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啓二年，自沈潅上臺，成爲內閣首輔，內閣開始在北方各省持續的進行人員調整，大量擁有基層行政經驗的官員被提拔了起來，同時開始在北方各省推廣保甲制，並對徭役進行了整頓和改革。
正月，內閣出臺《徭役法案》，規定徭役的徵調只限於百里之內，出工至多不得超過二十天。，超過百里距離的徭役，建設項目必須申報朝廷進行審批，避免百姓長途跋涉之苦。
徭役通常要百姓長途跋涉，所以說明王朝儘管農業稅不高，但是徭役卻是比較重，這也是那麼多百姓隱匿戶籍的原因。
同時還規定，百姓原則上都必須赴役，但實在抽不開身的，也可以交錢不去，但是折錢卻提高到了每日二十文。地方官府拿到錢，必須再另行僱工補上缺額。
徭役制度之所以崩潰，主要是百姓交了錢就可以不去，而且有的地方只要交個二三十文錢就可以不去了。有人這麼幹了，其他老百姓看了也就不平衡了，他們交這麼點錢就能不去，那咱們爲什麼不交點錢不去？
那麼點錢，官府拿到之後又能做成什麼事情？最後這些錢大多不都是被貪污了。在沒有官方徭役組織百姓修繕水利的情況下，北方各省的水利自然就越來越差，拋荒的土地也就越來越多了。
現在都必須要去，不去的話，能交得起那麼多錢，自然都可以不去。二十文錢一天的折算，官府也能僱得起工人。
最後一條就是規定，百姓徭役過程中出現工傷、死亡事故，官府也必須給予賠償。所需錢糧，從田賦中支取。
此次內閣出臺《徭役法案》，就是針對當前的問題進行的改革。
內閣接着又改革了官員考覈標準，將水利修繕、保甲推廣力度納入主要的考覈項目。此時北方的本質問題就是水利年久失修，能把地方水利修好，能推行保甲防範匪盜的官員就是有用之才。
同時還改革了京查，從原本六年一查變爲三年。每逢巳、亥、寅、申之年京查一次，新增的寅申京查爲小查，原本的巳亥京查爲大查。小查即地方上有功績的官員，先記錄在案，一般不進行職務調動，避免流官現象太過嚴重，導致地方行政反覆無常。而有過官員則進行撤職。巳亥大查，則是對庸碌無爲的官員進行撤職外，還將對有功官員進行提拔。
明代京查放在巳亥之年，是比較有深意的。因爲巳亥相沖，爲驛馬之年。如果一個人的八字中，四個生肖中有其中一個生肖，那麼碰上另外一個就會相沖，衝動則意味着變動。
寅申同樣也是驛馬年，與巳亥同爲‘四長生’，是爲木長生於寅，火長生於巳，金長生於申，水長生於亥。
巳亥相沖、寅申相沖，衝則動。
命理中的規律就是，碰上相沖之年，一般都會產生一些變動，例如出遠門、搬家，同樣也包括官場的升降變動。
在這種動盪之年進行京查，運氣衰的官員絕對是倒了血黴。但過去只有‘巳、亥’京查，有些官員的八字裡沒有巳、亥，京查對他們的衝動力度並不大。可是內閣突然搞出一個‘寅、申’京查，頓時讓一些官員叫苦不迭，同時也讓一些官員興奮不已。
這些官員多少也懂得一些命理，自然知道‘寅申’京查的威力，有些運氣衰的官員，自然是感覺完蛋了。而那些碰上寅申之年運氣不錯的官員，自然是十分高興，只要努力做點政績，到時候升官可能性極大。
小查和大查的區分，更多是對地方行政的一把手設立的制度，中國自古以來便是‘流官制’國家，這種制度有一定好處，但同樣也有惡劣的地方。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同樣也是流官制。流官制的惡劣之處，二十一世紀同樣也普遍存在。例如這個領導主政地方的時候，都會提出一個大大的口號和目標，從而以求做出政績。結果政策實施下去不到幾年，這個領導調走了，換了一個領導上來。結果新領導一上臺就把過去的政策給否定了，又提出了另一種發展策略。
結果折騰來折騰去，搞出很多虎頭蛇尾的玩意，簡直勞民傷財。
新的京查制度儘管是三年一次，但是地方一把手只要做得不錯，一般都將會幹滿六年再行升遷，避免流官過於嚴重。
沈潅的改革得到了朱由校的大力支持，這天沈潅將第一批官場人員的變動名單呈交給了朱由校。
名單中，北方各省不作爲的主政官員幾乎被撤了大半，也不是削職，而是被調到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職務上。同時提拔起來的官員，幾乎全是有基層行政經驗的縣令。
這樣的名單放在朱由校面前，朱由校見變動較大，於是讓錦衣衛和東廠分別去核實了一部分。
魏忠賢過了幾天就彙報稱，“皇上，奴婢讓東廠查了一下，沈首輔的名單中，並未發現有什麼問題。”
魏忠賢和沈潅關係不錯，朱由校自然也不會聽信一面之詞。田爾耕那邊的彙報就慢了五六天，顯然做了更爲深入的調查。
“啓稟陛下，微臣派人調查之後。那些調職的地方官員，基本上都是沒什麼作爲的。而沈首輔提拔的基層縣令，在地方上大多頗有名望，受地方百姓稱讚。”田爾耕上報道。
“好，辛苦愛卿了。”朱由校得到錦衣衛的調查結果，頓時放心了下來。確定沈潅不是在通過官員的升降來結黨營私，朱由校於是立即通過了沈潅的這份人事調動名單。
明末的官場儘管貪腐嚴重，但也不是沒有願意爲百姓做事的官員。任何時期，都會有一羣想要爲老百姓做點實事的官員，這種情懷是一些官員天生就有的，這涉及到性格問題。儘管這些官員，很可能也貪污，但是他們存在於這種貪腐嚴重的大環境中，要徹底乾淨那自然是不可能，只是他們同樣也對地方管理比較上心。
另外這個時期畢竟是儒家文化流行的時代，儒家文人儘管出了不少書讀得太多，變成反動派的。但也有不少文官，還是有一定的休養和情懷的。
要想發現這些官員也很簡單，到地方上找老百姓聊聊天就行了。對於那些基層官員來說，顯然不可能像李三才那樣欺世盜名，因爲沒那個資本。他們在地上亂搞就必然會有民怨，而爲老百姓辦了實事，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好名聲。
這些身上正能量爲主的官員提拔上去，效果絕對是立竿見影的。正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碰上一個認真做事的上官，下面的官員也不敢糊弄了事。(。)