填補傳統產業過剩產能的缺口，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條路也是走不通。所以，從供需兩端加大結構性改革政府的角色就十分重要。我們認爲，改革中政府做的首先是要掃清障礙，建立有利於提升效益的制度，做好基本公共服務，在經濟出現巨大波動的時候用總需求管理平滑它，微觀層面的決定留給企業，留給消費者。有些東西需要政府去引導的，政府一方面要放鬆對供給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去推動供給的變化。
另外，供給側改革意味着政府的行政干預要減少，放權應該更多，壟斷領域或者壟斷環節要逐步消除，要更少的市場準入限制，更低的進入門檻，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更均等的要素價格，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更強的資源和環境約束等。
在解決供需矛盾需求時，供需兩端都不可偏廢一方而單獨依靠另一方，解決問題不能簡單地壓縮需求或者壓縮供給，而是互相協調共同促進。但在某個時期可以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有所側重，而當前就需要提高供給的層次：一是產品研發投入要增加；二是提升裝備水平；三是創新商業模式；四是要保證好的市場環境；五是解決投資動能問題。通過這些措施來推動供給側改革。
四
當前，中國要想搞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這三項原則，並要轉變以需求調控爲主的傳統管理手段，正視和解決需求和供給錯位這一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要轉變思路，積極利用減稅、結構性調整和簡政放權等多種手段。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勇氣和定力，將改革進行到底
，開啓中國經濟新一輪上升週期。因此，我們認爲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行“供給側改革”要強調從供給側入手，解決人們對中高端產品和高品質服務的迫切需求與現有的傳統制造業中低端產品不相匹配的矛盾。確保有效供給能夠及時適應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推動經濟體系穩健化出清，完成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第二，在生產要素、技術進步和制度供給上多管齊下，優化總供給函數中的相關參數，提升總供給的規模、質量與效益。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升人口質量紅利。要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重視人本型城鎮化，破除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梗阻，實現人盡其才。
第三，強化創新驅動，實施跨越式自主創新，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加快科研成果轉化，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重鑄經濟增長新動力。同時，還要優化教育結構，積極借鑑國外經驗，推動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共同發展，高端研究人才與應用技術人才協同培養，助力產業結構高端化。
第四，重視制度供給的作用。要強化法治建設，將潛在矛盾化解於制度框架之內，降低微觀主體的交易成本，爲創新驅動和市場化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五，宏觀政策要託底，實現宏觀調控的根本性轉變，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牢牢守住社會風險底線。首先，貨幣政策應適度寬鬆，有效化解潛在通縮，爲新興行業及時輸入新鮮血液。其次，積極財政政策要精準發力。要從以貨幣政策爲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爲主。如發放貸款要放到一些能增加就業和居民消費的地方，而不是其他支出。再次，逐步完善激勵相容機制，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和主動性，避免“懶政怠政”，有效盤活財政存量資金。加大對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拉動消費和投資，其間亦能使民生得到改善。最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收入分配。切實爲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微觀環境重構過程中失業的勞動力做好社會保障和再就業工作，守住社會風險底線，確保結構優化改革與宏觀大局穩定之間能夠達到有機平衡。
第六，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要將財政政策擴大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爲主轉向以減稅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爲主。每降低一個點的融資成本，就會有幾十萬家企業從盈虧平衡點上變爲盈利，每降低一個點的稅收就會有上百萬家企業獲得新的生機。通過減稅增加要素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發展小微企業，爲企業經營創業活動“鬆綁”，從而激發微觀經濟活力。
第七，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應當把簡政放權、轉變職能、提供服務、滿足升級的需求作爲工作目標。比如說，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企業，讓市場活起來，讓市場效應傳導給企業，讓企業主動去生產（增加供給），以需求倒逼供給升級。政府還可以利用宏觀調控力激活微觀活力，在減稅、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發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給。
第八，企業在“供給側改革”中，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低效企業破產退出機制，推進產能優化重組，完成國民經濟微觀基礎的重構，穩步實現市場出清。首先，逐步打破要素流動壁壘，充分發揮價格機制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引領作用，使其向能夠產生最優產出的領域流動，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其次，重構國民經濟微觀基礎，堅定淘汰落後產能的決心不動搖。因剛性兌付與預算軟約束，很多低效企業佔據着大量的資金與資源。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的優勝劣汰之功，儘快建立低效企業破產退出機制，加快對產能過剩、高污染與高能耗等舊業態的淘汰重組，爲新業態成長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另外，企業要重視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對企業生產全流程有充分的掌控，要深入瞭解、統計、整合、消費者的需求。讓消費決定生產、消費決定價值、消費決定流通、消費決定服務，充分利用供、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杜絕“供需錯位”。
第九，“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後產能。因此，化解產能過剩、消化房地產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發展股票市場，是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的重要辦法。在消化房地產庫存時，可以採取給政策、去限購、零首付、給戶口、退稅等辦法進行。
簡而言之，中央多次提及“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爲近期中國經濟領域談論最多的火熱話題。隨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明朗化，我國傳統制造業優質企業產能有望快速提升，市場活力得到激發，使得新供給能夠迎合新需求，將不斷提升潛在的經濟增長力。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後，“供給側改革”成爲各界關注的新焦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創新未來會更多側重於國企改革、產權制度改革、金融和財稅制度改革等基礎性的體制機制改革，會涉及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
今後，人們會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逐步展開和實施，“供給側改革”將成爲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