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幹的重臣、福建籍官員林則徐（1785－1850）南下禁菸。
1839年（道光十九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公曆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只帶了幾名貼身隨從，悄悄抵達廣州。非常巧合的是，這一天，正是伍秉鑑的七十歲壽辰，滿城官員、商人和文士都趕去爲這位財勢燻人的十三行“商總”暖壽。
可以想象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壽宴上，欽差大臣的到來是一個最熱烈的耳語話題，人們都在猜測即將開始的禁菸運動將以怎樣的方式展開並結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夾在林則徐與洋人之間的，正是眼前這位七十歲的鉅富壽星。
伍秉鑑久聞林氏官聲，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兒子伍紹榮去各大商館，警告外商們，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鴉片商人卻不以爲然，他們既不返航，也不銷燬，而是把裝滿鴉片的躉船開到大嶼山南部藏了起來。情報很快傳到了林則徐的耳朵裡，這成了伍秉鑑勾結煙商的罪證之一。
從禁菸的第一天起，林則徐就把伍秉鑑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煙商的同謀。伍紹榮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希望能就此結案。而在林看來，這顯然是企圖矇混過關，他認定怡和洋行的查頓和寶順洋行的顛地是最重要的敵人，前者“盤踞粵省夷館，歷二十年之久，鴉片之到處流行，實以該夷爲禍首”，後者是“著名販賣鴉片之奸夷”、“誠爲首惡，斷難姑容”。林則徐下令提拿二人，傳訊他們“聽候審辦”。“鐵頭老鼠”查頓見局面不妙，先行躲回英國去了，而顛地卻非常強硬，竟然提出要林則徐頒發親筆護照，擔保他能24小時內回來作爲條件。盛怒之下的林則徐當即派人鎖拿伍紹榮，將他革去職銜，投入大牢。伍秉鑑派人前去說項，林則徐斷然拒絕說：“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
伍家一再與顛地協商，勸其交出鴉片，平息爭端。但是，對立的事態並未因此平息。在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支持下，顛地逃出廣州城。林則徐下令封鎖外國商館，斷絕糧、水等供應。而伍秉鑑則讓人偷偷給外國人送去食品和飲用水，這件事，後來也成了伍家通敵的罪證之一。3月28日，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義律，不得不將鴉片悉數交出，總計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繳出7000箱，寶順洋行繳出1700箱，旗昌洋行繳出1540箱，三大洋行的繳出量佔總數的一半。6月3日，林則徐主持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將兩萬餘箱鴉片全部銷燬。11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貿易。
禁菸事件發生後，回到倫敦的查頓通過下議員史密斯晉見首相巴麥尊，力陳對華開戰，他還帶去了大量的地圖和情報資料。後來，巴麥尊在一封給史密斯的信中說，“基本上是藉助於你和查頓先生，那麼慷慨地給我們提供有幫助的情報，我們才能夠獲得如此滿意的結果。”與此同時，在印度的鴉片市場上，受禁菸消息的影響，鴉片價格狂跌至每箱200元，怡和洋行乘機購入囤貨，後來在中國市場上以每箱800元的價格售出。
一年後的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據一位美國商人的記錄，伍秉鑑當時“被嚇得癱倒在地”。7月，英軍攻陷浙江定海，9月，林則徐遭革職處分。
1841年5月，英軍長驅攻至廣州城下，伍紹榮受命前去與義律談判，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英軍退至虎門炮臺以外，清軍於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銀元賠款。這筆鉅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鑑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賠款贖城只是暫時保住了廣州的平安，在後來的一年裡，中英軍隊多次交鋒，清軍屢戰屢敗，接連失去廈門、寧波、上海等重要城市，1842年8月，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條約內容包括：賠款2100萬銀元（換算成庫平銀爲1491萬兩），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爲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須與英國協商英商進出口貨物需繳納的關稅，這意味着中國失去了重要的關稅自主權。
有史料記載，就當清政府與英軍在南京展開談判的時候，曾有朝廷官員舉薦伍紹榮北上參與談判，而就在他趕赴南京的途中，清代表已經匆匆簽下了《南京條約》。在條約簽署後，十三行成爲2100萬元賠款的重點捐繳對象，1843年春天，廣東官府要求行商繳納300萬銀元，限六日內全數交清，其中伍家認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
對十三行打擊最大的還不是賠款，正如伍秉鑑從一開始就非常擔心的，鴉片戰爭的爆發，同時意味着十三行商人的命運終結。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從此之後，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十三行的子弟們後來相繼投靠洋行，成爲一個新的、同樣充滿了爭議的買辦商人階層。作爲清朝三大商幫之一，十三行率先退出歷史舞臺似乎是一個信號，它意味着中國市場的開放是外來的、被迫的和外商優先型的。這也是人們理解中國現代化路徑的一個角度。
歷史以最殘酷的方式對“精明而懦弱”的伍秉鑑實施了報復。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鑑在內憂外患和責備辱罵聲中去世，終年74歲。在此前的幾個月，他還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庫森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飄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
爆發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在沉重而鏽跡斑斑的國門上轟開了一個血腥的缺口。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時刻，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
後世的中西方學者對於鴉片戰爭的評價有微妙的差異。中國學者大多數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
卡爾·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中論述道：“無論他們認爲是什麼社會、宗教、朝代、或國家形態的原因，導致了中國過往十年來的慢性反抗，以及現在聚爲一體的強大變革，這個暴動的發生，無疑得益於英國的大炮將一種名叫鴉片的催眠藥品強加給中國。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滿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爲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
進入當代之後，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者，也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彭慕蘭寫道，“仔細研究可知，鴉片是促進世界貿易、加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對中國是如此，對歐洲、美洲也是如此。”費正清等人也認爲，“戰爭如果沒有因鴉片而爆發，可能也會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樣爆發。”
很多人帶着複雜而惋惜的心情解讀這一個影響世界走向的轉折。
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從1700年到1820年的一百二十年間，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爲零，同期，美國爲72％，歐洲爲14％，日本爲13％，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爲6％。據此，日本人杉原薰做了一個有趣的“歷史隔斷”，在他看來，如果世界結束於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經濟史的主體就會是東亞的奇蹟：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有節制但穩定地提高，結尾的簡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遙遠的大西洋沿海有相當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長率。
與麥迪森的統計和杉原薰的觀點類似，彭慕蘭和王國斌認定，歐洲與中國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是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纔出現的。而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在我們能夠對其進行計量的範圍內，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因素中佔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甚至根據彭慕蘭等人的研究，中國比較富裕的地區――主要是指江南地區――遲至18世紀中後期，在相當意義上極具經濟活力，相當繁榮。可是，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後，一個單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爲變革的發動機，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應”。
彭慕蘭等學者所得出的結論，在史界引發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他們至少從一個非常機巧的角度復原了歷史的兩個側面：
其一，在工業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既有的經濟總量絕不是惟一的決定因素，與之相比，技術革新構成了工業化進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東亞地區的，它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都與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爲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所有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甚至是毀滅性的。
本書敘述至此，讀者已經隱隱聽到了越來越近的歷史跫音，它的左足繫着明亮的進步，右足攜着黑色的災難，步步艱辛，步步驚險。
對於搖搖欲墜的帝國而言，幡然覺醒還需要一段痛苦的時日。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先是陷入了一場內亂，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太平天國運動，不久佔領南京，慘烈的戰火席捲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殘酷鎮壓下去。這期間，1856年，英法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劫掠並焚燬了西方工程師參與建造的圓明園，清廷被迫簽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俄羅斯人則乘亂蠶食了超過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北方領土。
內亂和外辱，讓中央權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戰。在對太平軍作戰的時期，由滿蒙“八旗”和綠營組成的中央軍屢戰屢敗，朝廷不得不允許下層漢族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力量抵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乘機崛起。這些地方軍閥爲了籌集軍餉，在各商業市鎮“設局勸捐”徵收“厘金”，這一制度的推行實際是地方自治力量強大之始，可怕的“藩鎮現象”重新出現。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模式在帝國覆滅的前夜仍然沒有找到之相配套的、有持續效率的經濟治理制度。
同時期的西方各國，在超越了中國之後，並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嘯前行。1844年，美國畫家莫爾斯發明了電報。1848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國”，民主風潮如暴風雨般席捲歐洲大陸。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在英國倫敦舉辦，這是世界博覽會的開端，有600多萬人參觀了一萬多種最新發明的工業品，其中包括軌道蒸汽牽引車、高速汽輪船、起重機和收割機，《泰晤士報》評論說，“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各族羣第一次爲同一目的而動員起來。”1855年，法國巴黎人承辦了第二屆世博會，人們看到了橡膠和混凝土。1859年，達爾文發表偉大的《物種起源》，以生物進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創論”和“物種不變”的理論，從此，進化論成爲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原創理論，“物競天擇”成爲新的文明共識。1860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林肯宣佈廢除奴隸制度，讓400萬黑奴獲得了自由。1861年前後，瑞典科學家諾貝爾開始研製**炸藥硝化甘油，而更年輕的美國人愛迪生當上了報務員，在未來幾十年裡，他將發明留聲機、電燈、電話和電影，並創辦通用電氣公司。在此時的歐美大陸，鐵路、火車、電報和大型電動機械已得到廣泛的普及。
所有這一切，對於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人來說，都聞所未聞。
在世界文明史和經濟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審視中國工商業的衍變，是一件十分驚心而具挑戰性的工作。在很長的時間裡，這是兩個各自有着軸心的車輪，它們偶爾有交集，但緊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們對彼此的好奇和窺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氣息。
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中國人控制了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它將周遭列國都視爲“藩屬”，提供了一整套基礎於農耕文明的文化準則和工商規範。當歐洲人進入到這一片領域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甚至在一開始，僅僅是一些好奇的、充滿了崇敬之心的採購者，中國人也只是把歐洲人視爲必須容忍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入侵者，這與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景象非常不同。這種均衡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期才被徹底擊破。
而這正是本書終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