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東周之後，隨着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國爲了強盛紛紛實施了變革，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了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等，這一切都爲商業流通提供了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爲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客觀條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了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出一批爲數衆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爾曼人入侵後，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爲成千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才重新復甦。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折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爲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爲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了一千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世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秋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家李濟找出了585個周代城邑，被認爲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面積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十五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積達32平方公里，靈壽和臨淄分別爲18和16平方公里。臨淄有人口7萬戶，按平均每戶五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爲十五萬人。根據學者的計算，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爲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就多達509萬人，城市人口比重爲15.9％。據此可以得出一個讓人驚奇的結論：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已然有相當高的城市化。據趙岡的計算，戰國時期的城市人口比重遠高於晚清1820年時的6.9％。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爲中心，將工商業生產納入到行政管理系統之中，相關的制度有兩個，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所謂坊市制度，就是由政府規定市場貿易的地點和時間，這一制度從周代一直實行到宋代，前後超過兩千年。市籍則是對市場內的商賈進行註冊登記，實行執照制。
古代文獻中，對市場貿易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易經·繫辭下》，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對交易時間——中午——進行了規定。另據《史記·三皇本紀》記載，“日中爲市”的制度是由遠古的炎帝設定的。
在《周禮·地官》中——它被認定爲周王朝的文件彙編——對集市的地點進行了規劃，“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也就是說，國境之內，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就分別有“廬”、“宿”和“市”三種不同規置的集聚場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積”則是供商販存貨的倉庫，方圓五十里設立一個集市，顯然考慮了人口流動的半徑和交易成本。
而這些“市”都被規劃在城市的中心區，四周有牆，三面設門，市內預設一排排的攤位，政府派出官員進行管理，周代設“司市”一職，就是負責管理市場的官員。趙岡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考據，他寫道：春秋戰國時，每個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設立一個市場區，由專人負責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場內進行。也就是說商業區與住宅區要嚴格劃分。爲了配合城內規劃，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職業分配的，據《管子·大匡篇》的記載，當官的家靠近王宮，平民及農民的家靠近城門，從事工商業的則靠近集市。
早期規劃的“市”佔地一井——所以日後有“市井”一詞，即每邊長約三百步，較大的城可以設立多個集市。市內預先劃定商販的攤位，稱爲“肆”。市場管理者把同一類商品的販賣者集中於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攤位販賣不同貨品。行就變成了商品分類，同業排在同一行列，故稱“同行”。
所有在市場內擺攤交易的商販，都必須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這就是“市籍”。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他們在市門經過官署所派門監檢驗證件之後，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稱“市租”，這成爲政府的重要稅源之一。齊國的都城臨淄是先秦最繁榮的大城市，《史記》便記載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可見收入之豐。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時頒佈法令，嚴禁在官市之外另設集市。
這種有計劃的市場規劃，對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階層的催生，顯然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如果沒有巨大的統一市場，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徵，范蠡、猗頓這些商人要獲得鉅富，是不可想象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自先秦以來，中國的治國者就非常善於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干預宏觀及微觀經濟。中國經濟的政府管制特徵，自古猶然，其差別僅僅在於運用巧妙不同而已。
到戰國中期，在西北偏遠的秦國出現了一位極端仇視商人和自由經濟的鐵腕強人，他把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並終而奠定了一個鐵血帝國的基石。
【企業史人物】治生之祖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人言及經商謀生之道，都會以白圭爲祖師爺”——“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是戰國時人，比范蠡晚生約兩百年，與孟子、商鞅同時代。
白圭當過魏國的相，爲官期間，他與前來遊歷的孟子有過一次政策辯論，他主張輕稅政策，提出“二十稅一”，孟子則認爲應該“什稅一”，這段辯論被記錄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後來周遊列國，不再爲官。他對生產好象不感興趣，津津樂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賺取利潤，如果說管仲和范蠡都偏重於商業政策的運用，那麼，白圭則專重於爲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經商格言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糧食收割的時候收進穀物，出售絲、漆，蠶繭成熟的時候，則收進帛、絮，出售糧食，如此運作，就能獲得最大的利潤。當機會降臨的時候，要象猛虎下山一樣的果斷出手——“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這些觀點，與范蠡提出的“夏則資皮，冬則資絺”的“待乏”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范蠡一樣，白圭也非常重視對經濟週期的掌握，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謀取厚利。他將天文與糧食豐歉聯繫起來考察，提出：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與注重享樂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張商人要勤儉節約，在飲食和服飾上都不應該奢侈，最好能夠與僕人同苦樂，“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
在白圭的經濟思想中，最閃光的地方是，他把經商與治國並列而論，視之爲一個正當而高尚的職業，他說：“我從事商業活動，如同伊尹、呂尚爲國謀劃，如同孫吳用兵使計，如同商鞅以法律來治理國家。”。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他提出了商人的“素質模型”。
“智”——商人必須善於分析形勢，及時採取正確的經營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須行動果敢，勇於決策；
“仁”——商人必須用優質商品和服務對待顧客和供應商，對有恩惠的人要捨得施與；
“強”——商人必須能有所守，具有堅強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強”來要求商人，與當時知識界的兩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天壤之別，同時代的商鞅把商人視爲“國害”，孟子則貶稱爲“賤丈夫”，在《孟子·公孫丑下》中，孟子說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春秋利，人皆以爲賤。”後世的治國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對商人予以竭力的貶低和妖魔化。事實上，一直到兩千年後的十六世紀，中國的若干知識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賈無異途”、“以義制利”的觀念。
也正因爲白圭的這些思想，使得他被認爲是繼范蠡之後最懂經商之道的人。一直到1940年代末，很多商鋪仍專設一龕，供奉白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